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將會是“設施農用地”大改革的一年，去年“生豬告急”和“大棚房”整治像是一面“照妖鏡”，把國內設施農用地的使用現狀反應得淋漓盡致，也把上層農用地管理混亂揭露無遺。
△園區違規項目被拆掉
△園區不違規的項目也拆掉
一號文件之後，今年會對設施農用地“大動干戈”，這當中有哪些改變，供地節奏能適應項目發展嗎？最關鍵的，發展鄉村項目有哪些板塊可以直接申請使用設施農用地，上層會如何安排？把這些信息抓到手，才不至於“一動土”則擔驚受怕。
敬畏政策，避開土地“雷區”
行業裡的“農業勇士”屢見不鮮：有一個好想法，找一塊地，項目上馬。進展十分迅速，執行力非常強，待一切塵埃落定時，上邊檢查通知送到，整個項目一夜之間夷為平地。
在以前，有很多朋友把政策不放在心上，先斬後奏，在部門之間略施小惠，以為這樣可以高枕無憂了。萬萬沒想到，自己已經進入了土地雷區，一切覆水難收。
所有的項目在初始階段，就要搞清楚哪些土地是“雷區”，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發展項目，做土地的集成應用安排，把設施農用地的功能區劃分清楚。
但也不得不承認，之前的政策對設施農用地管理，並不適應農業農村的發展需求。
比如關於農業園區中的果庫、道路等附屬設施用地，現行規定最多不得超過10畝；關於看護房的認定標準和麵積標準，現有政策規定必須是有門通向大棚內的才叫看護房，北方地區面積放寬到22.5平方米以內；關於生豬生產附屬設施用地是15畝上限；關於休閒農業配套設施用地空白等等，這些都與地方實際需求嚴重不符。
造成了“只要發展項目，必踩土地雷區”的惡性循環，集中在了2019年爆發。用地解決不了，發展就成了空談。所以在2019年底到2020年初，集中出臺了用地系列政策，中央出臺一份指導政策，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做細化和調整。
項目用地找出路，設施農用地政策有調整
涉農項目要規模化發展，申請設施農用地無可避免，一號文件在鄉村發展一、二、三產用地方面都明確的方向，具體政策也在落實。
養殖基地設施用地政策調整：
此前，2016年11月國務院印發《“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的通知》，要求在2017年底前，各地區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隨後，全國20多個省份陸續劃定生豬禁養區，並啟動豬場拆遷行動。豬場拆除加之非洲豬瘟的疊加影響，豬肉價格翻倍上漲。
顯而易見，這樣一來老百姓生活水平直接受到了影響。而後《自然資源部辦公廳關於保障生豬養殖用地有關問題的通知》政策發佈，緊急出臺了生豬養殖用地政策，保障生豬養殖用地需求，明確取消附屬設施用地15畝上限，但不得超過養殖項目用地規模7%。
當然也有特事特辦，即對於用地規模較大的養殖項目，附屬設施用地按7%比例測算超過15畝的話，政策是支持允許的。
種植基地設施農用地政策調整：
“大棚房”清理中也算摸清了種植基地所用配套設施用地的情況，給出了明確的界限和標準。比如：大棚“看護房”標準：南方地區控制在“單層、15平方米以內”，北方地區控制在“單層、22.5平方米以內”，其中嚴寒地區控制在“單層、30平方米以內”（佔地面積超過2畝的農業大棚，其看護房控制在“單層、40平方米以內”）等。
休閒農業配套設施用地調整：
休閒園區的用地需求是沒法避開的，去年雖說是清理“大棚房”，實際針對的就是休閒農業的違建。可是市場是有需求的，不能一棒子把行業就打死，政策上也要適當供地，給鄉村旅遊發展提供空間。上邊把這個權限也已下放到地方，各地方根據實際情況來制定相關用地政策。
犯錯不只一家，行政上也將知錯就改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章開頭我們說過，投資者對設施農用地認識不足，踩了紅線是不假。但也不是他們全部的錯，上層也有錯，可損失是由項目方全部買單的，下一步，行政上會如何調整呢？
用途決定用地。過去有一種觀念，建造臨時建築物的，按農用地管理；建造永久建築物的，按建設用地管理。這對區別農業用途或非農業用途是不科學的，無論哪種建築，都會涵蓋生產和生活，界定不清晰。
地方對農村土地利用管理重視不夠。市、縣級政府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計劃指標安排過程中，對農村用地重視不夠，導致土地審批難、項目落地難，難以保障農村合理建設用地需求。
隨著鄉村振興不斷髮展，新建農業設施項目多為“三產融合”，集種植生產、產品展示、科技研發、辦公住宿、觀光旅遊、技術培訓等為一體，產業融合用地管理缺少具體政策指導，今後“企業花大錢建、政府花巨資拆”這種情況將會被糾正。
回頭看，過去的用地經驗代價太大，浪費了資源與金錢。總而言之“吃一塹，長一智”，我們要對上邊的政策飽有敬畏之心，不盲目闖入土地“雷區”，不存僥倖心理“越界”。
多花時間學習與研究土地政策，為項目發展開個好頭，打牢基礎，只有地基打牢了，才能蓋更高的大樓。特別是鄉村屬於政策密集區，學會“活用政策、用好政策”才能讓項目發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