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前幾天，真水無香公益基金會舉辦了一場“最美是你——女法醫座談會”，我在會上聽到杭州上城刑大女法醫倪萍婭聊起謝師傅，說他臨到退休之際卻罹患癌症，治療過程非常痛苦。
聽了之後，我一陣揪心，謝師傅是我多年前的法醫老師之一，已經好幾年不見了，我決定連夜趕去看望他。
見到謝師傅是在醫院腫瘤內科的病房，謝師傅見到我，臉上洋溢著難得的開心，不經意地跟我敘起舊事，有感人肺腑的人生經歷，有撲朔迷離的驚天巨案，更有……
我急忙掏出紙筆，止不住地將謝師傅的故事記錄了下來。
我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臨到退休前夕，竟然會遭遇到癌症的突然襲擊，差點兒就被徹底擊垮，原先微胖的身子彷彿瞬間變得形如槁木，而且真的一度讓我心如死灰。
2017年3月，我去參加了單位組織的例行體檢，當體檢結果出來的時候，我怔住了，因為B超和磁共振都顯示我的肝臟部位長出了雞蛋大小的兩個腫瘤。在刑偵戰線上做了一輩子法醫的我當然知道，這份體檢報告單幾乎等同於一張死亡判決書，肝癌的預後都不是太好。
我的人生被病魔推向了至暗時刻，平時在法醫工作過程中面見過那麼多的死亡，現在“死亡”這兩個字儼然擺在了自己面前。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不可能真的不想活下去。
但我只能一個人獨自傷心，我不想坦白地將實情告訴任勞任怨的妻子、婚期將至的女兒，以及耄耋之年的老母親。
我想，要是讓她們知道了，除了給她們徒增一些擔憂和焦慮，以及治療過程中產生的鉅額經濟負擔，還有什麼實際的意義呢？
我選擇了隱瞞病情，不打算去醫院住院治療，依舊每天像往常一樣地從家裡出發，惴惴不安地帶著腫瘤去上班。
兄弟連裡溫暖的小分隊
我單位是在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刑偵大隊，有人說我們刑偵大隊有點“兄弟連”的味道，我想想也有道理，我們的技術中隊便是“兄弟連”裡溫暖的小分隊。
技術中隊大多數勘查犯罪現場的兄弟們，我都是看著他們成長起來的，程軒他們待我就像自己家的大哥。他們並不知道我已經身患絕症，但估計是看出了我的體力每況愈下，而且一天比一天消瘦，他們開始對我噓寒問暖、關懷備至起來，私底下把髒累苦的活兒都悄悄地從我這兒攬走了。
DNA室的女法醫倪萍婭有一天詢問我為什麼牙齒突然掉了幾顆，我臉上強裝苦笑，心裡卻不是滋味，我不想欺騙這般單純的女孩，可我也沒辦法道出原委，我估計隱藏在我笑臉下的兩個腫瘤會傷到她。
其時距離退休還有兩年的時間，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到退休的那一天，可我真的想。
跟我一個辦公室的陳思青早就說好了，在我退休那一天，他打算讓我拎著跟隨我整個法醫生涯的勘查箱去看完最後一個現場，他會將我勘查現場的所有過程都用照片記錄下來，做成相冊送給我，作為最好的紀念。
我忽然間覺得自己變了，對兄弟們的關心變得有些多愁善感起來，多愁善感的人往往就喜歡敘起往事，那些彌散如煙的舊光陰不時地在我腦海中浮現，人生曲折，命運變幻，有些溫暖，有些勵志，有些悽迷。
我希望在我手下沒有冤魂
1978年，我從杭州市高級中學畢業後，也算幸運，參加了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二次高考，但隨後的錄取情況卻在我意料之外。
因為莫名的原因，我被從小就喜歡的北航電子專業拒絕錄取，也只能改道去了浙江醫科大學醫療系，我不太喜歡學醫，可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五年後是1983年，我從浙江醫科大學醫療系畢業，被分配到淳安縣汾口鎮做醫生，我不願意呆在那個偏僻的小鎮，當我得知淳安縣公安局需要招聘法醫時，便毅然選擇了改行，儘管那時候對法醫工作的瞭解還是很模糊的。
去了淳安縣公安局，我又被派往杭州市公安局法醫部門跟班培訓學習了一年，然後回到淳安，才真正開啟了我的法醫生涯。
淳安除了湖便是山，雖然兇殺案不是很多，可每每有現場要看時，幾乎都得坐船或者爬山。
派出所的人看到法醫來了，便會在現場附近的村民家裡借來兩條板凳，上面擱一塊門板，等著我去解剖屍體。解剖的時候，圍觀的民警會帶著仰慕的眼神看我，覺得我很了不起，可他們不知道我肩上的擔子有多重，因為面對每一具屍體都得認認真真，我希望在我手下沒有冤魂。
淳安有個案子至今我還記憶猶新，顯然因為那天是過年的前一天，天上又正好下著大雪，而且案情也有些古怪。
一位山裡的農民下山去集市買了一些大米和農藥等等東西挑擔回家，回家後吃了飯便死了。接著，四處趕來奔喪的親戚朋友來了之後，又倒下了好幾個。
我奉命去勘查現場，進村子的路正好在一個斜坡上，因為天空中下著雪，路上又溼又滑，隨時都可能滑下山崖去，可也只能硬著頭皮拎著勘查箱往前趕路。
來到現場，我先檢驗了屍體，然後還詢問了異常倒下但仍然活著的那些親朋好友，發現他們有中毒的跡象。我對中毒的方式考慮了很久，最後懷疑是食物中毒，但急需解決的是找到毒物來源，否則無法確定案件性質。
當我在農民家轉了一圈之後，看到仍然放置在現場的農藥瓶時，我恍然大悟，罪魁禍首便是那個農藥瓶，因為我發現那個農藥瓶的瓶體竟然有個不易覺察的微小破洞，瓶中的農藥也只剩下了一半。
我根據屍體檢驗的情況，結合現場所見，復原了事件過程。農民從集市挑擔回家時，將農藥放在大米上面，不料農藥從瓶體的破洞漏出，滲進了大米，農民回家吃了帶有農藥的大米中毒死亡，前來奔喪的親朋好友也同樣因為繼續食用那些大米煮熟的米飯而中毒不適。
我在淳安看過不少在湖中發現的高度腐敗的水漂屍體，也檢驗過山上找到的零散白骨，開棺驗屍當然也沒少做。那時候淳安只有我一個法醫，沒人理解我的難處，但我一直對法醫工作心懷敬畏，因為每一具屍體的背後都可能暗藏著一個謎團，如果稍不留神，就可能將案件性質推向反面。
我在淳安整整呆了十年，因為母親一直居住在杭州，於是我便想辦法調到了杭州上城刑大，回來面見母親的時候我已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家三口。
我很享受一大家子團聚的感覺，但我在上城刑大經歷的那些案子實在是太複雜了，以至於我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沒日沒夜地加班幹活。甚至有一次，我看到了一起變態的“性窒息”死亡現場，我敢打賭，大多數法醫只是聽說，沒有親眼看到過，如果後來在上城刑大沒有學習到更多的知識和技能，我是萬萬不敢做出決斷的。
（上城DNA女法醫倪萍婭說：“謝師傅工作很謹慎細微，經常叮囑我說勘查現場的時候少說話多做事，可以懷疑一切，但必須認真仔細。”
曾任上城刑大內勤的李曉君說：“謝師傅熱愛法醫工作有目共睹，他曾有一次不顧惡臭將河中打撈起來的腐敗屍塊放在自己的勘查車中運輸，他甚至可以將腐敗屍體手上脫落下來的皮膚‘手套’戴在自己手上提取屍體指紋，這一點讓我記憶深刻。”）
左手解剖刀，右手指紋刷
1993年的時候，我來到上城刑大，一邊繼續從事我的法醫工作，同時也開始跟著王杭生學習痕跡技術專業。王杭生經常跟我說：“要在犯罪現場儘可能提取到痕跡物證，還原嫌疑人的犯罪過程。”
我從王杭生的話裡慢慢悟到了真諦，其實在一個犯罪現場中，法醫和痕跡技術人員的目標是一致的，只是關注的點有些不一樣。
法醫關注的是現場中心的屍體，而痕跡技術人員關注的是現場的變動、嫌疑人留下的痕跡物證，最終的目的都是為了還原嫌疑人的犯罪過程，分析作案動機，固定證據，便於以後將嫌疑人繩之以法。
左手法醫，右手痕跡，我有種任督二脈完全打通的感覺，當我拓展了自己的專業能力，重新站在一個犯罪現場中間時，發現自己擁有了更為廣闊的現場透視感。
記得2001年的時候，我們上城區的一家毛線店被一場大火焚燒殆盡。
接到報警之後，我急匆匆地趕到了現場，現場是個沿街的店鋪，已經被大火燒得滿目瘡痍，樓上留下了兩具女屍。
我穿著消防高筒靴跨進仍然冒著濃烈煙霧的現場，跟支隊的法醫一起對屍體進行了檢驗，確定了屍體屬於被燒死的死因。
但問題是，現場被燒燬的兩個房間之間的隔牆莫名其妙倒塌了，重案組要求必須給出解釋。
我被煙霧燻得咳嗽了起來，可就在那當兒，我想起了曾經看過的一本書《火災現場的勘查》，還有一部美國拍攝的關於火災的科學紀錄片，裡面都提到了汽油燃燒導致火場爆燃的概念。
我忽然明白了，一定是爆燃引發的巨大暴力瞬時將整個牆體一次性推倒的，我激動地去向重案組彙報說：“現場可能存在潑灑汽油助燃的情節，案件性質很有可能就是縱火。”
案件破獲之後，兇手的交代證實了我的想法，他們說我是專家，可我發現我已然變成了“雜家”，一位左手拿著解剖刀、右手拿著指紋刷的技術個體戶。
2004年，上城區發生了一起殺死兩人然後縱火焚燒的案子，我的指紋刷還真派上了用場。
那會兒，長明寺巷有幢居民樓的一個房間裡發生一起火災，現場發現兩具有著刀傷的屍體，需要立即勘查，而火災現場附近幾十米的地方又有另外一個入室盜竊案現場也同樣需要勘查。
我被分工去勘查盜竊案現場，等我勘查完盜竊案現場，還沒來得及吃飯，便又奔去火災現場支援。
不料我意外地發現，火災現場的外牆上提取到了一枚掌紋，和我剛剛在盜竊案現場用指紋刷刷出來的掌紋竟然是同一人！
要知道，如果兩個不同性質的犯罪現場能夠併案，破案的概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
果然不出所料，偵查員們拿到了併案數據之後，像獵鷹一般迅捷出動，很快就通過各種辦法鎖定了嫌疑人，然後奔赴上海火速將兇手緝拿歸案。
當我得知兇手落網的消息時，興奮得差點暈過去了。
是的，我平時只愛養花和釣魚，看起來外表冷靜，可內心也會狂熱，特別是看到兇殺案現場，我會更加地狂熱。
因為熱愛，我主動放棄過一些其它的機會，決心打算就這麼幹下去，我的大學同學們後來大多成了名醫、主任、教授，可我覺得做一輩子的刑事技術員也是挺好的，我不想離開技術崗位，在紛亂繁雜的犯罪現場，我已然打開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上城技術前中隊長黃凱說：“謝師傅對於技術精確性的要求幾近苛刻，他一直堅持使用效率偏低但精度極高的‘滾筒提取指紋法’，他很在意指紋提取的完美度，可以說是精益求精，而且只要是有屍體的現場，他都主動要求去勘查，只要謝師傅看過的現場，領導會很放心。”
上城技術羅培江說：“我們技術中隊大多數的人都從謝師傅身上學習過技術，他喜歡分享經驗，教我們如何分析有屍體現場的案件性質，也教我們一些具體的操作，還教我們在勘查現場的時候如何保護自己不受侵害，有的現場有蛆蟲、汙水、泥漿，他會讓我們穿上長筒靴，他教人是很有耐心的，我覺得可以用八個字概括謝師傅，認真做事，平淡做人。”）
消失的屍體
記得是2013年夏天的一個早晨，雖說是早晨，天上火熱的太陽早已開始炙烤著地面。
我平時上班習慣於早早就來到技術中隊，那樣我有更多的時間清理辦公桌面和電腦屏幕，我喜歡那種整齊潔淨的感覺。
可那天我剛來到單位門口，見到徐淵開著現場勘查車正要出去，他一臉焦慮地說：“謝師傅，有個現場報過來我怕搞不定，現場有血跡，但沒見到屍體，你看怎麼辦？”
“那還能怎麼辦？一起去看看咯，如果有屍體，我不信屍體會自己消失。”
我說完便爬上了徐淵的副駕座，他駕駛著車子很快就來到了現場。
現場的狀況果然慘烈，一幢三層樓房的頂樓地面上，可以看見一道長達好幾十米的血跡。
我蹲下身仔細觀察那血跡，卻是越看越心慌，那血跡時斷時續，而且看起來絲絲縷縷的，有種縹緲的感覺。
我有點想不通了，難道是兇手用拖把清理現場拖擦地面造成的？
看現場我是有體會的，往往現場勘查陷入僵局的時候，時間只能用“飛逝”二字才能形容。此時現場樓房窗外的街道早已熙熙攘攘人聲鼎沸，而暴烈的陽光將氣溫燒到了不能忍受。徐淵給了我好幾次毛巾擦汗，可我卻發現勘查服幾乎可以擰出水來了，一頭悶熱的感覺讓我焦躁不安。
我無意識地摸了下頭，就在那瞬間，我忽然眼睛亮了起來，眼前浮現出一番場景，我彷彿看見兇手拖著死者屍體的雙腿，死者的頭部在地面上摩擦，沾滿血跡的頭髮在地面上形成了那些看似詭異縹緲、絲絲縷縷的拖擦痕跡。
“是女屍！女性才有這麼長的頭髮。”我轉身告訴正在仔細繪製現場勘查圖的徐淵。
徐淵意會到了我的意思，放下筆，旋即開始追尋血跡，我想他已經知道，屍體一定在拖擦痕的終點處。
後來發現，屍體並不在血痕的終點處，而是在終點之外，因為屍體被兇手拋出了樓房三樓的窗戶，卡在了樓房一樓頂部和一塊巨型廣告牌的夾縫裡。
等我們好不容易將屍體從夾縫中轉移出來的時候，已近中午時分，此時的氣溫已經達到了頂點，我忽然覺得有些不太對勁，因為我身上虛汗直冒，全身乏力，雙眼視野裡出現了一些星星。
我一屁股坐在一隻鋁製的勘查箱上打算先靜一靜再說，可身體卻無力地向牆體暈倒過去，一邊忙碌的徐淵可能是看出了道道，他不容分說，堅持將我送回中隊休息。
是啊，我想，要不是那般在一個戰壕裡同甘共苦過，哪能懂得什麼叫做患難與共。
包括後來我體檢出癌症纏身之後，一直都是這幫兄弟們在病房和我的家裡忙前忙後，陪伴著我向腫瘤宣戰。
（上城技術中隊長程軒說：“謝師傅是1983年畢業的高材生，也是我們杭州唯一拎著勘查箱走到退休的，他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專注於刑事技術，一直在學習中度過，二十歲學法醫，三十歲學痕跡技術，五十歲學DNA。他不斷突破自己，追求卓越，在刑事技術領域將自己打磨成了一個真正的多面手，他的學習鑽研精神讓我折服。謝師傅潛心於自己的技術崗位，始終有著一片匠心，是真正具有工匠精神的好法醫。”
上城技術張銘說：“謝師傅上班經常早出晚歸，是個夜貓子，他值班的時候喜歡在電腦上做事，晚上電腦速度快，他一弄就是一晚上，經常到了很晚才吃泡麵、餅乾當作晚餐，而且在值班室睡覺從來都是和衣睡在椅子上，他擔心延誤看現場的時間。”）
妻子和女兒說，無論如何都要讓我活下去
真是漫長的等待，2017年那些難熬的日子讓我真正體會到了度日如年的含義，我一邊忙著和技術中隊的兄弟們一起工作，一邊卻做好了後會無期的心理準備。
整整九個月絕望的等待，我都快要開始懷疑自己對肝癌病情的判斷失誤了，年底的一個夜晚，病情終於爆發。
我突然開始大吐血，家裡的臉盆、馬桶被我吐得到處都是殷紅的鮮血，慘況把聞訊趕來救助的何漢剛嚇得都有些發抖了。
何漢剛及時將我送到了醫院，很快就被醫生確診為胰腺癌，原來九個月前的肝癌還只是轉移癌，那個一直躲在背後的“百癌之王”胰腺癌才是真正的元兇。
醫生告訴我，我身上胰腺和肝臟的腫瘤都已經遍佈整個器官，沒有手術的可能，只能採取化療措施。
我知道，化療效果一定是有限的，可妻子和女兒卻堅持說，無論如何都要讓我活下去。
化療的過程是痛苦的，可當我看到仍不知情的老母親那憂鬱的眼神時，我心裡不知有多麼酸楚。
忍吧，雖然我知道結果會是什麼，說什麼我也得忍，儘管那時候我身上已經血色全無。
我忽然覺得，哪怕是死，我都可以坦然面對，可“生”不僅僅是我自己的欲求，它已經有了更多的意義。
對於母親、妻子、女兒這三個女人而言，我的生命也許是她們最大的精神寄託，我不能就這樣讓她們失去了支柱。
我需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是給予她們生活的勇氣。
我放棄了原先設定的消極等待，開始努力地配合醫生的治療，儘管在治療的過程中經歷了數不盡的痛苦。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經歷了痛苦，我開始變得嘮叨了許多，我總是喜歡對前來看望我的親朋好友說，常規的體檢太有必要了，發現問題及時處理，平時有小病也要去醫院，任何人的生命沒有豁免權，沒有特許證，自己的身體不只是自己的，還屬於你身邊的家人。
幾個月後，我感覺有些奇蹟在發生，一種靶向藥在我身上似乎起了效。
那藥因為費用昂貴曾經被我拒絕過使用，我的原則是，不入醫保的藥物一律不用，我不想讓家裡為我擔負不能承受之經濟壓力。可巧的是，正當我拒絕之時，那藥被列入了醫保範圍。
我的體力開始漸漸恢復，膚色也慢慢變得紅潤，我忽然看到了生的希望。
那希望像是黑暗中在遠處閃現的微弱亮光，它搖擺著，晃動著，好像隨時都會熄滅。可我知道，那是我的生命之光，它在漆黑的道路上砥礪著我篤步前行。
而現在，我雖然躺在病房裡等待又一次煎熬的化療，但我真的如願迎來了自己六十歲的生日，也正是我退休的時刻。
我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現場勘查箱中的解剖刀和指紋刷，我願自己的生命裡仍然有春暖，有花開。
編輯：黃蓉
（圖文無關）
編後：
這是一個真實而感人的警察故事，謝師傅雖然在工作中業績斐然，但為人低調，甚至要求將稿件中自己的名字就此隱去。
小編以為，謝師傅一輩子自始至終拎著現場勘查箱走到退休的那一刻，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與韌性，是愛崗敬業的標榜典範。他為了獲取一枚完美的現場指紋，不惜耗費時間和精力，這種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難能可貴。他工作極為專注細心，堅持終身學習，不斷在技術領域突破創新，用一生的心血將自己打造成了刑事技術行業的老工匠。
杭州的公安隊伍裡，有不少像謝師傅這樣兢兢業業的老工匠，如果沒有他們的堅守努力，何來之安居樂業。
小編也衷心希望那些仍然奔赴在犯罪現場的老工匠們在百忙之餘保重身體，唯有你們的健康，才能讓家人安心，讓社會平安。
謝師傅，男，1959年生於杭州，先後在淳安縣公安局、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從事法醫、痕跡檢驗工作，2017年被確診為胰腺癌併發肝臟轉移。
患病之後，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區分局秦文局長、杜玉泉政委組織各方力量關心愛護謝師傅，上城刑大集體為謝師傅募捐錢款3萬多元。
2018年5月1日，上城刑大在假期執勤保衛期間，為謝師傅送上他愛吃的生日蛋糕，並在微信群裡發起全體民警為謝師傅生日祝福活動。
2019年6月，謝師傅將從他自己熱愛並且奉獻了一生的刑事技術崗位上光榮退休，但每月一次的化療仍在繼續.
雖然奇蹟總是稀有，但是我們依然希望奇蹟能夠發生。讓我們一起祈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