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时，一天，他在亭子中徘徊，看见有一个头顶戴着耀眼翎的人，拿着手板，向仆人做苦苦请求的样子。仆人摆手拒绝他，举止非常傲慢，那个人无奈地离去了。第二天登亭，曾国藩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他看见那个人摸索袖中，拿出一包的东西，弯着腰献给仆从，仆从马上变了脸色，曾国藩看到这里，心中有点疑虑。
过了一段时间，曾国藩在签押房，看到仆从拿着手板进来，通报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让仆人将此人请进来，原来就是自己连日来亭子所看到的向仆从苦苦哀求的那个人。曾国藩问监司何日来这里的，监司答说已来三日。曾国藩又问为什么不来觐见，监司则支支吾吾不能对答。于是，曾国藩对监司说：“阁下新近就任，难道不缺什么办事的人吗？”监司回答说：“衙署中虽人满为患，如果您要是有推荐的人，在下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便对他说：“那好，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仆从实在是太狡诈，万万不可以派以重要的差事，只让他得一口吃就足够了。”监司点头称是。
于是，曾国藩召那位仆从进来，严肃地对他说：“这里已经没有用你的地方了，现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希望你好好侍从新的主人，不要怠慢。”仆从不得已，以示谢意。等到退出去以后，大为气愤，携带行李去了别的地方。
曾国藩之所以对这名仆人的事处理的这么不留余地，是因为她明白自己身边绝对不能留此等私心重、奸佞之人，否则终有一天自己会被连累。曾国藩是幸运的，因为仆人索贿一幕恰巧被他看见，让他及时看清楚了这个仆人的品性之差，她才能做出把他送走的正确决定，倘若他没看见这一幕，那个仆人以后就会继续像其他人索贿，甚至变本加厉，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一世英名也将毁于一旦。
用人即选用人才，善于用人。而对于如何用人有衍生出了用人之道，即如何选拔人才，怎样使人尽其才。用人之道。这些方法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同样适用，因为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最需求的永远都是人才。诚如曾国藩所言，“国家兴衰，首在人才，得人则兴，失人则亡”，现在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没有人才就等于没有手脚的人不能走路一样。但是，在对待人才这个问题上，最怕的就是用人不慎、遇人不淑。
曾国藩作为一个领导人物，在识人、用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他的相人、用之能，更是受到同朝好友、战场敌手的交口称赞。他识人的本领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就有所体现。面临起事，清廷无以应对，正是用人之际。曾国藩向朝廷推荐了李堂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这五人在日后分别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作为历史的旁观者，我们能够冷眼旁观这些历史人物，比较客观地评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所以从这五人之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他们的成功确实能证明曾国藩具有一双相人、看人的慧眼。曾国藩一直都认为“英雄各有见、何必问出处”，他选才举贤从不问出身，而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和“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是他一直遵守的用人原则。曾国藩认为在做事需要人才的时候，对于人才，一定要先了解，才能去重用，而且对于任用人才一定要谨慎，要讲究知人善用。他认为可用之才必定具备朴实、诚恳、忠贞、公正、严谨、廉洁等条件，而其中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会做人，因为唯有先学会做人才能做事。对于人才，无论怎样选拔出来的，他都要亲自审查，不容他人在用人事上徇私情。
在用人一事上，最重要的是要谨记“慎”这一字。这就是曾国藩把“慎用”作为用人原则之一的重要原因。他在用人上慎之又慎，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能比得上。很多人盲目地用人，根本不了解所用之人是何品性，即使了解到所用之人的品性多么的不堪，也自信对之许以重利就能让其死心塌地为之办事，但是却从来不去想，他可以因为你许下的重利办事，那么如果出现一个能给他更多好处的人，你就会立即被他背叛，甚至出卖你，把你推入深渊。
我们在用人之时必须要像曾国藩一样具有一双慧眼，要精于揣摩人性，把握人心，这样才能洞察人心，态度要谨慎，甚至慎之又慎，这样才能做到正确识人、泽人、用人。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人才紧缺的时候，更应该注意人才的任用和管理。只有深谙用人之道，才能更好地安排和利用人才，而且千万要谨慎，别因为一时迷惑疏忽而用错人，也许初时未见其害，但是随后各种祸事就会接踵而至，让人一败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