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是一個令人嚮往的群體，星光閃耀，振奮昂揚，在不同的個性與氣質中，呈現一種整體上的正大、從容、擔當、優雅的士人氣質。這種讀書人的文化品格，被錢穆先生稱為“士人覺醒”。這種文化的覺醒，對今人而言，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讓我們一起品讀《國史大綱》的相關論述，走進那個迷人的時代，走進那群精彩的心靈。
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
文 | 錢穆
一、學術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不過有名的所謂“西昆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逃不出和尚們的出世，乃至道士們的長生。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著天下的重任。
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裡自己讀書。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臺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惟仲淹之在山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裡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他和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相傳胡瑗接家信，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裡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有過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裡的模範教師。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範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又盛唱擁戴中央。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來推翻當時的文體。他們因此闢佛老，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而大呼三代上古。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之裡，說成一種“義理”。
“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著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著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湧般不可遏抑。
二、慶曆變政
宋朝變法，前後共有兩次。一在仁宗慶曆時，范仲淹為相。一在神宗熙寧時，王安石為相。
仁宗正值遼夏交侵，而國內財政到達將次崩潰的時候，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迨夏事稍緩，范仲淹、韓琦、富弼同時為相。仁宗屢次催他們條陳改革政治的意見。一日特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當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請退而列奏。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項政見，為變法張本。這是有名的所謂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僥倖。三、精貢舉。四、擇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戎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項。前五事屬於澄清吏治。後三事屬於富強的問題。最後兩項，系屬前八項之運用。信賞必罰，為使法必行之法。仲淹的意見，大致是欲求對外，先整理內部。欲求強兵，先務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則先從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陳十事前有一冒頭，說：“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將此與下陳十事，先後次序比觀，其意顯然。
要澄清吏治，治標的先務是明黜陟，抑僥倖，讓賢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針對當時“磨勘”的制度而發。
仲淹說：“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思興利去害，眾皆指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雖愚闇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紀綱之壞哉！”
“抑僥倖”是針對當時“任蔭”的制度而發。
仲淹雲：“真宗皇帝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並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濫進之極也。”
“精貢舉”，最為根本之事，一時難見成效。
仲淹主罷“糊名”，參考履行。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而尤要在興學校。時詔州縣立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
“擇官長”，則從選各路監司官下手，讓每路的按察使來甄別各該路的官吏。
仲淹選監司，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悉罷。
仁宗對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絕大的反動。宋朝百年以來種種的優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幾許讀書做官人的特有權利，范仲淹從頭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萬的官僚乃至秀才們，究竟能以天下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層疊打來。不到一年，仲淹只得倉皇乞身而去。仁宗雖心裡明白，也挽不過舉國洶湧的聲勢，終於許他卸責。
（文章來源：錢穆《國史大綱》第三十二章 第一、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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