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市郊区F镇访谈了综治办的赵主任和虞主任，重点讨论了信访问题，有若干值得进一步讨论之处，记录如下：
先记录若干值得讨论的语录，再列举两个上访的案例，再做若干讨论。
（1）信访稳定工作不能就稳定谈稳定。
（2）地方最大的压力是上访访民带来的。访民搞清楚了套路，地方政府越怕，访民越是要利用。
（3）我觉得，访民到北京正常上访，是合理诉求而基层没有解决的，该问责就要问责；不合理诉求，该打击的也要打击。现在上级往往对上访诉求不进行合理与不合理的区分，都要下面解决。合理诉求可以解决，不合理诉求基层如何解决？访民不断地到上面反映情况，必须稳控，但稳控很难。
（4）自2017年2月1日开始，访民稳控责任在户籍地。信访办有两个责任：一是化解责任，一是稳控责任。事发地政府有化解责任，户籍所在地有稳控责任。
（5）领导看的是结果，他们不可能对所有事情一一进行具体分析，听你找各种借口来为主观原因找客观理由。
（6）12345市民热线，越是打得多就越是重视，越是重视就越打得多。2014年规定由镇党委书记亲自交办处理。
（7）12345市民热线确实能解决部分问题，能回应部分社会需求，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
（8）矛盾激化了再去稳控是不好办的。主要是提前排查。一个月一次大排查，一周一回头看。
（9）为维稳而维稳，是维不好稳的。重点不是稳控而是化解。过去维稳相对滞后，现在要提前介入进去。
（10）信访工作是易碎品，谁都不敢吹牛。
（11）有很多事情，明明基层就可以解决，他们却要越级上访。越是领导抓得紧，访民就越是利用这个形势来施压。
（12）服务型党组织，12345市民热线，信访，不断地满足群众的欲望，刺激农民的欲望，结果是做得越多群众越不满意。
（13）信访毕竟还有信访条例来规范，要按程序来走。12345市民热线就随性得多。
（14）上面越是重视上访，老上访户就越是被激活起来，利用这个机会捞取好处。
（15）上访形势严峻不严峻，关键是政治形势紧张不紧张。一般时期访民想去上访就去上访，上访不是大事。特别时期，比如全国两会期间，19大召开，2014年南京青奥会，2016年杭州G20峰会，都会有访民借这些机会来要挟。
案例一：2014年南京青奥会期间，F镇一个老访民，近十多年一直上访，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离谱，根本不可能满足他的诉求。2013年他与邻居打架，打伤邻居被判了一年刑。青奥会前几天放出来了。镇里担心他在青奥会期间上访，安排50多人在他房前屋后盯他。我们不能限制他的自由，也不能进到他家门里去，只能白天黑夜在他家四周盯着，防止他到南京去上访。青奥会结束了，他爱到哪里去上访都无所谓了。
案例二：2016年杭州G20峰会召开期间，F镇一个稳控对象在维稳办的盯防中偷偷离开住处，他离开住处后不久，盯防人员发现稳控对象已经离家，判断他要去杭州，计算所有进杭州路线，初步判断他最有可能从上海或苏州坐高铁到杭州，立即兵分多路前去围堵，奇怪的是一直无法进行定位，也无稳控对象购买高铁票信息。提前赶到杭州守候组的人员在可能由苏州或上海到杭州的高铁到达时守候到了稳控对象，然后将他劝回。后来得知，稳控对象先坐汽车到达苏州，再从苏州坐汽车到嘉兴，再坐高铁到杭州的，并且他是借用他人身份证买的高铁票。
（二）
以上语录和案例可以进行很多有趣的讨论：
第一，上访是所有人的权利。中央要求对待上访要做到“三到位一处理”，即“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要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当然应当允许人民来反映情况，提出诉求，申怨叫屈。只要不违法，人民群众就有到各级政府反映情况提出诉求的权利。即使他们提出的诉求不尽合理，政府也应当进行解释。何况几乎没有完全无理的诉求，所有上访总是会有一些缘由，有一定理由的。
第二，上访也必须要有秩序，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所有访民都集中到中央，就可能造成秩序的混乱。更何况中央不可能亲自处理所有进京上访案，甚至很难判断上访诉求的合理与不合理。中央最终也是将接到的上访转到地方政府，最终是属地基层政府来办理。为了减少上访案层层转办的周折与烦扰，国家提倡逐级上访而不要越级上访。只有在基层解决不了的上访，才逐级上到中央。或在到达中央之前的绝大多数上访在各级地方政府就解决了。正是绝大多数上访解决在了地方，中央才有能力接办和转办一级一级到达中央的上访。
第三，在重大节庆或政治活动期间，上访很容易造成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在重大节庆和政治活动期间，如全国两会期间、青奥会期间、G20峰会期间以及国庆等重大节庆，为了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北京以及举办重大政治活动的城市对上访十分敏感，尤其会对赴京上访的地方政府进行考核。因此，地方政府在这个时期就要特别防止赴京上访发生。
第四，地方政府没有对访民无故进行拘禁的权力。为了防止在敏感时期的赴京上访，地方政府要对当地可能上访的访民进行摸底、排查，形成稳控对象，对稳控对象的行踪要进行掌握，包括安排专人在敏感时期的盯防。盯防当然不能随意限制稳控对象的自由。既要稳控，又不能限制稳控对象的自由，于是就发展出来各种维稳手段，比如请稳控对象去旅游、喝茶、打麻将等。这些维稳手段处在法律边缘地带，掌握不好就会造成更大的怨恨与冲突。
第五，敏感时期的进京上访会导致地方政府被一票否决，因此，保证敏感时期不发生进京上访成为地方政府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些搞清楚了套路的访民就会趁此机会上访，要挟地方政府满足他们的上访诉求。在巨大压力下，只要是地方政府有能力解决的合理诉求，地方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解决之。对于难以解决的不合理诉求，地方政府也尽可能拖延之，以防敏感时期激化矛盾。敏感时期过去了，上访人到北京上访也都不是什么大事了。
第六，在非敏感时期，访民到北京上访虽然不是大事，却也不是好事。虽然国家信访局不再对赴京上访人数进行地方排名，地方政府也能感受到赴京上访所带来的政治压力，赴京上访者都是由具有属地责任的地方政府赴京接返。地方政府因此倾向解决一切可以解决的上访诉求，而不愿激化本来可以消除的各种潜在冲突。
第七，中央在敏感时期对地方赴京上访实行一票否决，以及在非敏感时期对地方上访进行属地责任管理，可以调动地方政府解决矛盾的积极性，防止地方政府动辄向中央上交矛盾。
第八，地方政府与每一个掌握了套路的上访者进行斗智斗勇的博弈。地方政府要解决问题，却担心上访者提出更多诉求。上访者尽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却很难判断清楚最大利益的边界在哪里。地方政府满足了上访者的不合理诉求，不仅可能激发出上访者更多不合理诉求，而且会激发其他上访者也通过威胁赴京上访来谋取更大好处甚至不合理诉求。
第九，地方政府与掌握套路的上访者之间的博弈，一般都会有若干失败的案例，即上访者提出了超过地方政府可以接受的上访诉求，地方政府不能或不敢满足这些不合理诉求，上访者因此采用更加激进手段（包括敏感时期的赴京上访）来要挟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就只能在敏感时期对上访者进行稳控，在非敏感时期任其上访。这样的博弈长期化，上访者就会变得越来越激进偏执，所提出诉求越来越无法满足，解决矛盾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甚至上访者的亲朋好友也无法理解上访者，上访者彻底边缘化。上访成为不归路。
第十，正是这样的极端上访案例，一方面给地方政府带来极大困扰和烦恼，一方面也给上访人带来致命后果。这样的极端案例既教育了地方政府，又教育了所有希望通过要挟地方政府来满足不合理诉求的上访者，从而为地方政府与其他上访者之间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提供了教训和警示。也防止了更多极端上访案例的出现。
第十一，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若干激烈博弈失败的极端上访案件，正是这些极端案例的示众，教育了地方政府和其他上访者，防止了更多极端案例的出现。几乎到任何一个基层政府调研都可以听到几个长期不能解决的极端上访案例，却也就只是听到这几个极端案例，而不会更多。
第十二，上访者有自由上访的权利，包括赴京上访的权利。地方政府受到巨大的属地群众赴京上访的压力，尤其是敏感时期的赴京上访可能会被一票否决，使地方政府在工作中不仅倾向尽可能防止引发矛盾，而且倾向对已有矛盾进行摸底排查，尽可能解决矛盾，消除隐患。
第十三，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矛盾，矛盾是不可能消灭的。只要信访体制存在，就会有上访，就会有因为上访引发的冲突，就会有中央、地方和访民（或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博弈。信访体制不是要消灭矛盾而且要控制矛盾，不是要消灭上访而是要将上访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
第十四，敏感时期严控赴京上访和非敏感时期对赴京上访相对宽松，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政府与掌握套路的上访者周期性的博弈，这种一紧一松的周期，给了地方政府与上访者之间充分的博弈空间。所有时期都敏感，地方政府的稳控成本就会太高且矛盾必然会激化，没有敏感时期，上访者就找不到对地方政府施压的机会。敏感时期与非敏感时期赴京上访对地方政府不同的属地责任处理，是一门真正的艺术。
2017.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