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軍
近期，新版記者證陸續發放到我市新聞記者手中。
新版新聞記者證高107毫米，寬77毫米。紅色封皮，封面凹燙印亮金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新聞記者證”中英文字樣。封二左下角燙印圓形全息標，全息標呈銀色，擺動時，其色彩隨著角度而變化，標內可見“新聞記者證”字樣和五角星圖像。
當許多新聞人手捧著新版記者證時，心裡產生陣陣小激動，一時難以平靜。不少人把手握記者證的圖和寫下的感慨發到朋友圈裡。當我再次拿到新更換的、而第一次用上紅色封皮的記者證時，與同仁們的心情是一樣的。我突發想法，如同少年時成為少先隊員、成人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宣誓一樣，搞一個莊重的集體頒領儀式多好啊！
記者證件本身雖然型小而微輕，但感覺份量卻很重；雖然很薄翻開只有兩頁，但覺得裡邊內涵豐厚。端祥著鮮豔的國旗紅的封皮上熠熠熠生輝的國微，不‘由地讓人思考良多。
新聞事業是黨和國家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到今天，經歷了血與火的洗禮，有多少胸懷志向、肩負道義的熱血青年投身之中。特別在戰爭年代，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不顧個人安危，奔赴新聞現場，冒著槍林彈雨，傳播真理真相，許多新聞工作者因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熱血為記者證洇染上鮮紅的底色。他們當時採訪的證件絕沒有現在這樣製作的精緻，但他們的行動和留給後人的名篇，足以證明中國記者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是新時代記者們心中的楷模，值得傳承好的寶貴財富。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的1938年，中共中央決定創辦《新華日報》，毅然停學回國參加抗日救亡的何雲，被組織調往漢口參與籌備工作。12月，《新華日報》華北分館成立，何雲任社長兼總編輯。1939年元旦，中共中央北方局機關報《新華日報》華北版在太行山深處的山西省沁縣後溝村創刊，它是繼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解放日報》、武漢《新華日報》之後的第三份紅色鉛印報刊。它的誕生，使華北一萬萬同胞從此有了一座戰勝黑暗、走向光明的文化燈塔，從此，華北《新華日報》擎起華北敵後新聞、文化大旗，在太行山巔吹響對敵戰鬥的號角。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何雲隨八路軍總部和第129師劉伯承、鄧小平奔赴前線組織戰場新聞採訪，在火線上編輯、審稿、刻印、發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戰鬥消息傳播出去，為鼓舞部隊士氣，宣傳百團大戰勝利，發揮了巨大作用。殘酷的對敵鬥爭中，雖然報館經常轉移，但報紙的出版從未間斷過。《新華日報》華北版被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稱為“華北人民的聰耳，華北人民的慧眼，華北人民的喉舌”和“華北抗戰的嚮導”。1942年5月，日軍調集重兵對太行山遼縣麻田一帶進行“鐵壁合圍”式的大掃蕩，企圖摧毀八路軍總部和《新華日報》華北分館。何雲率領全館同事堅持工作和戰鬥。在危急關頭，何雲對身邊的同志說：“不要把這子彈打光，留下最後兩顆，一顆打我，一顆打你自己，我們不能當俘虜！”5月28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隱蔽的何雲，不幸背部中彈負重傷，昏倒在地。當被醫務人員搶救醒來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我的傷不很嚴重，快去搶救倒在那邊的同事吧！”當醫務人員檢視完別的傷員再來看他，他已經犧牲了，年僅37歲。何雲犧牲後，劉伯承沉痛地說：“實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權）一文（指何雲），兩員大將，為國捐軀了！全國解放後，何雲的忠骨移至坐落在邯鄲市區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安葬在左權將軍墓的左側。
筆者2019年底專程前往新聞先烈何雲的故鄉——浙江省紹興市上虞區永和鎮，尋訪何雲的祖屋，並看望了他93歲的女兒。
（何雲女兒徐如珍）
記者證是證明記者職業身份的證件，是記者履行正當採訪的必要保障。但持有記者證未必能證明你是一位優秀記者。真正能證明你優秀出眾的是“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品格和本領。優秀記者從來不把記者證作為一種炫耀的資本，考慮個人的名利和得失，而是把它視為通向事實、抵達真相的“門票”，把握好機會，全身心投入，藉此大顯身手、大有作為，才能成就一項偉業。也許自己的付出如微塵散去、如流星閃過，很快消失在茫茫人海中，只要值得去做，何顧個人名聲。他們為民族解放事業做“嫁衣”，不計名份，甚至將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但我們不能忘記。83年前抗戰初期的1937年，有一位年僅25歲的戰地記者，冒著槍林彈雨趕往前線採訪，9月18日，就在涿州陷落的當天，他從這裡向上海寄去了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並寄信給邯鄲的親屬，表示要繼續北上。“自蠡縣寄出12天后，這篇有觀察、有分析、有議論的通訊發表在1937年9月30日上海《大公報》的第2版上，署名本報戰地特派員小方。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從此以後，這個活力十足的生命卻神秘的消失了，沒有任何徵兆，也沒有任何蹤跡，一切戛然而止。《平漢線北段的變化》是小方為人所知的最後的文字，不知是有意還是巧合，“貢獻”兩個字即使文章的尾聲，又是他在艱苦環境中為讀者採訪報道的寫照。而他的消失，給人們留下的是至今未解的迷。”（摘自馮雪松專著）這位青年記者叫方大曾。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他挺身而出，冒死“參戰”，至到消失。他那種堅毅、執著、擔當的行動，代表著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中國新聞前輩，不得不讓人肅然起敬，更有人為此尋找數年，尋訪多地多人，拍攝紀錄片《尋找方大曾》，出版首部反映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的專著《方大曾：消失與重現》，讓方大曾消失80多年後又重現在現在人們特別是新聞人的面前。他是央視紀錄片導演、現任央視紀錄片頻道副總監馮雪松。
5年前看到一篇有關馮雪松尋訪、拍攝方大曾片子的文章，得知年僅25歲的方大曾在抗戰前線採訪時消失，之前給邯鄲的親屬寫了封信，而且小方的生日正巧與筆者的生日同為一天，便引起了特別的關注興趣，2019年又網購了馮雪松的研究專著。這本書中介紹方大曾是抗戰初期活躍的戰地記者，七七事變後由北京離家奔赴抗日前線，由範長江介紹作為上海《大公報》前線記者進行採訪。方大曾是盧溝橋事變後第一位趕到現場的戰地記者。“方大曾在戰地筆記裡寫道：’十日清晨，戰爭即停，記者騎自行車前往蘆溝橋（盧溝橋亦稱蘆溝橋，小方報道中均使用“蘆溝橋”）視察。在豐臺岔道口，我被幾名日軍截住，我身邊的相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懷疑我是中國軍隊的高級偵探，理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發麵來，我遞上一張名片，加之態度自若，這個猜疑也就消除了……。”方大曾講的“一張名片”，應該是寫有他名字的《大公報》的採訪身份證明，即記者證。有了“記者證”，他就可以方便深入前線採訪，在他由蠡縣寫信與他邯鄲的親戚時，明白提到：“我仍將由蠡縣繼續北上，達到長江原來給我的任務！”為此，方大曾在報紙上發表了大量的戰爭現場圖片和文字報道，及時、真實地向中外傳播中國軍民團結抗戰消息。”據陸詒回憶，擔任《大公報》戰地記者期間，小方獨特的視角和作業方式引起廣泛的關注，成為報道救亡愛國事蹟的名記者，與範長江、徐盈同負盛名。”他“以最純粹的職業態度，投入到新聞報道的最前沿”。馮雪松2012年7月採訪了中國攝影史學家陳申，陳申說：“方大曾和同時代的其他人比較，最大的區別在於他有一份信仰。他立志要做新聞工作，可能現在想起來，他是受到很多人的影響。在國內就是範長江，他對範長江是很崇拜、很崇敬的，因為範長江出名比他早，在西北戰場上出名，而且在寫報道上要比他早，他對小方很有影響，以至於他後來去投奔範長江。”
“對小方很有影響”的範長江，更是位久負盛名的紅色優秀新聞記者，他的名氣和影響同樣產生於戰地採訪。筆者於2019年底慕名趕往四川省內江範長江文化園，懷著敬仰之心仔細地觀看了範長江故居和範長江生平事蹟陳列館。
1935年初，年僅25歲的範長江就產生了當時看似“想入非非”的“考察西北”、“瞭解紅軍”的願望。5月，他從北平來到天津《大公報》社，拜訪了該報總經理胡政之，胡採納了他的採訪計劃。很快範長江就被《大公報》社聘為旅行記者，還發了“記者證”，且預付了稿費。1935年7月起，範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名義，從四川成都開始了他著名的旅行考察。這時，中國工農紅軍正在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由於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紅軍的情況很少為一般讀者所瞭解。紅軍北上對整個中國的政治動向的影響成為範長江當時注意的中心問題之一。因此，有必要對這些地方進行考察和研究，讓讀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況，這是記者當務之急的任務。這次旅行考察歷時10個月，馬不停蹄，舟車勞頓，行程6000餘公里，足跡遍及四川、陝西、青海、甘肅、內蒙古等西北五省區，歷經艱辛採寫了大量的旅行通訊，陸續寄回天津在《大公報》發表，第一次在全國性的大報上，真實地報道紅軍長征的行跡和西北的近況，揭露了西北地區當權者的種種弊端，把西北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民族等問題展現在讀者面前，字裡行間對西北民眾的悲慘生活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國統區的讀者第一次聽說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裡，聞所未聞，歎為觀止。隨著範長江旅行通訊在《大公報》的連載，廣大讀者開始瞭解共產黨和紅軍長征，一時間範長江名聲大振。1937年2月範長江到達西安，見到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周恩來迎上前握手並高興地說：“我們紅軍裡面的人，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們黨和紅軍都沒有關係，我們很驚異你對於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周恩來很快答應了範長江去延安採訪的請求，並派車送去。在延安，範長江來到了毛澤東所住的窯洞，兩人談了一個通宵。在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範長江提出要留在延安，蒐集材料寫長篇著作的想法。毛澤東思索片刻，毫無遲疑地答覆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把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利用《大公報》及其他各種可能的辦法，向全國人民作廣泛的宣傳，動員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不久，署名範長江《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在《大公報》上海版、天津版同時刊發，引起讀者的強烈反響。1937年3月19日，毛澤東親筆致信範長江說：“長江先生：那次很簡慢你，對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們都看過了，深致謝意！寄上談話一份，祭黃陵文一紙，藉供參考，可能拾祈為發佈。”毛澤東信所提到的”那次可能簡慢你”，是指範長江的延安之行；“文章”，就是指《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盧溝橋事變”後，範長江要求派《大公報》記者進入山西的八路軍採訪時，毛澤東立即去電彭雪楓將軍：”歡迎《大公報》派隨軍記者，尤歡迎範長江先生。”
範長江和方大曾兩人共同的可貴之處是：不是為了小家求得個人穩定的職業而獲取記者證，而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苟利國家，不求富貴。”“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範長江對成為一名優秀記者有著深刻的領悟：“要想做一個頂天立地的記者，非有高度的犧牲精神不為功。”正如陳毅的詩句寫道：”祖國如有難，汝應作先鋒。”馮雪松在尋找方大曾的旅程中深深地感到：“越接近他的文字和照片，就越能夠感受到，作為有著愛國熱忱的青年，小方把個人命運和國家命運緊緊的捆綁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難，作為戰地記者，他把親身經歷和揭露真相完美結合，用事實講道理。它是一個有著單純心靈和高尚情操的人，勇敢而執著。命運無情地讓他經歷了戰爭，他的選擇不是逃避和退卻，而是正視和麵對。”小方這位’碩壯身軀，面龐紅潤’的青年，也曾深入大漠，報道過綏遠戰爭。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他是第一個冒著生命危險去長興店採訪的記者。平津淪陷後，他成了無家可歸又失業的人，此時上海大公報正需要戰地記者。長江便把他派到平漢線採訪。”“無家可歸又失業”，國破而家亡，國都沒有了，還談什麼家。此時的小方抱定決心：要用記者的良知和熱血，救國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他義無反顧地奔赴作戰前線採訪，至到消失在戰爭之中。範長江更是這樣。他為了實現“考察西北”、“瞭解紅軍”的目的，說服了大公報領導，獲取了記者證。範長江後來回憶說：“我想如果我能弄到《大公報》旅行記者身份，到中國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紅軍，甚至於進入紅軍，那我所關心的最大問題就解決了。只要給我一個證件，一個名義，介紹一些地方旅館和社會關係就行了。”王鵬在《記範長江的“旅行通訊”》一文中說：“短短三年時間內，一位普通記者的通訊結集成冊，由《大公報》出版了三本書：《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西線風雲》，這是破例的，即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也在新聞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印記是舍小家為國家的見證，成就了一代新聞名記者。胡喬木評價說：“範長江深入人民當中，又有豐富的知識，他寫的東西視野開闊，曾在全國引起轟動。應當提倡做範長江這樣的記者。”而方大曾在前線採訪時消失半個世紀，引得現代新聞人馮雪松20年的苦苦追尋，封塵了80多年的“金子”，依然閃爍著耀眼的光芒。馮雪松追尋的是新聞人的初心和使命，他因此被業內公認為“不計得失、鍥而不捨、矢志不渝”的優秀記者。
既然記者證並不能證明是記者成名的捷徑，那麼想成為優秀記者靠什麼？被譽為人民記者的穆青，總是中肯地告訴青年記者：“沒有捷徑，也沒有秘訣。”“最基本的東西，是如何做人！”他主張新華社記者應該是一身正氣，兩袖清風，他說：“新華社記者是代表黨的形象在群眾中間活動的，我們無論如何在作風上、思想上，在道德品質等方面都應該是高尚的，不應該那麼庸俗，那麼沒出息，自己尊重自己嘛！”他也旗幟鮮明地說：“想升官發財的人不要到新華社來！”持有記者證就是讓我們多想著人民的利益，多到人民群眾中間去，增進感情，瞭解實情，多寫出反映人民心聲的好新聞。人民日報著名記者金風在職40餘年，一直記得毛主席對她講話的情景，令她記憶猶新。金風是新中國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女記者，1949年她有幸在北京雙清別墅和懷仁堂兩次見到毛主席。5月下旬的一天下午，金風隨時任共青團第一書記馮文彬來到中南海懷仁堂，馮文彬向主席介紹她是人民日報記者，毛主席邊握著她的手邊笑著說：“人民日報記者，人民的記者。”有這樣的一個故事。1993年秋，穆青登河南的石人山，那時風景區的路還末修通，山徑崎嶇陡險，上山得爬八個多小時。他畢竟年愈七旬。一群小夥子綁起藤椅要抬他，報名的一下子近百人。穆青問：“你們要抬我，知道我是誰呀？”青年人回答：“我們知道，是你寫了焦裕祿！”穆青六訪蘭考、八下扶溝、四赴寧陵、八下輝縣、兩上紅旗渠，終於發現了令他盼望已久的典型。他與新華社同事踏著焦裕祿的腳印，來到百姓中，與老農肩靠著肩，流著眼淚聽人們敘說著……。穆青流著眼淚說：“不把焦裕祿寫出來，就是咱們的失職！”你寫人民的好書記，人民就好好“抬舉”你。新聞名篇《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及其他優秀新聞作品，讓穆青在中國新聞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
就是有像何雲、範長江、方大曾、穆青、馮雪松等，一代又一代熱血新聞同仁，在民族危難時刻，為了民族的解放和祖國的強大，懷揣新聞理想，忠於人民、獻身中華，鍾愛紅色新聞事業，創作出不朽的新聞名篇力作，為紅色記者證增光添彩。現在當我們持有記者證的時候，心裡一定要有“追星”的夢想：以這些優秀記者為榜樣，胸懷遠大理想，肩負使命擔當，不負青春年華，為國為民奉獻，譜寫時代篇章，無愧摯愛的新聞事業和中國記者的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