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興趣使然的哀嚎君，每天分享科學和哲學思維，把你的眼界帶到星辰大海。
這個信仰缺失的年代，越來越多的現代人被生活瑣碎遮蔽了雙眼，給我三分鐘，讓十位哲學巨匠用一句話啟迪你的心靈。
1.亞里士多德：人的本性在於求知
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第一句話是：“每一個人在本性上都想求知。”亞里士多德用這一格言來說明哲學的起源。與這句格言相類似的一句格言是：“哲學起源於閒暇和詫異。”亞里士多德解釋說：人出於本性的求知是為知而知、為智慧而求智慧的思辨活動，不服從任何物質利益和外在目的，因此是最自由的學問。哲學的思辨最初表現為“詫異”，詫異就是好奇心。最早的哲學家出於追根問底、知其所然的好奇心，對眼前的一些現象，如日月星辰、颳風下雨等，感到詫異，然後一點點地推進，提出關於宇宙起源和萬物本源的哲學問題。
除了“詫異”以外，從事哲學活動還必須有“閒暇”。設想，如果一個人每天都在為生計而奔波，哪還會時間去“詫異”？一個人如果連飯都吃不飽，哪會有心情去探究近乎奢侈的哲學問題？在古希臘，哲學家多為貴族，他們不必為生計操勞，因此才能從事純思辨活動。亞里士多德正確地把“閒暇”作為哲學思辨的必要條件。古希臘擁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發達的奴隸制，貴族享有充分的閒暇。但閒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能夠利用閒暇從事哲學思辨，這是希臘人的特殊之處。
很多愛好哲學的朋友經常問這樣的問題：哲學到底有什麼用？這個問題確實讓人很難回答。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求知是人的本性，人們為求知而求知，為智慧而求智慧，而不是一心想在哲學思考以後得到另外的東西。海德格爾也說，如果非要追問哲學的用途，我寧願說：哲學無用。
一個青年來找蘇格拉底，說：“蘇格拉底，我想跟你學哲學。”蘇格拉底問他：“你究竟想學到什麼？學了法律，可以掌握訴訟的技巧；學了木工，可以製作傢俱；學了商業，可以去賺錢。那麼你學哲學，將來能做什麼呢？”青年無法回答。
蘇格拉底是想啟發這位青年，哲學是沒有什麼實際用途的。
還有一個故事，說一位哲學家與船伕正在船上進行一場對話。“你懂哲學嗎？”“不懂。”“那你至少失去一半的生命。”“你懂數學嗎？”“不懂。”“那你失去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命。”
突然，一個巨浪把船打翻了，哲學家和船伕都掉到了水裡。
看著哲學家在水中胡亂掙扎，船伕問哲學家：“你會游泳嗎？”“不……會……”“那你就失去了百分之百的生命。”
看來，哲學真的沒什麼用途，關鍵時刻連命都救不了，還不如去學習一項具有實際用途的技能。
但求知是人的本性，人類不會先衡量一門學問是否有用再去決定是否繼續思考下去。同樣，哲學也不會因為“有用”和“無用”而被人類有所取捨，實際上，你每時每刻都生活在哲學之中，人說到底就是“哲學的”存在。所以說，哲學永遠不會消亡，因為人不能否定自己的本性。
2.芝諾：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
人的知識就好比一個圓圈，圓圈裡面是已知的，圓圈外面是未知的。你知道得越多，圓圈也就越大，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芝諾是古希臘的著名哲學家，是埃利亞派的代表人物，巴門尼德的學生和繼承人。芝諾素有“悖論之父”之稱，他有四個數學悖論一直傳到今天。他曾經講過一個“知識圓圈說”的故事。故事是這樣的：一次，一位學生問芝諾：“老師，您的知識比我的知識多許多倍，您對問題的回答又十分正確，可是您為什麼總是對自己的解答有疑問呢？”芝諾順手在桌上畫了一大一小兩個圓圈，並指著這兩個圓圈說：“大圓圈的面積是我的知識，小圓圈的面積是你們的知識。我的知識比你們多。這兩個圓圈的外面就是你們和我無知的部分。大圓圈的周長比小圓圈長，因此，我接觸的無知的範圍也比你們多。這就是我為什麼常常懷疑自己的原因。”在這個哲學故事中，芝諾把知識比做圓圈，生動地揭示了有知與無知的辯證關係。
這個故事表明：一個人有了一定的知識，接觸和思考的問題越多，就越覺得有許多問題不明白，因而就越感到自己知識貧乏；相反，一個人缺乏知識，發現和思考問題的能力低，就越覺得自己知識充足。
其實，發現自己無知正是有知的表現，而驕傲自滿則多半出自自己的無知。莊子不就說過嗎，“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知識的海洋是浩瀚無際的，而人們已知的部分總是極為有限的。這正像圓圈內部與外部的關係一樣，知識越淵博，所接觸的未知面就越廣泛，疑問也就越多。反之，知識越貧乏，接觸的未知面就越狹窄，疑問自然也越少。只有什麼也不懂、不學無術的人，才不會感到自己的無知，這豈不是最大的無知？
3.赫拉克利特：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赫拉克利特，辯證法的奠基人，他像20世紀英國的溫莎公爵一樣本可繼承希臘一個城邦的王位，他卻對此毫無興趣，因迷戀哲學而把王位讓給兄弟。溫莎公爵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代表人物，其美人還是實用的，可是赫拉克利特迷戀的卻是摸不著看不見的東西。
赫拉克利特認為，火是萬物的本源，整個世界，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永不停息燃燒著的火焰。由此，他得出了“萬物皆流，無物常住”的結論。河水川流不息，當人們第二次原地踏入這條河時，碰到的水流已不是原來的水流了。比如，你爬山的時候，通往山頂的路和下山的路也已不是同一條路了，因為萬事萬物大到宇宙小到原子都在瞬間即逝地變化著。這條路上肯定有樹葉落下了或者地上的樹葉改變了位置，泥土中間和表面蚯蚓、蟲子、細菌正在穿梭，而泥土自身的一部分也在腐爛，一部分正在化為石頭，只不過人類的肉眼無法明察罷了。
赫拉克利特還認為，人類的智慧僅在於說出真理，其餘一切都是不足取的。這就是說，即使你的鼻孔能辨別出任何煙味，你也不會變得優秀。在他的眼裡，智慧的人極少，多數人是壞的。他既不合群，又蔑視一切。在他的晚年，隱退到一座廢棄的廟宇。野曠人稀，不得不吃草根樹皮。在得了水腫病後，下山回城裡找醫生，竟不同醫生說話，只是用啞語手勢，以致醫生不懂何為。他一氣之下獨自躲進牛圈，用牛糞貼身，想用牛糞的熱力逐出體內的水分，約公元前480年與前470年之間，這個高傲的苦行者最終還是復歸於土。
赫拉克利特雖然走了，但他的學說至今還在影響著我們，尤其是那句“人不能同時踏入同一條河流”的名言，我們更是記憶猶新。黑格爾評價赫拉克利特是辯證法的第一奠基人。黑格爾讀到他時，動情地說：我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看見了新的陸地。
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因為萬物皆變，此河流已經不是彼河流了。不錯，一切都在變化，很多事情根本無法回到過去，與其對著逝去的河流空自悲切，還不如珍惜現在，把握現在。
“我們很少想到我們有什麼，可是總想到我們缺什麼。”叔本華的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本質。
擁有的想放棄，沒有的想擁有，也許這就是生活。但生活也同時告訴我們，有些東西可能失而復得，如健康、金錢、地位、朋友等，有些東西一旦失去，便不會再有，如青春、生命。
我們總以為生活在別處，其實，生活就在身邊。歲月河水一般在我們的腳下緩緩流過，一去不返。兩千多年前，孔夫子便曾在河川上感嘆：逝者如斯。幾乎在同一時代，赫拉克利特又說出了“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句格言。先哲們那悠遠的聲音至今仍在耳邊迴響，千萬要記住：
珍惜你所擁有的一切，珍惜值得你珍惜的一切。4.馬基雅弗利：政治無道德
馬基雅弗利，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外交家和歷史學家。他是一位深受文藝復興影響的法學思想家，他主張建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擺脫外國侵略，結束教權與君權的長期爭論，在他看來，君主國是最理想的。他的名著《君主論》就是在論述一個王國怎樣才能保住，怎樣會失掉，由此總結出君主的治國之道。馬基雅弗利目的在於教勞倫佐建立鞏固而強大的國家，統一意大利。寫完後秘密呈送給小勞倫佐，並沒想公諸於世。所以語言非常坦率，毫無掩飾。直到馬基雅弗利死後五年，才被人公之於世。
馬基雅維利認為，政治包括國際政治就其實質而言是一種爭權奪利的鬥爭，與公正、仁慈等道義原則無涉。他說，政治的統治手段和措施應該同宗教、道德和社會影響完全區別開來，除非它們直接影響到政治決策。一項決策是否過於殘忍、失信或不合法，在他看來是無足輕重的。馬基雅弗利不僅將宗教與政治法律分開，而且將倫理道德與政治法律分開。“政治真理要發展，就必須首先拋棄自己的兩個夥伴──神學與倫理學”，因為“講道德和搞政治不是一回事”。“所謂道德，不過就是有助於實現這個目標的品質。道德和倫理的善，不過是實現物質成就或權力地位等世俗目標的手段……神學和倫理學都是政治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利用一切工具達到目的的實踐的藝術。”
按照馬基雅弗利的觀點，“政治”成為“公共領域”的同義詞，“道德”則被劃歸於“私人領域”，二者間形成了一種通過與對方的對立來反襯自己的“鏡像”關係：一個人成為一個好的統治者意味著他必然被私人領域的標準定義為一個惡棍；而若將私人領域的行為準則運用於公共領域則不啻自取滅亡。他指出：運用力量和權術，不必受道德的束縛。合乎道德時自然受人讚揚，但是，在政治上，無須問什麼是正當，什麼是不正當。
只應問什麼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當合乎道德的事有害於國家利益和君主個人安全時，就不應去做。當不道德的事對國家和君主有利時，都應毫不猶豫地去幹。不要有什麼顧忌。“如果一個人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就會遭逢不幸，家破人亡”，馬基雅弗利說，“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須知道怎樣去行不義。”馬基雅弗利所說的“政治無道德”，其實主要在強調：政治應該和道德分開。如果把政治和道德比喻為遊戲，兩者的遊戲規則是大不相同的，如果在政治領域遵循道德的規則，或者在道德領域奉行政治的規則，必然會遭到挫敗。
馬基雅弗利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站在我個人的立場和角度，我完全贊同。政治謀求的是一種權力，如果受到道德的羈絆，必定畏首畏尾，不敢放開手腳。正如在戰場上打仗一樣，講究兵不厭詐，政治也是如此，如果遵循“做人要忠厚誠實”的道德原則，估計永遠也打不了勝仗。我們難道不記得中國哲學史上的那位宋襄公嗎？處處講仁義，時時講仁義，結果錯過了戰機，被敵人殺得大敗。有人曾經評價宋襄公是“像豬一樣蠢的軍事家”。歷史上多少例子表明，那些抱有道德之心的政治家，到最後都是因為“婦人之仁”，小則害身，大則亡國。比如項羽，他因為講求信義不願在鴻門宴上藉機殺死劉邦。在只需要捅穿一層紙的羞澀道義面前，年輕氣盛的項羽偏要顧及信用、名譽，顧及周圍人的看法和口舌。儘管自己實力強大並且功勞最大，卻因懷王之約“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這一條款而內心不安，處處束手束腳，在鴻門宴上被樊噲言明而失掉滅去劉邦的機會；在與劉邦的爭鬥上，他更是處處遭到劉邦舞起的道德大棒的折磨。即使到最後慘敗之時，還是因為“不肯過江東”的道德面子而自刎，喪失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話說回來，如果把政治上的規則運用到道德領域，結果也是同樣的糟糕。如果對自己的親人、朋友還要搞陰謀、爭利益就說不過去了。所以，馬基雅弗利說得對：政治屬於“公共領域”，道德屬於“個人領域”。
5.愛因斯坦：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
愛因斯坦說，“自然界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自然是可以被理解的”。他又說，“沒有宗教的科學是跛子，沒有科學的宗教是瞎子”。看來，這位科學偉人的一生，是在科學和宗教兩大思想體系中度過的。無論如何，一種超然於智能生命的自然力，是可以被普遍感受到的。宗教把這種自然力的來源，歸結於神；而科學，對此尚沒有完美的回答。也許，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會存在那些我們用科學根本無法解釋的事情和現象。對於這些，我們除了驚歎於造物主的神奇以外，還能做什麼呢？
還是愛因斯坦說的，“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創造這個世界的……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正是對上帝的信念，才讓這些偉大的科學家產生了探究宇宙奧秘的熱情。“上帝不玩骰子，科學只能由那些徹頭徹尾浸潤了對真理和理解的追求的人們來創造。然而，這種感情的源泉卻來自宗教的領域。對於一種可能性的堅信也屬於這種領域；這種可能性就是，適用於存在世界的那些規律是理性的，即可以用理性來概括。我不能設想一個沒有這種深刻信念的真正科學家。”
也正是這個原因，在西方，偉大的科學家同時又是虔誠的宗教徒。我可以列出一大串名單：牛頓、愛因斯坦、笛卡兒、羅素、萊布尼茨……
我們一直都在提倡科學精神，把科學程度的高低看做文明的標誌，把科學看成是宗教的死敵。也許看了愛因斯坦的這句話，我們才真正知道科學和宗教在源頭上還有這樣千絲萬縷的聯繫。翻開西方的科學史，有多少科學家把對宗教的殉道精神轉換成了科學上的獻身精神，阿基米得、哥白尼、布魯諾……他們所留下的故事，不僅使人震撼，而且令人深思。當羅馬大軍攻陷敘拉古城的時候，阿基米得正在沙地上演算著幾何題。面對著敵人明晃晃的兵器，這位日神般的數學家鎮定自若地提出了人生的最後一次請求：稍等一下，讓我先解完這道題……。為了確立“日心說”這一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科學理論，哥白尼幾乎耗盡了自己後半生的精力，在其生命的彌留之際終於使《天體運行論》一書公之於世……。而為了堅持這一科學結論，布魯諾曾遭受開除教籍、流亡、監禁，直至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
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以至於安徒生在其童話《光榮的荊棘路》中斷言：“除非這個世界本身遭到毀滅，這個行列是永遠沒有窮盡的！”
科學與宗教都肇始於人類探索宇宙及自身的衝動，但隨著科學取得愈來愈大的進展，在一些人的心中，它也成為了一種宗教似的信仰，但科學精神的實質是懷疑精神，它本身反對任何形式的崇拜，在科學麵前，任何真理都是短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