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年代，屈指算来已经整整过去40多个春秋了。今天回首往事，我所经历的知青生活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记得那是1969年的冬天，天特别冷，雪也特别大。我走的那天，爸爸、妈妈、弟弟、妹妹眼含热泪，随着敲锣打鼓的欢送人群把我送上了汽车。那一年，我十六岁。
我下乡的地方在大屯公社一个叫崔家沟的地方。那时，从城里到村里刚通汽车，差不多一个小时一趟。不过站点离我们村有些远，即便快走也得需要一个多小时。这一路上，翻山越岭不说，到了站点也未必就有汽车，往往还得等近一个钟头才能等到一辆汽车。
那时，坐一次车，车票是三角钱。别看只是三角钱，可是在那个年月能拿出三角钱来也是件很阔气的事。我那时没有钱，所以进城回家，宁可徒步翻山越岭，也不坐汽车。翻山越岭还能超近路，五六个小时也能到家。那时候年轻，也不知道啥叫累，最得意的还是能省下三角钱的车票钱。
记得有一次，回家住了三天，就要返回集体户了。中午吃完饭出门，路过电影院时，已经快到下午两点了，正好有一场电影，片名叫《战洪图》，我便拿出仅有的三角钱钻进电影院，打算看完电影，翻山抄近路回集体户。
电影的情节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一个村庄遭遇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在洪水面前，人们表现出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在大队书记的带领下，社员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数次战胜洪峰，抢修大堤。看完电影，没想到竟然下起了小雨。仅有的三角钱已经看了电影，没办法，只能顶着小雨往集体户赶。走了不一会儿，天就暗了下来，雨也越下越大。当我翻过平顶山，往下一道山梁走时，突然墨云压顶，电闪雷鸣，紧接着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疾风暴雨中，我孤立无援，身前身后都是黑乎乎的一片，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
雨越下越大，天也越来越黑。山里的黑是那种伸手不见无指的黑，情急之下我又走错了路，在漆黑一团的夜里彻底地失去了方向。电闪雷鸣下，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迷路了。到处都是树，到处都是沟，随之而来的那种紧张与恐惧的滋味就别提了。荒山野岭里，哭是没有用的，喊也没有用，除了风就是雨，根本就没有人。
紧贴头皮的炸雷，一颗一颗地爆裂，我壮着胆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试着往高处爬。爬上高处，就能看到灯光，然后再朝着有灯光的地方走，这样就可以走出去了。山路泥泞湿滑，走着走着，我的一条腿就陷进一个窟窿里，动弹不得。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那条腿拔了出来，小腿和大腿都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伤痕累累。我那时也顾不上这些了，继续心惊胆颤地往高处走，摔倒了，再爬起来，也不知摔倒了多少次，又爬起来多少次，终于我见到远处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了。
深夜里大雨中，我放声大哭。有灯光了，就有人了，那就是逃出困境的希望了。我连瘸带拐，慌不择路，终于满身泥水像鬼一样来到有人家的村子里。我找到村民打听到集体户的位置，就在那里的集体户借宿住下。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我向远山望去，这才知道昨晚我在一片坟茔地里转了大半天，脚踏进的地方肯定就是塌陷的坟窟窿了。想来想去，都是因为那一场电影惹得祸。
那个年月，乡下是根本看不到电影的。村子里不久前搬来一户唱二人转的两口子，夫妻俩都40来岁。我那时也听不懂他们唱的是啥，却场场不落地跟着听。经常是傍晚收工后，几十个村民不分男女老少，都坐在村中央的井台旁，听着那对夫妻俩唱二人转。唱着唱着，就引来村民一阵阵地叫好声和欢呼声。
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他们俩唱的是哪一出，突然就大声叫好，狠命地拍巴掌。在我的带动下，很多村民也跟着叫好，使劲拍巴掌。我这才知道，其实村民中也有很多人是听不懂的，只是喜欢大伙围聚在一起凑热闹，有人叫好就跟着叫好。农村那时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正如我们生产队长说的那样：农村人能干啥？一天天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有本事再鼓捣出孩子，之后还是吃饭、干活、睡觉。正如萧红在《生死场》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乡村，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
斗转星移，春回大地。文革结束后，电影终于又可以在村头放映了。头一次上映的片子叫《平原游击队》，地点就在距我们村五里以外的邓家七队。这是十来年的首场放映，那天十里八村的看电影的至少有三五千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挤在一起，喜气洋洋地看电影。
看过后我们还嫌不过瘾，我们集体户的男生硬是把电影机扛到集体户，把电影放映员绑架到集体户，连夜用集体户的白墙当银幕又放映了一遍。村里有些岁数大老人并没有去邓家七队去看电影，因为腿脚不方便，还有一些家里有小孩子的妇女也没有去。现在我们把电影送到了家门口，村民们觉也不睡了，相互奔走相告。月光下，全村的男女老少们都哼着小调涌向建在山坡上的集体户，把我们集体户门里窗外挤得水泄不通。炕上、地下，挤满了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一想起曾经的那段岁月，就会想起这些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