《景观社会》（法）居伊·德波
与其他大部分理论家不同，居伊·德波的著述并不多，也从不啰唆，从未越出批评家这个定位。他的作品长短适度，很少有超过100页的。“写作不应该太频繁，”他在《颂词》中建议道，“正像一个人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品尝才能找到上等酒一样。”他落笔后笔调极为经济，毫无故弄玄虚或长篇累牍之处。《景观社会》始终是他的杰作，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它是一本优秀的小书，一首光辉四射的散文诗。德波视这本书为一次去神秘化的行动，甚或就是一种亵渎神灵的行为，一种对现代商业形式的揭露，一种对我们伪善生活的控告。
这本书1967年末由比谢—夏斯戴尔出版社出版，与战后消费主义相悖而行。资本主义对社会的监控已经到了任何人（包括马克思）都无法想象的程度：自《共产党宣言》后的一百年中，资本主义体系尽管有其固有危机，却比以往更加广泛和难以控制。新的市场策略、新的媒体、新的诱惑，如控制生产一般控制了闲暇与消费，一次又一次地侵占空间，俘获了所有人的注意，遍及意识与良知的全部领域。
商业规则侵入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批评家们则试图将这一点指出来。在法国，亨利·列斐伏尔对复杂的“劫后余生的资本主义”和“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深刻反思。在美国，大卫·里斯曼等社会学家发现了“孤独人群”，即一种由于财富向上层人集中而使下层民众发生异化产生的新类型；威廉姆·H. 怀特记载下了被聪明的“组织者”——靠规则和效率发家的官僚与公司首脑们——所开垦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景色。同时，马歇尔·麦克卢汉重提“媒介即信息”：重要的不再是商品的内容而是商品的形式，不再是卖出人们所制造的东西而是卖出“卖”这一行为本身。资本主义正在成为某种虚幻的东西，不仅从真实中，也从商品的物质性本身中脱离出来。正如《景观社会》开篇第1论所说的：“原本活生生的一切都转变为一种再现。”事物的真实性转变为一种影像的景观真实，转变为一种欺骗性的凝视与愚弄手段。
1967年之后，德波成为前沿理论家，成为资本主义新阶段最冷酷的敌人。这一新阶段在经济上十分强大，意识形态则较为隐蔽。二者齐头并进，很快合二为一；政治仅仅力图把握那些联结点。现在，不论哪种意识形态类型的国家，都被包括进了这种体系当中，并很快成为景观资本主义的帮凶、调控各种各样的（有时是破坏性的）资产阶级利润的执行委员会、为景观的生长与利益而战的力量和派系。在这部很快被译成多种语言的专著里，德波试图钻入资本主义怪兽的腹中，揭示出商业逻辑怎样越来越深地介入现代生活。同时，如同1952年姆瓦诺咖啡馆时期所预示的那样，德波对国家崩溃的反思历经15年后达到了顶峰，并以此将马克思的分析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本书中221篇短小、奇异、优美的短论有着警句式的风格，并且充斥着反语及尼采式的语调，令人想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Theses on Feuerbach”）。它们潜在的内涵中生动地（或古怪地）留有马克思主义，结合了年轻的人道主义和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左翼的黑格尔与唯物论的费尔巴哈，好战的马基雅维利与理想主义的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军事上的克劳塞维茨与浪漫的乔治·卢卡奇。德波令人信服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世界图景，在其中，统一意味着分裂，本质即外观，真理即谎言。德波认为，它是一个所有人与事都以某种荒谬的悖论形式参与其中的颠倒世界，正如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所挖苦的那样，我是丑的，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我——就我的个人特点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不诚实、没有良心、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持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
德波想要去易轨（détourn）这个非现实中的现实，这个丑即美、虚伪即诚实、愚蠢即智慧的世界。他试图令其服从于自己辩证的反转以及否定精神，并在这个过程当中写就了关于政治艺术的独一无二、前所未有的作品，其间充满了激进的评论以及战斗的宣言。他试图用理论化的解释揭露拜物教神话以及人们的异化状态；而他内在的斗争诉求试图将工人阶级组织、调动起来，发起工人委员会以结束他们的麻木状态。
应当召集起有行动力的机构以应对景观的“企图”。那些超现代资本主义的符码，今天为人们所熟知的符号系统——如MTV或CNN，微软（Microsoft）或新闻国际 ，麦当劳的金色拱门或者耐克的闪电形标记等——为生活覆上了一层令人昏昏欲睡的迷雾。人们应该被唤醒，因为站在台上的是一个穿着新外衣、戴着新面具的旧敌人。借着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演绎，德波在第35论中发出了警告：“景观的基本活动在于将人类活动中变动不居的一切据为己有，并将其固化……我们认识到，商品这个我们的老敌手，十分清楚怎样以一种乍看起来琐碎、显而易见的形态现身，而其实质相反却是复杂而又充满形而上的精妙的。”因此，商品的这种形而上的精巧与神学的微妙必须被刺穿，被去神秘化。德波在1992年宣称，《景观社会》“在一种破坏景观社会的意图下写成”。“它从未言过其实。”他争辩道。
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形式”观念相仿，商品的“景观形式”也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战略意义。景观社会是过度物化的分隔世界，“分隔已经完成”，德波将其描述为：工人与他们的活动、劳动产品、工友，甚至与他们自身都分隔开来。当一些东西被否定，被从思考的主体那里带走，转变为一个外在于自身并对抗自身的客体时，物化便开始了；它强制性地把思想与其自身、与思考的活动分开。商品越是将世界整合、统一起来，工人的自我意识就越来越被压制和碎片化。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指出在19世纪资本主义中财富如何以“极大的商品积累”形式出现。而在《景观社会》第1论中，德波也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全部生活，表现为‘庞大的景观积累’。”这就是“一个分离出来的虚假世界”，今天的生活成了由专业影像、全球卫星网络，以及高科技装备与多媒体等主导、联合而成的“自动化影像”。
在我们的概念中，这是一个数字比权利更重要、公司发展比市民起义更伟大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所能说出的不外乎那些‘出现的就是好的，好的才会出现’”。“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态度基本上就是被动接受的态度。事实上，这种态度已经通过只有表象没有回应的方式——即所谓表象的垄断——实现了。”景观在根本上是同义反复的：它是“照耀着现代被动性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没有使哲学走向现实”，却反而“使现实哲学化了”。它是“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监禁的噩梦”，一个“将沉睡作为自己最终要求”的社会。并且，景观就是“这沉睡的护卫者”。它是真实男女向某种影像经济的屈服，是人类意识产物逼真的反映。景观“可说是一种资本，以至于堆积物变成了某种影像”。
在《资本论》开篇，马克思坚持认为商品的物质性，即其可触知的特质，与那些创造了它的社会关系几乎没什么关系。从“物”自身之上，我们看不到工人和所有者之间、收入微薄的劳工与富有的老板之间、第三世界农民与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相对于每一组对立的后者而言，前者是被遮蔽的、缄默的且几乎没有意义的存在。这种遮蔽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他要我们看清自己的健忘症和短视。他同样要求我们去探索事物的本源，揭露资本主义的欺诈与意识形态，更为深入地把握真实，改变我们自身的视角。德波清楚，这种转变的任务现在变得更为棘手，因为拜物教已经完全化、复杂化了，其原因简单说来就是它再也不以拜物教的形式出现了。现在，景观影像令我们想忘却这种拜物教的存在——甚至于，它坚持我们应该忘却。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一个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之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德波指出工人们甚至在不工作的时候也不会有回家的感觉；而在家时也始终心神不宁，因为无论工作还是休息，无论生产还是再生产——整个日常生活——都被交换价值囊括、殖民和渗入了。“景观，”他在第42论中提到，“就是商品完全统治了社会生活的那个时刻。”
在闲暇时间，工人变成了消费者，即纯粹的货币持有者；私人生活成为这样一些需要付费的东西的领地：广告、时尚、快餐、电影、流行音乐明星和迷人的肥皂剧，以及对你确知可以得到的东西的追求。第44论中坚决宣称，景观是“一场永不止歇的鸦片战争”。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都凝结成为“景观时间”。经济、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所有界限都模糊了。所有可被消费的时间和空间都转化成了新产品和新商品的原材料。“景观是货币的另一面：它是所有商品的一般抽象等价物。”
马克思的“陌生化劳动”现在被归纳为了“陌生化生活”；一种“对时间的虚假意识”，即时间变得抽象，并被悬置了。景观化的时间被再现为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对死亡的拒斥。德波认为，景观标示出了资本主义对历史与记忆的掌控和诋毁；同样，它也标示出了资本主义对于空间——如时间一样必须被组织化、有序化和监控——的掌控与诋毁。不规则的旧街道威胁着景观现状；对街道秩序的维持在对旧有街道的破坏中达到了极致。必须重新俘获“孤立的个人”并将其“一并隔离”，令他们集中在“工厂与文化礼堂、旅游胜地和新住房开发区”，以及“专门组织起来为孤立的个人彻底进入家庭牢笼后所产生的虚假社群提供服务”的环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拥有整一的空间，”在第165论中继续讨论道，它打破了社会间的界线。这种整一性同时也是一种分布广泛而又十分密集的平庸化过程。为市场的抽象空间大量生产的产品不断积累，正如它已粉碎了一切区域和法律的限制，以及所有维持着手工品特质的中世纪行会规定一样，这种积累也破坏了地域的自主权和特质。
在《颂词》的第二卷中，一组极其迷人的蒙太奇照片展示出了德波生活与工作的全部——影像中的真相，他称之为某种符号的集合——其中有一张是他1967年手写原稿的复制品。德波用细小、谨慎的连笔字体，将一切都写在了那些法国随处可见的方方正正的练习簿上。《景观社会》的手写稿中有大量的勾画与改正，暗示出作者的犹豫不决，但同时也显示出某种准确与整洁。你能感觉到这部作品出自一位自信的完美主义者或能工巧匠，一个从不怀疑自己并追求独特风格的人，一个像德波一样以不作修改为傲、自得于最初之稿的人。如果我们去细读德波的作品，并且学会读出其言外之意，那么我们就会离德波这个艺术家更近些。从他的外貌中，我们也一样能够得知一些东西。
在第二卷的另一张照片中，德波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作家，有些驼背，正紧握着一支笔在记事本前沉思，戴着眼镜，围着一条围巾，看起来充满智慧。他的认真劲儿不像是装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尽管拥有不露痕迹的才智，却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我们知道，他从不喜欢将自己看作一个“知识分子”，然而他的思想仍然不自觉地在知识层面上借由理论与抽象展开。作为一个典型的思想家，他常常用浪漫的手法处理他的他者，即通过肉体、感官来获知世界的现实的人。照片之下的说明文字摘自菲利普·德·科明尼斯的《回忆录》：“通过哪一部作品，你能了解到你正在阅读并且读懂了的那位伟人的卓越之处？”毫无疑问，《景观社会》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每个论题自身都仿若一个情境、一段诗歌。它向超现实主义的回归使得一个梦幻国度浮现出来，表达着潜意识中的渴望与政治纯化的要求。同时，德波的深刻见解中又充满了残酷而现实的、极其警醒的对“是什么”的描述和对“应该是什么”的规划。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第一次被书写成一首抒情诗。它的语调亦赋予洛特雷阿蒙的《诗》以新生，以其否定性的文体为我们展示了商品和缝纫机在解剖台上的真正相遇。德波无疑以《景观社会》为傲，并且为它能够成为一部现代法国经典而感到高兴。在1979年意大利第四版的序言中，他自我评价道：
我夸耀自己为当代的范例之一，因为我写下的东西没有很快被事实所驳倒——我不想说其他人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驳倒了。我毫不怀疑的是，直到世纪末甚至更久，我书中的论断都能成立。
1971年，当百万富翁热拉尔·勒博维西——他很快将成为德波的朋友——所创办的自由田野出版社要将《景观社会》再版之时，德波希望“封面除了一张世界地图外什么也不要”。他说他想要“一册20世纪初的地图集，一张把商业关系在全球的发展情况——人们后来认识到的状况以及对其将来发展方向的预期——用颜色标示出来的地图”。在伽里玛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景观社会》护封上，一个色彩鲜明的世纪末地球仪以其色彩再现出了一个广泛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时代，一个马克思曾在《大纲》中预言资本主义真正实现“以时间消除空间”的时代。
特别是在1880至1914年间，世界市场开始真正形成；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既有关系被永远地改变了。这是《尤利西斯》中詹姆斯·乔伊斯听到了“一切都被毁灭，玻璃碎裂，建筑坍塌”之声的时期，也是原本自治的、自给自足的绝对空间被相对化，同时被并入价值关系与商品交换的时期。这标志着物质世界的真正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重型火炮终于轰垮了整座长城。德波清楚这一点并希望把它放在书的前面。“景观的根扎在经济富足的地区。”景观社会在强制、欺骗与血腥中遍及各地；然而它却承诺着幸福与繁荣。
景观借分隔为名促成了一个“苦难的集合体”。在各种诱人的选项后只是异化的不同表现形态而已。它们被区分为密集型与宽泛型两种压制形式，德波称前一种为“集中的”景观，后一种为“弥散的”景观。二者之间彼此否定却又互相支持，代表着景观力量的两个相对又相继的形式。集中的景观通过个人崇拜、独裁、集权、残酷与野蛮的暴力等发生效用；弥散的景观则更具意识形态性，并再现出“世界的美国化”——一个威胁同时引诱着那些一度盛行过传统形式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的进程。毕竟，它同时捍卫着自由与财富、洗碗工与麦当劳。集中的景观无法将社会的大部分包含在内，而景观弥散时，则只有小部分可以逃脱。
德波在第64论中说道，集中的景观“就其本质而言属于官僚资本主义，尽管它可能作为一种关于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入到处于困难状态下的混合经济体制中，或发达资本主义的特定危急时刻中”。官僚独裁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为被剥削的大众留下什么有价值的选择，因它要自己做出一切选择”。它必然要维持一种永久的暴力。“这种被利用的好形象包含了现存事物的全部，并将自身体现为某个使其自身完整性得到保障的个人身上。”曾经，……所有的苏联人都必须学习列宁和斯大林，并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是英雄人物，十足的明星，德波痛恨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而弥散的景观“与商品的极大丰富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相伴随”。大量的消费与商品充斥着货架并侵蚀着思维能力；各式各样的商品在商店中闪闪发光。靠着那些诡计、噱头和流行时尚，弥散的景观得以兴盛起来。它沉迷在商品中，热衷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与它相伴，商品拜物教达到了“热情高涨的时刻”——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臣服。
德波指出，景观是资本主义试图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人、事之上的“史诗”。它的这种努力若非被迫，便永远不会停息。只有经过了统一组织和战略动员的革命主体，才能威胁到这个“衰落的世界”，才能“使空间臣服于活生生的时间”。活生生的时间意味着“一种人类地理学批判，通过它，那些个人与社团必须构建起场域与事件，而这种构建不仅仅要依靠他们对劳动的占有，也要依靠他们对全部历史的占有来进行”。这就需要与工人委员会、反对中央集中掌控经济的工人阶级专政（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思想”）的力量相一致的对城市主义的重构。这样的重建会唤起真正的“对空间的感知”，一种成功的城市环境易轨，就此为普遍性与特殊性、对本源的固守和对边界的开放建立起来彼此对话的桥梁。它将“不为土地附加任一种特别的附属物，并以寻回旅行的真实感、寻回人生——无论在什么意义上都被视为旅行——的真实感的方式”，重建起空间的自治权。
否定中仍会含有肯定的因素；悲观主义也可能会孕育着乐观主义的果实：历史的重新整合为一部新的历史打开了某种可能性。德波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活动中，为逝去了的时间与空间而悲悼的同时，也充满了对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的苦涩向往。他的批评充满了对那些被景观剥夺的，尤其是从他的青年巴黎剥夺的东西而产生的悲哀，并寻求那些在后景观时代里有待实现的东西。但是他清楚批判理论只能到此为止了：它并不能满足于其自身。对于思想与行动的结合，对于激进斗争的爆发来说，实践是必要的。如若不然，景观的概念本身也将变成另一个景观，一个空洞的辞令，为那个究其根底是它试图推倒的景观秩序而辩护。“为了真正毁掉景观社会，”他在第203论中说道，“人们必须在行动中进行实践。”“整体性批判”必须辅之以“全面实践”。
要想知道布丁的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德波知道，理论并不能对工人阶级中发生奇迹有所期待。尽管如此，工人、学生、艺术家、活动家和反叛者仍然必须以某种方式携手并进，组织协调起来，激发出战斗的自觉。在这种被一分为二的激进主义中，街道成为舞台与界标，也是能对景观造成最大伤害的地方。那里变成景观式的“反景观”的舞台，变成可以参与其间的新情境的建构场域，以及“真正的战争”而非“纸上谈兵”的发生之地。墨迹几乎未干：在这本书出版仅仅六个月之后，德波的理论就成为一种实践的力量，将人们聚集到了巴黎的街道上。“1968年要获得自由，”一幅墙上的标语写着，“就要参与实践。”十七世纪的煽动家雷斯红衣主教在《回忆录》中预言性地写下了：“人们完全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能使他们摆脱其他力量的是那种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能力。”
《景观社会》成为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指导与药方，在法国工人阶级于痛苦中备受煎熬、骚动正在酝酿之时介入了斗争之中——1967年是革命热情达到沸点的前一年。这一理论阐释了政治、城市、全球化经济的语境，指出了敌人的雷区，并且秘密地谋划了一条激进的西北航道 及“现实生活的地形图”。它在城市的鹅卵石下掘出了战壕。德波在1979年意大利语的第四版序言中写道，情境主义国际此时作为激进主义组织竭力在现代社会中推行革命主张。人们很快发现，他们已经在批判理论的领域中夺取了胜利，并巧妙地配合着现实领域的斗争，很快，他们的活动就达到了其历史的顶点。问题是，它既存在于即将来到的动乱中，也继续存在于这些动乱所必然引发的广泛的颠覆性后果当中……那些真正想要去撼动既有社会的人必须构想出来一套理论，借以从根本上解释这个社会，或者至少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理论氛围。
1968年，《景观社会》被涂写在了巴黎、一些重要城市以及外省城镇的墙壁上：“给予工人委员会的权力”，“打倒景观-商品社会”，“大学终结”。它的语句充斥于被现代高层建筑环绕着的巴黎南泰尔大学——一个经典的城市孤立与隔绝景象，一个“城郊的越南”，一座与工人贫民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的简陋窝棚并存的处在边缘地带的大学“新城”。它的环境充满了贫瘠、性压抑、社会压迫以及极权主义的氛围。它是法国文化的缩影，对于一个毫无精神可言的社会来说，这就是它的精神。那些令教育部门困扰的中央集权化、等级制以及官僚主义等痼疾，也同样存在于法国社会的其他领域中。死板的规定制约着学生宿舍以及行动的自由，班上挤满了人，资源紧张，教授们彼此陌生，学生们也普遍疏远。戴高乐右翼政权试图实现经济的现代化，以使其适于当时的欧洲共同市场成员身份，与此同时,失业率开始上升，年轻工人中尤为严重。
两年前，一些情境主义者，包括列斐伏尔的激进学生以及德波的朋友等，曾介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事件。他们试图凭借一本颇有影响的小册子——即突尼斯学生穆斯塔法·凯亚蒂所著的《论大学生的贫困——对经济、政治、心理、性别，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行性建议》（“On the Poverty of Student Life—Considered in its Economic，Political，Psychological，Sexual and Especially Intellectual Aspects，with a Modest Proposal for its Remedy”）——来惹怒、指责（列斐伏尔也参与其中）学生们，并鼓动他们进行革命。他们潜入法国学生联盟（UNEF），指控斯特拉斯堡以及其他地方的学生们迎合由商品和景观掌控的社会。学生的贫困是思想的贫困、勇气的贫困。他们是真正的“乖宝宝”，是正在形成的劳动力，毫无阶级意识。他们接受了“大学工厂”为他们准备的在商业或在公共部门中的位置，从不去质疑这一套使行为、产品、人们以及思想统统异化的生产机制。情境主义国际的文本显然引起了广泛共鸣，而其译本也扩大了它的读者群，在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反响尤为强烈。在斯特拉斯堡，这份文献引致了相当大的愤怒情绪；一部分学生拒绝被整合，拒绝选举。批判意识不断增长，直到第二年（1968年）的3月22日才在巴黎南泰尔大学爆发出来。
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毛主义者侵入并占领了学校的行政大楼。一周前，忿激派委员会 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刚刚建成。其成员在南泰尔大学以及索邦大学的墙上贴上海报、写下标语：“把你的欲望视作真实的东西”、“绝不工作”、“冷漠就是反革命”、“工会与妓院无异”、“教授，你们让我们未老先衰”、“如果你遇到一名警察，就打烂他的脸”。5月初，“3·22运动”的参与者在拉丁区的索邦大学同法国学生联盟会面。官方试图破坏这次会面，却反而让事态更为恶化。机动宪兵冲进了索邦大学的校园，并包围了被学生占领的大楼。几千个学生里应外合，掘出铺路石进行回击。其他地方同样不断爆发小规模冲突，拉丁区的局势愈演愈烈，沙特莱（Châtelet）与雷阿勒区也动乱频仍。在5月6日至7日，学生庞大的游行队伍占领了圣米歇尔大街以及盖—吕萨克街近旁的通道；抗议者推翻、点燃了汽车，投掷燃烧弹，设置路障以阻滞交通。汽车不再拥挤在巴黎市中心，尾气也消散了。革命带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5月13日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总罢工；尽管被法国共产党（PCF）和工会（CGT）阻挠，“学生—工人”的联合却突然好像变得可能了。情境主义者和学生令索邦大学易轨。他们在一幅严肃的壁画上刻下了一个诙谐的卡通标题：“唯有当最后一个官僚用最后一个资本家的肠子吊死的时候，人类才会迎来幸福”。路障建起之处，考试制度即被颠覆了；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变成了新的警察。第二天，在南特市的法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工人占领了公司并将老板拒之门外；同时，在滨海塞纳，克里昂的雷诺公司的工人们也如法炮制。之后，新巴黎报刊发行公司冒险停止了报纸的发行。工人的委员会与学生的委员会联合起来，成为并肩作战的同志。当雷诺—比杨古汽车厂的普通工人接管了这个法国最大的工厂时，工人阶级最终宣布了对学生运动无保留的支持。
自5月20日起，罢工与占领之势迅速蔓延。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一千万的工人放下手中工具，令生产线停滞。法国似乎临近了革命的边缘；一个属于人民的节日隐约可见。霎时间，人们摆脱了异化，赢得了真正的自由，并将资本化的时间弃如敝屣。离开了火车、汽车、地铁与工作，人们再度寻回闲暇时光，时间也焕发出了生命力。学生与工人抓住时机，自发行动，开创出新局面，并实现了工会及政党难以做到或不愿去做的事。然而，就像一切爆发时那样突然，他们很快就被国家和资产阶级以暴力的、意识形态的方式镇压下去了。眼下，那种乐观的允诺，与铺路石下面的沙滩一同消失不见了。乐曲已近终章。显然，已不再有突破现状而得以到达的彼岸了。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巴黎的占领在世界范围内都被看做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人们可以看到工人间的团结、正面的交锋、学生的跨国联合——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伯克利、从哥伦比亚到南特、从索邦到巴塞罗那，不满情绪如野火般蔓延。与此同时，《景观社会》中的诉求，“涂满柯姆利亚大学的同时，也涂满了米兰的工厂。从加利福尼亚到卡拉布里亚，从苏格兰到西班牙，从贝尔法斯特到列宁格勒的各个地方，书中的基本论题或被秘密地传播，或在公开斗争中被宣传。”“在对世界崩溃——现已发生在我们眼前——的思考中，情境主义国际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历史时刻。”
在一些展现学生占领索邦大学的老照片中，能看到德波热切地潜身于运动的中心。当然，他已不再是学生，也不再年轻：在1968年的5月，自由职业者兼革命者的德波已有36岁了，这个年纪长于许多青年教授，而几乎是大部分学生领袖年龄的两倍（比如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在一群孩子中，他看上去一定像个老人，像学生联盟中某个孩子的醉酒父亲。那时他的容貌已然开始变坏。照片中，他被一大群学生积极分子包围，侧立着，没有戴眼镜，穿着一件白色的夹克。比起十年前来，他的脸更为浮肿；酒鬼的面部特征开始清晰地浮现了出来。相较于其他参加1968年运动的人们，即那些在政治上几乎是学步儿童的人们而言，他可以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破坏分子。
德波和其他情境主义政治活动家都是天才的煽动者与组织者，他们的气质兼具行动力和理论性。《景观社会》的精神就存于其间，哪怕仍有人没读懂它的全部，甚或从未读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德波及其他的情境主义者常常有些宗派主义情绪，总与同盟者发生争吵——或者说尤其会与同盟者争吵，而对老朋友和从前的同志也最为冷酷无情。“德波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让-米歇尔·芒雄作为被驱逐的人之一，在其情境主义回忆录《部落》中说，“他当时就很严厉——在他的设想中，与人们相处的方式应是非常严格的。”然而，他与他的伙伴们之间也有不严肃的地方。其中“无疑也有一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他们加入德波的团体仅仅是因为某个朋友。在那里他们无所事事，而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当德波发现他们真的是一群白痴时便会将他们一脚踢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