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授，字不详，广平人。据《献帝纪》记载，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一度担任冀州别驾，被举荐为茂才，历任两次县令。可见他其实是一个立志要有一番作为的人。
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后不久，董卓进京主政，听用周毖、伍琼“任用善士”的建议，任命了一批世家知名人士出任州郡长官，其中韩馥被委任为冀州牧。在《后汉书袁绍传》的记载中，沮授本是冀州牧韩馥的别驾，被任命为骑都尉。
韩馥这个人优柔寡断“素性恇怯”，虽然占据着冀州牧的位置，却缺乏最起码的野心和决断力。当初平元年以讨伐董卓为目的的关东义军联盟在曹操等人的运作之下悄然成立，并遥推袁绍为盟主的时候，韩馥其实是掌握着主动权的。因为袁绍当时正处在他的监禁之下。可是他非但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反而跑去问属下的谋臣，说：“董卓和袁绍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你看我们应该帮谁啊？”这位谋臣当即说道：“兴兵为国，安问袁、董？”由此可见，韩馥其实是个没主意的。一个领导没主意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事是，自己没主意还听不进忠言。
初平二年，公孙瓒在袁绍的暗中邀请下攻打冀州。袁绍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兵不血刃的拿下冀州。他随即派遣属下去吓唬韩馥，对韩馥说：“公孙瓒来了，你可怎么办啊？不如就把冀州交给车骑将军袁绍吧！”韩馥经不起忽悠，就真的打算将冀州牧的位置让给袁绍。可是韩馥的属下们不同意，这其中就有沮授。史书记载，当时沮授和长史耿武、别驾闵纯等人一同来劝阻韩馥，他们说道：“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柰何欲以州与之？”
这段话说的确实是实话。当时的袁绍还远没有形成气候，沮授等人“立可饿杀”的断言绝非空话，可惜韩馥不听，并以“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的话反驳了众人。然后就让自己的儿子将冀州的印绶送去给了袁绍，将大好的机会拱手相让。同时也断送了自家人的身家前程。
袁绍接管冀州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沮授，并“引沮授为别驾”向沮授请教天下大事。袁绍问沮授说道：“今贼臣作乱，朝廷迁移。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然齐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践非范蠡无以存国。今欲与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将何以匡济之乎？”袁绍这说的是自己的志向，他俨然以齐桓公和越王勾践自居，仿佛已经是一方霸主的样子。并且把沮授比作了自己的管仲或者是范蠡。
那么沮授担当得起范蠡和管仲这样的人物吗？
个人认为，担得起！只看沮授怎么回答袁绍的这句话就能够看得出来。沮授说：“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勃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埽；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公孙必禽；震胁戎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
沮授这是为袁绍指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条路的关键点在于袁绍要先拿下“四州之地”然后在“拥百万之众”以后“迎大驾于长安”方可以号令天下。这其实就是后来曹操所走的路子。那么沮授这一番话袁绍听进去了吗？史书记载当时袁绍听了沮授的话大喜，然后说道：“此吾心也”并表授沮授为奋武将军，让他负责“监护诸将”。可以肯定，这是当时袁绍的真心话。袁绍也的确拥有这样的志向，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身实力的变化，这种想法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兴平二年，在李傕郭汜之乱的背景下，汉献帝在杨奉董承的协助下东迁洛阳，并在曹阳遭遇惨败。消息传到冀州，沮授认为这是一个实现自己当年“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的大好时机。于是沮授再次向袁绍提起自己的计划，他对袁绍说道：“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这段话可以说是当年沮授跟随袁绍后所说计划的一个升级版，其中“挟天子而令诸侯，稸士马以讨不庭”的说法成为了古往今来，对三国争霸形式中的一个通俗的范例式说法。堪称袁绍版本的“隆中决策”。《后汉书》记载袁绍本来是要“将从其计”的，毕竟这是当年袁绍和沮授已经商量过的计划。可是却受到了袁绍另外两个谋臣的阻止。这两个人就是郭图和淳于琼。
沮授恐怕也是知道自己在袁绍心目中的地位远不及郭图淳于琼，但还是希望做最后的争取，所以说了一段极具失落的话，他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猒速，愿其图之。”袁绍或许也是听出了沮授话中的失落感，于是找了个“帝立既非绍意”的借口拒绝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迁都许县。袁绍彻底失去了挟天子的机会。
看沮授的故事其实是很郁闷的，郁闷的焦点就在于，袁绍一次次拒绝听从沮授的正确见解，而一步步走上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