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为有效防控，各社区出入都较为严格。
每隔三五天，李彦国都会去小区附近的超市采购。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造型”总能吸引大家的目光：雨衣、口罩、手套、墨镜，包裹地严严实实。每每快到楼下，李彦国就提前给妻子打电话，让妻子下来给自己喷洒消毒。
2020年3月8日上午，外出的李彦国迟迟没有回家，着急的妻子拨通了他的电话，可另一端却传来了一个陌生的声音：“我们怀疑他偷窃，麻烦你来一下。”
“我今天出门急忘了带小区出入证和身份证，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家里孩子有病，我不能把病毒带回家啊！”李彦国拼命地给超市保安解释。妻子推开门的瞬间，41岁的他竟委屈地哭了起来。好在妻子带来了相关证件和孩子的病历本，又要求超市领导调取监控，这才把事情解决，超市保安也向李彦国道了歉。
一进家门，夫妻俩被孩子的哭声吓了一跳。“我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看见爸爸后，李林兴哭的更厉害了。妈妈出门前慌慌张张地没有和他说清楚，11岁的李林兴在家里胡思乱想，他以为爸爸是被感染了病毒。“儿子大了，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但看见他哭，我知道他心里有我，很感动。”李彦国感慨道。
李彦国一家来自黑龙江齐齐哈尔拜泉县永勤乡民安村，虽然家在农村，但李彦国和妻子在镇上的工作稳定，家里的条件还算可以。2015年2月，刚上幼儿园不足半年的小林兴经常说自己肚子疼，李彦国和妻子以为孩子是调皮找借口不想上学，就没有太在意。临近放寒假的一天，林兴的老师打来电话，说孩子在幼儿园里发烧、呕吐，已经被紧急送往医院。夫妻俩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孩子肚子里有瘤子，赶紧带着去大城市看看吧！”镇医院医生的话让李彦国慌了神。CT影像显示，孩子的右肾被一个15厘米大的肿瘤紧紧包裹着，肺部也有5个小阴影。看着林兴虚弱的样子，夫妻俩决定连夜赶往北京。
2015年的春节，一家三口在北京儿童医院的病房里度过。没有欢声笑语，只有林兴剧烈的呕吐声和不时的抽泣。经检查，林兴被确诊为肾母细胞瘤高危四期伴肺部转移，需要尽快手术切除肿瘤。15年6月，经过4个化疗后的林兴接受了第一次手术，接着转院去了北京同仁医院继续化疗。2016年3月，林兴第一阶段的治疗结束，李彦国悬着的心总算暂时放下了。
“这几年，化疗已经数不清了，这么小的孩子放疗30多次，现在走路都没力气。本来以为切掉了就好了，没想到还是复发了，真让人崩溃。”李彦国说。就在林兴第一阶段治疗后不久，病情再次复发，回家的计划只能搁置。又经过1年多的治疗，2017年7月，林兴的第二阶段治疗完成，一家三口这才回了家。
“爸爸，为什么我们不去自己家啊？”林兴问。为了给孩子治疗，李彦国早已把自家的房子卖掉，还借了40多万外债。为了救子，夫妻俩已经倾尽所有。
2017年9月，林兴如愿上了1年级。回归校园的他每天都和爸爸妈妈讲述班级里有趣的事。他还立下了志愿，将来要当一名建筑师，给爸妈盖一所宽敞的房子，谁要都不给！正当所有人以为一切都恢复正常时，2017年9月底的复诊显示，林兴病情复发，且膀胱和脾脏上也有了病灶。这一消息对于李彦国一家来说犹如晴天霹雳，无奈之下，一家三口又回了北京。
说起孩子，李彦国的妻子泪眼婆娑。她本是镇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自林兴生病后，她便辞去了工作专心陪护。“老去医院打针打不起，我就自己给他打，刚学的时候只能拿他爸练手，胳膊上扎的全是淤青，现在已经很熟练了。”李彦国的妻子说。因为林兴对常规化疗药物已经产生耐药性，所以只能用大剂量的非常规药物，而这也让孩子的白细胞很难生长，只能依靠注射药物来调节。“久病成医”，几年下来，李彦国和妻子已经算得上是“半个”医生了。
“我挺欣慰的，现在孩子的病情已经控制的很好了，新病灶上的肿瘤也在缩小，医生也准备给我们调整新的方案，有希望了！我儿子有希望了！”李彦国激动地说。可一说到后续的治疗，李彦国又愁眉不展，这些年孩子已经花费了200多万，家中所有能卖的物件都卖了，为了孩子，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
对于小林兴来说，爸爸妈妈就是他坚强的后盾。现在的他已经和妈妈一样高了，他说他想赶紧治好病，生活自理后爸妈就不用这么辛苦了。他还想早点回学校上学，回去找他的朋友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