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阿熊，今天是大年初八，肺炎的确诊人数已经上升到11791人，情况依旧十分紧急。我宅在农村老家里，给大家继续录制节目。
我们先从一个故事说起，据说上世纪80年代，丝绸之路还坎坷难行的时候，有一位80多岁的日本老者一路颠簸来到敦煌，参观完莫高窟后，还要去看久仰的玉门关——“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在日本，王之焕这首《凉州词》可谓无人不晓。当这位老者来到玉门关时，面对残垣破壁，不禁失声大哭。
惊慌失措的导游不知如何安慰这位老人。老人的恸哭，难道是因为长久以来保持的诗意想象的幻灭？抑或是唤起了一种乡愁？
这个故事我也心有感触，有一种想流泪的感动。
“日本人走进洞窟，要脱鞋、打恭作揖，恭敬的态度，吓我一跳。”当时有个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随日本参访团踏进莫高窟的亲身经历。
莫高窟是中国的，日本人却如此尊敬、膜拜它，对它的迷恋超过我们的想象，“好像看到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
80年代的时候，中日友好是一个高潮，丝绸之路与敦煌在日本是经久不衰的话题。1988年竹下登首相访问敦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源泉，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他说“我们日本人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仍强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
他们还有一个首相海部俊树说过“不到敦煌，就不算有文化”，这也是很多日本民众对敦煌的理解。
在影视作品中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日合作拍了一套纪录片《丝绸之路》，阿熊当时是在新疆旅行，想要找一些纪录片来看，就发现了这个宝贝，拍的很不错，当时在新疆旅行，白天在大漠中行走，晚上在旅店里看这部纪录片。
日本还拍过一个纪录片《敦煌》，豆瓣评分9.2分，还有一部中日合拍的古装电影，名字也叫《敦煌》，是日本小说家井上靖的作品改编。
关于井上靖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1979年，他试图前往中国西北的敦煌。因为种种原因吧，中方管理人员拒绝了他，他竟然在中方管理人员面前下跪请求通行，乃至老泪纵横。
大家听过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的故事，他听《二泉映月》，听着听着跪了下去，他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或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这两个故事异曲同工，都体现了他们从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与热爱。
这部中日合拍的电影，在知乎上的评价很高，有着浓浓的古意，在去敦煌之前，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
另外，阿熊还要着重介绍一位日本的画家平山郁夫先生。这可是日本的一位国宝级的画家，
1958年，中国敦煌艺术展在东京开幕，当平山郁夫看到“飞天”生机勃勃的姿态，苦闷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他随后创作的《佛教传来》，成为他的成名作。
70年代末，平山郁夫终于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据他自已回忆：第一次到莫高窟时已近黄昏，突然看到在沙漠中出现了杨树的簇簇绿荫，接着兴奋地来到九层楼，急切地开始描摹大佛殿的九层楼阁。当时，风从杨树间掠过，送来树叶的沙沙声，九层楼的风铃响个不停，夕阳落山了。鸣沙山的细沙，在风中飞落。
“我一直画到天色昏暗，仍无法抑止亢奋的心情，甚至感觉僧人阵阵诵经唱和，伴随风铃声传来。如果不是天黑，我真想一直画下去。”
“此后平山先生几乎每年都要来敦煌。如同唐玄奘在印度取得佛经一样，他在敦煌唐代壁画中找到了日本古代绘画的源头。”
他每次到敦煌，不仅迷恋敦煌壁画，抓紧一切时间写生，摹写敦煌艺术，而且逐渐看出了敦煌莫高窟艺术保护面临的问题，便产生了要担负起保护莫高窟使命的想法，并说出了“倾家荡产也要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豪言壮语。
回到日本后，他开始为敦煌石窟的保护募集资金，还通过民间捐款的形式募集资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得以成立。
平山郁夫常常率领学生到敦煌观摩学习敦煌艺术，并要求学习东洋绘画的学生必须去敦煌学习过才能毕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亲善大使期间，常常奔走于中亚、南亚和中国等地，为中国的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平山夫妇个人出资，让敦煌研究院选派青年人到日本学习文物保护、考古、美术等各类亟需的专业。从1985年开始，直至现今从未间断，为敦煌研究院培养了52名急需的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
平山先生多次向日本政界要员介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重大意义，推动日本政府参与敦煌莫高窟保护，最终于1988年促成了日本政府无偿援助10亿日元，建设“敦煌石窟保护研究陈列中心”项目的落实，为保护和展示敦煌艺术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个陈列中心就在敦煌石窟的对面，里面常年陈列着常书鸿、段文杰等人的临摹作品，每天有讲解员公益解说，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下哈。
为什么日本人对敦煌如此痴迷呢？
正如欧洲人对于希腊，都有文化故乡之感，
亚洲很多国家也把中国，视为自己的文化故乡。
相比较而言，令人感到可惜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自己不知道珍惜。
清朝末年到民国这段历史，大量的敦煌文物流失到海内外， 造成这一切的，不仅仅是道士王圆箓一个人的责任，王圆箓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事实上，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四处活动，向各种可以鉴定、赏识这批文物的高官贵人寻求帮助，但是他们都没有施以援手，即便是最后真的有心想要保护这批文物的人，也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实。相反，他们当时不少人还讥讽王道士，嘲笑他手中的经卷不如自己的书法好。
后来，王圆箓接触到了外国人，这一切，就成为了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开始。
兰登·华尔纳，我们再龙门石窟专辑中讲过他，这位被贴上敦煌“盗贼狂魔”的美国人，却在他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展现了他另外一面形象：
在这些可爱的佛像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安然无恙，但现在，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其实应该被责备的不是王圆箓，而是那些冷漠、愚昧的道台、巡抚、士绅，他们的不作为才是真正的耻辱？
这个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阿熊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满清的愚民政策。清朝以少数政权统治汉族，故意采取愚民政策，不让老百姓开化，识字率极低，对文物的保护观念几乎没有。这是些导致汉民族对于自己文明的忘却和疏远。
宋《士林广记》记载当时“人生八岁，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清朝只是让老百姓吃饱就行。
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康熙时期就已经接触到了西洋的火枪，但是八旗靠骑兵征服汉族，枪械对骑兵的威胁太大，所以摒弃不用，以至于后来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我们只能用弓弩和血肉去迎战敌人。
敦煌藏经洞大部分文物已经被各种人以各种目的带走了，在这些带走敦煌文物的人中，也有几个重要的日本人，
1908年，大谷光瑞，这个人信仰佛教，他当时在伦敦留学，看到了斯坦因等人在敦煌等地的探险成果，于是回到国内，组织了三次在中亚及中国新疆等地的探险活动。大谷探险队由于资金充裕，每到一地，清王朝的官吏们都给予了大小不等的帮助。相对于欧洲人，他们在相貌上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比较容易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
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从敦煌莫高窟带走了600件文物。
欧美国家的探险者主要挑选精品带走，日本则将挖掘出的所有与文物一起打包带走，所以他们的考古研究更为系统。所以，日本在敦煌学这方面发研究很具有权威。
藏经洞大部分文物散落世界各地，存留的八千卷残本如果能够好好利用，也不一定比那些被盗走的文物所发现的价值要小。
金石学家罗振玉等一批学者是比较早开始重视此一批文物的人，他们当时建议清政府加紧运送文物进京，结果不仅一路上文物丢失过半，而且抵京后很快被士绅大夫瓜分完毕，为了收藏方便，过长的长卷被撕毁，文物被草草的处理。
后来到了民国，军阀混战时期的破坏也很严重。敦煌直到1944年之前，都是当地民众给养猪的地方。想起来都令人感到痛心。
自己不知道珍惜，正如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所写：与其自己破坏掉，不如让懂得欣赏她们的外人带走吧。
陈寅恪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只有常书鸿等“敦煌之子”只能孤军苦战，以毕生的清贫和孤寂陪伴这份文明的瑰宝。这些都导致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在若干历史时期的滞后。
所以有句话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敦煌学”一词，也是1925年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首先提出的。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们全力编写的《敦煌资料》被日本学者池田温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有中国学者因此在课堂上落泪。
时至今日，我们的国家逐渐强大，我们也逐渐越发的懂得珍惜敦煌的价值，中国在敦煌学上的研究也是越来越有建树，令世界瞩目。
今天所讲了一些日本人对敦煌的特殊感情，绝对不是为了崇洋媚外，而是感慨，其实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我们中国人还是没有真正了解敦煌的伟大意义，虽然今天的敦煌每天游客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到此打卡一游，然后匆匆离去的游客。
阿熊这期节目叨叨了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对敦煌的了解不只是浮于表面，而是能够深入的体会下她的魅力，让您的敦煌之行，能够有种灵魂上的洗礼。
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讲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故事。
Ps：阿熊想做现代版徐霞客，对一些文物古迹进行深度解说，分享给大家，喜欢听音频的，可以搜索喜马拉雅：天命行者1992，微博：行吟天下1992 公众号： 5A景区深度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