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流失红军幸存者
——建国初期一件鲜为人知的史实
罗宗福
1951年，在内江沱江中学上完高一，我就离开了家乡内江，前往设于成都的川西邮电管理局学习报务工作，三年后奉调进入川西雪山草地，从此展开了我的28年藏地生涯，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1996年8月2日，《四川日报》第5版“天府周末”特刊刊登的“草原上的流失红军罗尔伍”的图片，把我带回了一段难忘的回忆中。
罗尔伍，上世纪90年代红原县唯一健在的流失红军，在他流失了20年后，是我所在的麦洼民族工作队于1955年找到的。
1932年罗尔伍参加红军时只有13岁，在贺龙元帅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中任司号员，1935年在长征路过大草原时与部队失散。找到他时，他还是一家藏族牧民的放牛娃。那以后，我担任了他所在的瓦切乡党支部副书记，对他和其他流失红军的情况都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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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但是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为共和国立过汗马功劳的流失红军。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亲自决定和组织安排了在红军路过的广大地区开展寻找流失红军的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
当时，阿坝县人民政府在上级组织安排下，向红军长征经过的川西北麦洼地区（现红原县）派出了民族工作队，在麦洼境内的日休、茸它玛、阿坤、多尔基罗尔威等八大部落中，寻找长征时流失的红军幸存者。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茫茫草原上，在当时还不了解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藏族人民中，寻找流失近二十年的红军幸存者，加之交通不便，通讯隔绝，语言不通，工作难度很大，甚至受阻。
要确保这一工作顺利进行，通讯联络是关键。经上级研究决定，当时只有20岁的我，作为电台报务员，携带MP一15型无线电台，被川西邮电管理局派往麦洼工作队，担任民族工作队的通讯联络工作。
左为作者，中为徐厚诚报务员，右为高春生机要员
麦洼地处雪山草地的腹心地带，幅员辽阔而交通闭塞，人烟稀少，居住的藏族民众只有八千余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时都先后路过这里。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干扰，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大量红军战士在此牺牲，一些战士因为伤残、饥饿、迷路而与部队离散，成了流失红军。
当地老牧民说，路过的红军成千上万，不论哪条羊肠小道都留下了红军的足迹和血迹。当地藏族人民还证实，红军主力离开后，流失在草原上的许多红军，有的不久就牺牲了，活着的几乎都成了放牛娃、喂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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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我们民族工作队共31名队员，上级派来的董部长担任队长。任务重，困难多，当地情况复杂，他向我们反复传达了上级的有关指示精神，多次组织我们学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对寻找工作和纪律提出了严格要求。全队分为两班人马，以医疗组的名义前往各部落开展寻找工作。
风餐露宿，语言不通是障碍，经常遭遇残匪的冷枪威胁，遇到野兽的侵扰更是平常事。地方反动势力在藏族百姓中挑拨离间，造谣生事。他们威胁群众说：“谁接触工作队，就砍手割耳！”还说：“工作队是水，我们是石头。”（意思是工作队住不长久）这样，当地群众不敢接触我们，我们走了一两天，常常连群众的人影都看不到。偶尔发现有畜群，往前往后又不知去向，有时连生命都受到威胁。一天，医疗组长和通司（翻译）小赵误入一山沟口，遭到袭击，小赵的“盘盘帽”被打了一个洞，差一点“报销”了。
在重重困难面前，董部长深情地向队员们说：我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是红军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了，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设法联系群众，开展寻找工作。董部长还从工作方法上帮助队员。虽然阻力大，但我们的信心很足。在我们的努力下，工作开始有了转机。
一次，一位藏族百姓在卖药材贝母，找通司翻译，无意间问其姓名，竟然正是我们寻找了很久的“安江”！小赵向董部长报告后，领导找到安江细致地谈话，但安江没有反应。他准备去牵马走的时候，突然问通司：“找我的人是不是朱毛的兵？”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说出他是安江，是在色地坝森林边负的伤，倒在一棵大树下，差点死了，被放牧的藏族牧民老头捡到，才保住了性命。他还说，有一个叫“罗尔伍”的红军战士，是在白河边被藏族百姓捡到的。罗尔伍是一个小号兵，背有一把刀，前年放牛时还碰到过。队领导听了非常高兴，立即叫通司拿一袋内江产的“八一面粉”给安江，并叫安江第三天再来。不久便证实，安江和罗尔伍都是流失红军。安江是红一方面军的，原籍江西。另外还有一个索郎，也是一方面军的。罗尔伍是二方面军的。
1956年6月作者于红原县龙日坝留影
这些极为重要的线索，坚定了我们寻找流失红军的信心。工作队分析了他们现在的处境，考虑到这批流失红军战士大部分都在部落首领、土官、牧主家当下人，决定给20个银元给塔洼土官，叫他去通知其他部落的土官、老民、主人一起来工作队开座谈会。
董部长在会上反复宣传了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后，特别指出：“现在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红军的根根（后代）。你们过去为红军做过有益的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在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并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心活动之后，工作队用了大约半年多时间，初步了解到健在的流失红军有江西兴国、遂川的，有湖南大庸的，有川北通（江）南（江）巴（中）的，共计12人。其中还有一对流失红军夫妇，男的以拉胡琴为生，女的便是替主人熬茶的“甲妈”。他们夫妇原籍江西，都来自红一方面军。
由于时间太长，受所处环境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当地草原藏族人民差不多了。长征时，他们年龄小，没有文化，以至连姓名、原籍、部队番号都弄不清楚，所以查证原籍相当困难，有的在查证过程中就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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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12位流失红军，尽管人数很少，我们还是激动不已。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原籍的民政部门和亲人取得联系。
那时没有公路，从麦洼到阿坝县城骑马也要3天时间。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开通了电台，但当时的电台系军政机密台，无地名，只好使用代号，这类电报只能发往州府（当时机关驻地是刷金寺）中转。这样，查询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
1955年藏历年前夕，有两名流失红军说：“老家的梨子很多。”还说：“知道有徐向前这么个大首长。”我们马上分析，知道徐向前元帅，一定是红四方面军的。川北苍溪就产梨子，那正是红四方面军驻扎过的根据地。随后，我们发了一份电报中转到了苍溪县。半月后收到复电说：“查有此人，家里亲人盼归。”当我们把这一喜讯告诉这两位老红军时，他们高兴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往下流。过了一阵后，他俩才说：“卡祝，卡祝！”（藏语谢谢的意思）我们也激动地拥抱他们，为他们高兴。张文中组长和廖崇佑、杨明德两位同志指着我告诉他们：“是他这个电报匠帮你找到老家的。”
由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深入人心，我们工作队在麦洼草原的威信提高了。一段时间，偷牛盗马、买卖枪支、袭扰工作队、造谣生事的行为受到了遏制，大草原上出现了相对稳定祥和的气氛。在这样的情况下，经上级批准，工作队召开了民族宗教、青年妇女、流失红军3个座谈会，以便进一步开展各项工作。
左为作者，中为曾在胡耀邦同志麾下工作的机要员周悦，右为文中提及的工作组长张文中
为开好流失红军座谈会，上级派骑兵班星夜兼程送来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挂像和五星红旗。到会的7名流失红军一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那熟悉的面容和金灿灿的五星红旗，先是一愣，后立刻起立，行注目礼，眼泪随之夺眶而出，一会就泣不成声了。他们终于相信我们是朱、毛的兵了，于是他们纷纷向我们述说他们的经历、自己的心酸、自己在队伍中有过的自豪……
在做好主人和本人工作后，工作队决定派专人护送四方面军的2位老红军回苍溪原籍。他们放牛的主人家还专门为他俩各做了一套老羊皮袄。那天，我们全体队员列队欢送。董部长亲自把他俩扶上马。他俩骑上马后又跳下来，拉着队领导的手痛哭不已。队领导好不容易才再一次把他们扶上马。他俩骑在马上依依不舍，好长时间才转身慢慢抖缰，还不时回头向我们致谢，向我们挥手，直到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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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麦洼工作队光荣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寻找流失红军的任务，我为自己有幸参加这一工作感到自豪。这次经历也成了我终身难忘的往事。
以后，我在大草原的麦洼地区工作了28八年，亲身经历了麦洼大草原的民主改革，亲身参加了那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几十年来，我深深地感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共和国，我们的人民没有忘记曾经在雪山草地浴血奋战过的红军战士和这块红色的土地。1956年，在红军长征胜利二十周年时，中央慰问团还专程到草地慰问当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把“麦洼”更名为“红原”，意思是红军经过的草原。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在国庆节当天就播出了这条消息。从此，这片红军浴血奋战过的草原，成为了人们向往的革命圣地。
在藏地工作28年后，带着两鬓的丝丝银发，带着妻儿，带着28年里献出我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广袤而苍凉的川西高原上栉风沐雪辛勤工作留下的刻骨铭心的回忆，我终于又回到了我在雪山草地上无数次梦绕魂牵的故乡一一内江。
罗宗福，男，退休干部，现年87岁。1951年参加工作，1954年调入麦洼工作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原县工作期间，先后担任红原县龙壤乡、瓦切乡党支部副书记，红原县林业局、农牧水电局党支部书记、副局长。1981年调内江，先后任内江市市中区农水局副局长、内江市城乡建设处副主任、内江市城市综合开放公司副经理、内江市中房公司工会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