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學術更重視倫理道統，崇儒尊孔遠甚前代。儒家的學說幾經演繹形成理學思想，演化成明確具體的倫常制度，嚴格地規範著人們立身行事，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情懷。作為朝廷倡導的意識形態，天下士子難以出其藩籬。
有人說這種倫常思想意識和制度規範泯滅了思想的活力，遏制了新變的動力，是造成落後的畔腳石。這是一個博大精深的課題，我無力褒貶置評，但我想一種思想理念的誕生演化總有其演化存在的基礎和根據，也總有其演化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一邊倒的褒貶顯然是不盡合理的。
儒學思想確實具有朝後看的傳統，孔夫子認為“周禮”最值得肯定，所以要“克己復禮”。但孔夫子從“周禮”抽繹出來的“仁”學思想則是進步可取的。孟子將“仁”演化成“仁政”，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仁，則又是一種進步。因此漢武帝舉儒學為國學“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依然有他的現實意義和價值。
從儒學到理學是學術思想的演化，也是學術思想的具體應用，本質上看仍然是向後看，思想創新不足而應用創新則多。倫理規範的形成也有現實的需求和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封建王朝推崇家國同構的理念，有助於鞏固天賦王權的思想，維持王朝的統治，客觀上也夯實了社會穩定的基礎，凝聚了鬆散的意識形態，這對穩固江山社稷是大有好處的。
韓愈崇儒尊孔，正是看到了佛道思想可能的衝擊和危害，儒學的進取精神和倫理思想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作用以及思想意識的凝聚作用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才能獲得廣泛的支持和肯定。更重要的是，儒家先賢在倡導濟蒼生的同時，還特別注重修身立德，強調安貧樂道，謹身節用，守拙歸真的人格提煉，倫理規範的落腳點放在裡，是非常貼切合理的。
一代又一代的士子們沿著這一理念前行，歸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邏輯，把家國思想融入主體的自覺，講個人德行與天下責任融為一體，“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理念水到渠成。倫理規範的普遍認同和恪守，也使得作為社會基礎單元的“家”和以血緣紐帶凝結而成的“家族”得以十分穩固，不論天下風雲如何變幻，社會架構的基層結構和人情世故都不會有較大的影響和波及，這在戰亂頻仍的封建時代裡，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凝結力的關鍵因素。
司馬光編纂《家範》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了。司馬光跟韓愈頗為類似，都特別注重儒家的倫理傳承，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動下，司馬光認為只有維護和保持倫理規範，從立身修德的角度，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倫理邏輯而行，才能有助於社會長治久安。
因此不滿王安石的“新政”。在司馬光看來，王安石“新政”的改革雖然不會觸及到倫理秩序的顛覆，但一定會引發利益糾葛的衝突牴牾，於事無補，於世無益。司馬光謹守的是傳統的理學秩序，淡泊名利，清正廉潔，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倫理規範之下篤志明德盡王道，謹身節用守拙心。
或許這正是司馬光撰《家範》的原始初心吧。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也正是基於相似的考量，與他撰寫《家範》的思想脈絡應該一脈相承的，所不同的是，一個是立足於“修身齊家”的“拙心”，一個是立足於“治國平天下”“王道”。
2019年12月21日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