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輪工業化】
歷史上，軍隊干政，扮演著調節力量始終是巴西的傳統，但這次不一樣。
1964年政變後出任總統的陸軍總參謀長布蘭科元帥，起初承諾1966年還政於民，最後卻食言，把權力交給了對執政極有興趣，天天喊著要掌權的部下戰爭部長席爾瓦，開啟了布蘭科（64-66）、席爾瓦（66-69）、梅迪西（69-74）、蓋斯萊（74-79）、菲格雷多（79-85）五任軍人總統的21年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
左起：布蘭科、席爾瓦、梅迪西、蓋斯萊、菲格雷多
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軍方主要關注政治社會控制，將經濟政策留給由安東尼奧·內託等一批技術專家，繼續高舞發展主義的大旗。而且與前幾屆政府不同，巴西軍政府獲得了美國支持的世界銀行、國際開發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的貸款。
安東尼奧·內託
內託，1928年生人，巴西經濟奇蹟的操盤手，67-74年任財長，後任駐法大使及農業部長，79-85任總統秘書長，87-07任副議長，也是政壇常青樹
【工業與交通的投資拉動】
軍政府鼓勵出口，增加收入和減少政府支出。還鼓勵外國資本進入，廢除了對國外投資兌回利潤設置限制的法律，數十家跨國公司落戶巴西，大莊園主加足出口生產。
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也有利於巴西。歐美髮達國家大量資本需要對外投資，而巴西正是他們的投資目標之一。
尤其在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間，巴西經濟的實際平均增長率高達12%，在1973年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4%，一時間被譽為“巴西奇蹟”。
這期間，鋼產量增長69%；汽車增長248%，水泥增長104%，鐵礦砂增長184%，就連咖啡也增長46%，大豆增長11倍。通膨率則保持在每年15％~20％的“較低水平”。
當然，1970年三奪世界盃冠軍，永久保存雷米特杯，也成了軍政府的政績之一。
外國投資主要集中在技術密集的部門，如汽車、機電設備和家電行業。而國家在高速公路，鋼鐵，石化，造船和水力發電方面投入大量資金，這對塑造今天的巴西更是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巴西最閃亮的工業名片——巴西航空工業公司Embraer，佔據全球支線客機45%的市場份額，名列波音、空客之後的世界第三大民機制造商，就是巴西軍政府1969年成立並扶持壯大的。
與此同時，國有的巴西電信公司Telebras也於1972年組建。石油，能源和電信等部門都因對國傢俱有戰略重要性，被列入巴西國家安全法範疇。
軍政府政變上臺，本是反對古拉特的國有化政策，結果一下子新建了200多家骨幹國企。當然，這時候當年的右翼政客們早就被封嘴，禁止參與政治了。
後發國家的崛起道路沒有秘密，大工業，大基建
【軍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
然而，就在巴西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巴西貧富懸殊的社會結構不但沒有改變，反而加劇了。
除了資本投入之外，汽車、電器等耐用消費品工業還需要消費者，而軍政府選擇的消費者主要是中產階層。
總結來講，巴西右翼軍政府的“進口替代戰略”，就是先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建立合資工廠，然後補貼中產階層去購買國產工業製成品，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在“巴西經濟奇蹟”的時代，公司經理等白領階層的工資在隨著經濟發展快速上漲，而中低層勞動者的收入卻在下降。
為了讓中產階層有能力花錢，軍政府還通過開放信貸等多種政策手段補貼他們消費。這就是操盤手內託發明的“做蛋糕”理論，不是別人，正是此公。
“蛋糕”理論即先增長後分配理論。它強調要“不惜任何代價加速經濟增長”，“只有先將蛋糕做大，然後才能考慮合理分配”。
而為了吸引資本，在幾年累計通脹上漲超過100%的時候，軍政府頒佈的最低工資標準僅上漲了50%不到。這導致超過三分之一隻能領最低工資的巴西勞動力，購買力不斷下降。
以１９６４年最低工資實際購買力為１００，１９６８年降為７６，１９７４年為５８，１９７７年為６３。而此時巴西的GDP已經翻了一番，名義上躍上了中等收入國家。
1960年的巴西基尼係數已經是“極高”的0.50，1970年惡化到0.57，1977年惡化到0.62。
在城市白領、中產階級們過上美國式生活的同時，巴西的營養不良人口增加了50%~70%，而“絕對營養不良”達到全部人口的七分之一。
藝術家根據盧拉母親事蹟創作的雕塑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
以巴西前總統盧拉為例，他1945年出生於巴西東北部落後農村的貧困家庭，是父母12個孩子活下來的8箇中的老七。7歲那年隨母親坐了13天卡車，去遙遠的聖保羅投奔打工的父親。到了才發現，當裝卸工賣苦力的父親已經另結新歡。
無依無靠的母親拉扯著一群孩子，在聖保羅留下來艱難求生，盧拉只勉強讀了兩年書，12歲就開始在街頭做鞋匠和小販。後來去一家汽車零件工廠做工，每天工作12個小時，其間因一次事故失去了左手小指。
26歲那年，也就是在“巴西經濟奇蹟”的1971年，他因為拿不出醫療費，眼睜睜地看著懷孕8個月的妻子，帶著他們腹中的第一個孩子病逝。
這樣的境遇與經歷，怎麼可能不產生激烈的左翼思潮？盧拉毅然投身工人運動，走上對抗軍政府的政治道路。
貧富差距的擴大和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使巴西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愈發尖銳。左翼游擊隊一時間極為活躍，美國大使、德國大使、瑞士大使、日本領事全都被綁架過。繼任盧拉的女總統羅塞夫就是當年曾經被捕的游擊隊員。
軍政府則大舉鎮壓搜捕，據調查，至少有5萬人被捕，至少有2萬人遭受酷刑，還有數千人被流放和驅逐。被秘密處決的大約是800人。這一黑暗時期在巴西被稱為“鉛的年代”。
【進一步舉債搞發展】
1973年巴西的經濟奇蹟發展到了頂峰，也就在這一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接任的蓋斯萊卻打算創造一段更加輝煌的功績。
他提出了新的五年計劃，以及更宏大的2000年願景，要在“一代人的時間裡，使巴西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
本來，巴西前一時期的經濟快速發展，就是大量舉借外債的成果。
雖然進出口額、外儲都增加了三倍，但外債量更是從1968年38億美元增長到1973年的164億美元，增長四倍以上。
蓋斯萊試圖不惜一切代價繼續保增長，搞經濟刺激計劃以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比如當時世界最大的伊泰普水電站、8個核電站。
但石油危機卻不依不饒地席捲全球。油價從每桶3美元增加到11美元（當時的美元幣值換算到今天要乘以5）。這也導致70%石油依靠進口的巴西，通脹率從1973年的15.5％上升到1974年的34.5％。
巴西的對策就是，依靠自己廣袤的土地，用甘蔗、玉米發展生物酒精，開創了乙醇汽油。但巴西無力阻止國際市場的衰退，1974年至1979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下降至6.5％。
即便如此，軍政府依然在大搞工程，投資183億美元的伊泰普水電站在1975年10月破土動工。18臺發電機組總裝機容量為1400萬千瓦，在三峽建成前，是全世界最大的水電站。
與此同時，巴西還與德國簽署合作協議，要在未來15年興建8座130萬千瓦核反應堆，金額預計達80-100億美元。1974-1981年巴西用於水電、核電、鋼鐵、鐵路和地鐵等大型項目的總投資達520億美元。
伊泰普水電站
【“發展成果超過此前幾個世紀”】
但不管怎樣，到70年代末，巴西已經建成了鋼鐵、汽車、石油、化工等門類較為齊全的工業體系。
到1980年，巴西57％的出口產品是工業產品，而1968年為20％，1973年為30%。
尤其在重工業的代表之一造船上，巴西成為僅次於日本的世界第二大造船國。
發展起來的巴西不僅向歐洲、北美市場出口農產品、輕工業品，而且向非洲、拉美乃至東歐一些國家出口成套設備，提供技術援助，並出口汽車、船舶、飛機、石油鑽臺等。甚至軍火出口也排名世界第五。
短短12年時間，軍政府統治讓巴西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變為新興的工農業國家。現代化工業在國家經濟中佔據主導地位。
巴西的實際GDP翻了一番，“發展成果超過此前幾個世紀巴西發展的總和”， 總GDP從全球第15位躍進到全球第8位。無論如何都是一件巨大的成就。
但就在此時，越滾越大的外債雪球，終於爆發了。
【石油-逆差-外債危機爆發，巴西國家破產】
不管軍政府如何努力發展乙醇替代，1973年巴西用於進口石油的費用僅7億美元，1982年增加到110億美元。
能源進口費用的激增，抵消了出口增長的努力。1973年的外貿盈餘僅700萬美元，到1974年，貿易赤字達到47億美元，經常項目赤字更是達到71億美元。
此後多年，巴西一直處於出口順差被經常項目赤字抵消的狀態，結束了1968-1973年出口高漲帶來外儲盈餘的狀態。而“負債發展戰略”帶來的外債滾雪球，更是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1979年外債500億美元，1981年就超過600億美元，1982年接近700億美元。
滾雪球式猛增，不僅是因為大規模借債基建，而是1979年之後，巴西陷入了借新債還舊債，寅吃卯糧的絕境。
70年代末，美國國會通過了禁止向侵害人權的軍事獨裁政府提供援助的法案，也就是基本卡住了巴西能從美國和美國支持國際組織得到的優惠長期貸款。
這使得巴西只能更多地向歐美商業銀行，借貸市場利息的短期貸款。以此同時，美國為擺脫滯漲，美元利率從每年6.7％上升到15.5％，國際市場的利率更是增加到20%以上。
1978年，巴西需支付利息27億美元，1982年巴西需支付107億美元，這個數字已經超過出口順差，更不用說巴西還有大致等量的經常項目赤字了，也就是說，巴西實際上已經喪失了還貸能力。
瘋狂的借新債還舊債仍然沒有結束，巴西外債1983年超過800億美元，1984年超過900億美元，1986年衝上1000億美元。
而當時巴西GDP的量級也就2400億美元左右。巴西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宣佈停止對外償還外債，實質破產。
末任軍政府總統菲格雷多完全沒有辦法，自身也病體懨懨，只好還政於民，把爛攤子丟給民選政府去解決。
巴西究竟是如何解決這鉅額的債務的呢？請待明天爭取講完的下集和下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