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曾盛讚江南："南京為中國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區。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種天工鍾毓一處，在世界之大都市誠難覓如此佳境也。"但是錢穆卻說，中國的國都決不可設在江南。如此鍾靈毓秀、人才濟濟的地方卻無法作為中國的首都，他為何這樣說呢？
中國自上而下的發展
與西方文化不同的，西方由小到大，由溫帶到寒帶，由低到高：從希臘到羅馬，先後跨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德國，但那時的蘇聯，希臘是小地區的暖區，德國和蘇聯是大面積高寒地區。
而中國的歷史呢？中國以黃河流域、長安、洛陽為中心逐漸向長江轉移，再由江浙向閩粵轉移，是由大到小，由高寒帶向低暖帶的。二者恰恰相反的。
產生差異的原因是什麼？要知道，中國的國土面積位居世界第二，中國的領土確實十分遼闊。曾經的中國古代從不缺少戰爭。每次發生大動亂，人們就到處逃竄。舊的文化遷移到新的花園，新的文化就出現了。這就是文化的變遷。
不管我們現在去哪裡，因為文化是流動的，文化到達的每個地方，都有歷史的遺蹟。因而每個地方都有歷史遺蹟和文化紀念館。文化不能代表未來是發展，這些景點只能作為遊客體驗一段歷史的景點。如山西大同，是北魏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很多人，包括士兵、學者、政治家、僧侶等等,但也逃不掉不復從前的繁榮的命運。通過觀察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文化是由上而下的，地域雖然如此，我們的國家卻絕對不能這樣的。只有不斷進步，我們才能自下而上。
發展需要新血液
我們要如何進步？抗戰時期，錢穆先生寫了兩篇文章，認為抗戰勝利後，國家的首都永遠不應該位於江南地區。事實上，江南地區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和文化區域，有大量的人才。但是，因為一直處於過去和暫時的廕庇之下，國家是得不到發展的。
要不為什麼說青年是希望呢？只有不斷地尋找新的力量，才能使國家有活力。如果滿足於現狀，不知道如何看待危險，那麼國家只會呈現下降趨勢。
民國二十六年，錢穆先生從洛陽到長安，遊覽西北，一路上看到了許多農村社會生活狀況。他覺得中國的混亂即將來臨。然而，在同一個國家，有兩個不同的社會，在經濟和文化上有很大的差異。
中國人總是喜歡跑到東南沿海，那裡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誘導著人們奔赴向前。但黃河中上游和大陸西北部長期荒蕪。雖然如此，當地人的血脈依然是我們古代漢唐王朝的傳承。
從本質上說，這並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也許更好。如果能夠進一步培育和發展我們的經濟和文化，仍然能夠發揚我們北方祖先的博大精深的精神，這是人們尋找新的歷史文化生活的主要途徑。
當時，錢穆主張抗戰勝利後，西安應成為中國的首都。關於設立西安為首都，其實孫中山早就提出了這個觀點。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
平衡中國各地的發展
建設一個國家的精神應該逆潮流而不是跟風。這也恰巧像一個人，逆流而上，如果你不前進，你就會原地踏步甚至後退。中央政府進駐南京時，全國知識分子的經濟力量集中在東南部，西北部被拋棄。有了東南的吸引力，就沒辦法了。
第一種是偏癱。如果不治好，他們都會麻木的。如果西安作為西安的首都，是由中央政府、知識分子和經濟力量主導的，可以向後拉到那邊，逐步向後移到一部分，使兩邊逐漸平衡。在漢唐時期，它是如此的落後，從東到西。
此時，應該由南向北逆轉。後來，華萊說："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像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這也恰巧與錢穆的觀點相符合。
帶動內地的發展
那時候的中國太過落後。日本已經被趕出了中國，而蘇聯才是和中國相聯繫的。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選擇合適的首都自然是重中之重。政府應該接近大多數想接近政府但不能接近的人，但不一定要接近江浙閩粵沿海地區的人民。他們有能力接近政府自然會前來。
中國不同區域發展不均勻，像西北太落後，政府離他們很遠，他們沒有力量接近政府。若是處於太過安逸的狀態難免不利於國家的奮進。移都西北或許是一個恰當的選擇。
中國，不僅有發達的沿海一帶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有著像新疆、西藏、寧夏、青海等發展沒有那麼迅速的國家。無論繁榮與否，它們都是中國的土地，誰也不能割捨中國一個整體。
像孫中山先生曾經說的：從武漢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伊犁，必須解決此北方西北方落後的問題。從本質上講，北方人並不比南方人差，但文化和經濟環境掩埋和壓制了他們。
被西方的超前吸引後，大家都喜歡跑到沿海地區去。自然沿海地區發展先進，但大陸的發展卻不盡如人意。所以中國應該互相幫助。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至少要用一些力量引導文化經濟迴歸黃河流域，繼續向西北方向發展。
想要中國走上正軌，中國人就必須把自己的力量推到落後的大陸。因此，中國真正的問題顯然是在大陸內地。只有內地得到了迅速發展，國家才能真正發展。總而言之，國家的發展不是一個地區的獨自繁榮，而是中國各個地區都能夠穩步地發展，如此，才能創造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