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郁达夫（节选）
孙席珍
一
凡是和郁达夫先生有过交往或曾经会见过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对他抱有好感的。正如读过他的作品的人，无论对其所写的人和事赞同与否，有什么想法和看法，由于他文采斐然，笔致清新，谁也饶有兴趣地乐于把它终卷，而感到这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无疑，他是我国现代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自从“五四”初期，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流东学生时，为了响应国内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脱颖而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默默地消失在遥远的海南域外，前后20余年之间，他陆续写作了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其他各种论述，除掉翻译，总计200多万字，为我国文艺宝库增添了不少看似平淡实际富有新意的珍藏。言念及此，对于他正当盛年横罹惨祸的意外的不幸遭遇，辄复为之疾首痛心，嗟叹不已。
他处世温雅恬静，悠然自适；对人不卑不亢，平易可亲——这种性格，好像天生就是如此的。我不想妄称与他有何深交，谬托知己，但就以往接触和闻见所及，他纵有不快之事，并无愠色；偶或与人意见相左，有所争论，也总是心平气和地相对，从无悻悻之词。平生唯有一事引为奇耻大辱，即《毁家诗纪》末首《金缕曲》中提到的“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的那件事，对于那个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国民党党棍，衔恨不消；但因“别有戴天仇恨在......先逐寇，再驱雉！”从而不辞辛劳，奔赴前线，后来迫于形势，远适异域，终遭杀身之祸。从这一短短的辞章中，不难看出他在国难家仇两相比较之下，孰轻孰重，主次分明，恩怨有别，足见他决不是无原则、无主张的好好先生，而确是识大体、有远见的卓越之士。在这一点上，他自己也深悔当年不听鲁迅先生的劝阻，卒至留下终生未能弥补的难言之痛——当我写到这里时，也不禁为之掷笔长太息。
二
我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中第一次遇见他的。那是1923年北京秋季的一天，渐进薄暮，我为了赶往报馆上班，匆忙地在北河沿的衰柳下朝南行走，无意中从一位行人身旁摩肩而过，那人似乎踉跄了一下，而我一时竟未觉察，直到已经越过他一丈多路，忽然意识到自己太无礼貌，才回身驻足，等待他缓步过来，向他道歉。他望了我一眼，连说“没关系”，并且和蔼地说：“你好像有要紧事，还是赶路去吧。”我向他鞠了个躬，“那末，请多原谅”。道声“再会”，便继续前行。几次回头，见他毫不介意、若无其事的样子，才放心地重新加快了脚步。那天虽有过这样一番遇合，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蜚声文坛的郁达夫。
哪知相隔几天以后，是星期日的午前，仍然在上次遇见他的那一带衰柳岸边，我从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借了布莱克和彭斯的两部诗集，边低头前行边背诵着《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中的一些诗句，几乎又与一位迎面而来的行人相碰。我赶忙站住，抬头一望，不免有点发怔，想不到正是上次遇见的那位先生。
“您是郁先生吗？我太冒失，差点又冲撞您了。”
他微微一笑问：“你是哪一系的同学？怎么认识我的？”
我告诉他：“我没有听过您的课，是在刊物上见过您的造影，和那次相遇的印象联系起来，才这样认定的。”然后说出了自己的姓名。
“唔，我也看见过你发表的一些诗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诗集？”
我如实地向他汇报后，他点点头说：“不错，不错，你喜欢的几位早期浪漫诗人，确实清新可喜......不过晚期有些诗人也不乏佳作，读来非常感人。”
我知道他所说的晚期浪漫诗人，未必是指罗赛蒂兄妹以及史温彭等等，可能指的是道生（他的文章里常写作珰生），于是我说：“我还刚刚在开始学习，幼稚得很。外国诗，一般只取其比较浅显易解的试着读读。无论哪个时代、哪位诗人的名作，都还读得太少。”
“那也没啥要紧，而且这是每个喜欢弄弄文学的人难免要经历的过程。今后只要多读些名著，多看点世相，也不妨时常写写，自然会得成长、充实起来的。”
这样随随便便地谈着，不觉已陪他走了一大段路。忽然他伸手从衣袋里摸出一只时表来看了看，问我道：“你可会得喝酒？”
“不大会，稍稍能喝两口。”
“此刻你打算到哪里去？”
“打算回公寓去吃午饭。”
“那么，乘此菊黄蟹肥时节，同我去做件雅人雅事吧。”
我不即答话，因为在北京，食蟹是一项很奢侈的消费，而且著名的馆子只有正阳楼独家经营，那里螃蟹每只索价一元，而其时我们每月的伙食费不过三五元钱，太贵了，不合算。他见我似有踌躇之状，便慨然说：“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又何妨呢？”我看他语气诚恳，意态爽然，就颔首示意无语地跟着他走了。
途中我回想起，到京一年多来，我还只上过一次正阳楼，那是孙伏园先生邀我同去的。那天伏老和我都穿着西服，伏老比较矮胖，上唇蓄着一撇小胡子，仪表很像个日本中、上流绅士，因此进了馆子，一步踏上楼梯，下面堂倌便高声招呼：“东洋客人两位上楼。”楼上应声道：“请......”伏老听出乡音，笑嘻嘻地用绍兴话分辩道：“伢（a,我或我们）明明是同乡人，嘎里来格（哪儿来的）东洋客人？”于是堂倌也含笑表示歉意，并且立刻更正：“刚上楼的两位是绍兴客人。”楼上仍应声说：“请......”我讲了这段故事，他听了哈哈大笑，说：“伏园反应真快呀。但今天可不放心，我们穿的都是布袍，堂倌大概会说两位寒酸客人上楼了。”
这样说笑着，上了正阳楼。坐定以后，他叫了两斤 绍酒，团脐、尖脐各两只。
我说：“不消这么多。”
“要么不吃，要吃，总该吃得痛快些，每人两只，不算多。”他既坚持各二，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话题仍然回到诗歌方面。我冒昧问他：“听说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英国的道生和清代的黄仲则，是这样吗？”
“大概是的，由于他们的作品情思真切，意境清新......”
酒和蟹上来后，他拿起酒壶满斟了两杯，把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举起先呷了一口说：“酒味很醇，不错。”就动手剥蟹，然后缓缓地对我说：“刚才谈起道生的诗，那是我近来无聊孤寂时候的好侣伴。他只活了33岁，一生仅留下薄薄的三卷诗集，并无长篇巨制，因此他的清词丽句，很少为人所称道。你问我哪些是他的名篇，我看他的诗差不多每首都发乎至情，出自肺腑，哀感顽艳，为千古薄命诗人所罕有。即如他的第一卷诗集里的那首：
无限的悲哀呀，
燃烧着我的愁怀。
切莫伤心泪落，
快把那明朝忘却。
就十分凄楚动人。又如题为 Beata Solitudo（= Blessed solitude)的那首诗，大意是：
我们要去寻找
一个寂静的所在，
在那里我们将忘掉一切，
同时也将被完全忘却。
这种独特的境界，恐怕连史温彭也未必写得出。还有一首《现在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时候了》，热情如火，句句如黄钟大吕，写幻象消灭的悲哀，犹如千寻飞瀑，直逼读者心胸，大批评家石蒙士称之为现代最了不起的抒情诗中的一首，我也很有同感。”
听了他这一段话，我说：“前些时候，偶然听人唱着一首歌曲，不知作者是谁，其中有这么几句：
夜——留下一片寂寞，
河边只有我们两个。
……
不知是世界遗弃了我们，
还是我们把它遗忘？
我很表欣赏，认为这正是从道生的那首 Beata Solitudo 中脱胎出来的。您看对吗？”
“唔，OK”，他正双手持螯，便点点头说：“你这年轻人很能够领会诗的情致哪。”同时叫堂倌添了一斤酒，话题也就转到黄仲则身上。
我问：“黄仲则的诗，您最喜欢哪几首？”
这时他已略有几分酒意，笑着回答：“这可难住我了，《两当轩诗集》何止千首，叫我从哪里说起呢？”
“不少人都称许他的‘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两句，不知您以为如何？”
“这两句确也不坏，但黄仲则别有许多好诗......此刻也一言难尽。”
“我看到苏曼殊《燕子龛随笔》里提到黄仲则的两句诗：‘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说这是‘相少情多人语’，您认为对吗？”
他似乎稍稍有所触动：“这话说得很妙——‘相少情多’，我也赞同，也很符合黄仲则的身份。”然后叹了口气，说：“曼殊自是绝顶聪明人，他做诗工底并不很深，但能吸收众长，善于融合贯通，也就是善于化。他除深受李太白的影响外，也颇取法于陆放翁、龚定庵等辈。即如他那首著名的小诗《春雨》，很可能是从黄仲则的‘独立市桥’转化出来的，不过黄仲则表的是静态，曼殊写的是动态，所以读起来后者的形象较为鲜明，境界也更为清新些。”
食蟹是很要花时间的，那天他兴致很好，谈笑风生，不知不觉过了中班打烊时间，已经午后2点多钟了。由他会了钞，就跟他走出馆子，陪他走了一段路才分手。
以上所记，是我和郁达夫先生正式结交的开端。其时他是北大经济系统计学讲师，我是个普通学生，从名分上说，他是师，我是生；论年龄，他长我10岁，他是前辈，我是晚辈；若从文学事业上讲，他早已卓然成家，我还刚刚起步。因此，尔后无论见面或通信时，我都称他为先生，他则称我为密斯特或君。
孙席珍
(1906-1984)，原名彭，学名志新，以字行，笔名丁非、丁飞、明琪、司马珺、邹宏道等，绍兴县平水镇人。6岁时因家遭火灾焚毁，全家迁往上海，在上海小学毕业后随姐入芜湖萃文中学。1922年，进北京大学并任《晨报副刊》校对，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编辑《京报文学周刊》。
从16岁起发表诗歌。先后发表《稚儿的春天》、《黄花》等新自由诗数百首。被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称赞为"诗孩"。还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创作散文、小说，小说《槐花》引起读者较大反响，被人称为"京华才子"。
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以北大学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释放后由北大同学介绍，加入共青团。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南下广州，不久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随林伯渠参加北伐，担任连、营政治指导员和团政治助理。武汉克复后，被调任总政治部秘书，在郭沫若领导下负责主编南昌版《革命军日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被通缉，席珍被调到第三军政治部当科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一度流亡日本。1930年春回国，在河南洛阳师范、北京师大、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讲师。积极参加左翼文化运动，参与发起组织北方"左联"，被推举为常委兼书记。1934年，被国民党逮捕，次年出狱后任中国大学兼东北大学教授，再次赴日本，代表北方左联与东京左联质文社联系。一二九运动后，被北方局批准为北平特别党员小组成员。1936年，和曹靖华、李何林等发起另组北平作家协会，被选为常委兼书记。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湖北、湖南、福建、江西、贵州等省市，从事文化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受联合国经济总署之聘任专门委员，负责外文编译工作，后在河南大学等校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其间曾与孙望等人合编上海《人民诗歌》，并被选为中国作协浙江分会副主席。1980年，被聘任中国鲁迅研究学会顾问、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浙江省写作学会会长等。
著有创作集《花环》等10种，专著《近代文艺思潮》等14种，论文集《外国文学论集》等7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