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學習工作十餘年，除了家鄉的父母，其實對於故鄉的記憶早已有點淡漠了，直到2020年這個寒假（本人從事教育行業），按照往年的慣例，我也只是回家陪陪父母，象徵性地過個春節，但突然惡化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我一週後返程的計劃，被迫滯留在家鄉度過了一個無比漫長的假期，也為我提供了一個深度體驗觀察這個我出生長大的中部平原省份普通農村的窗口，特別是那群小學畢業後便極少聯繫的發小，出生於80末90初，大多初中輟學，外出務工，剛到而立之年，他們可以說是農村人口的中堅，觀察思考他們的生存狀態，似乎可以作為一個切片，窺見劇烈轉型和變革中國鄉村的未來。
作為“小老闆”的新農民工
家鄉所在的省是一個勞務輸出大省，與上一代主要前往南方製造業重鎮深圳、東莞、蘇州、無錫等成為電子製造工人不同，與我同代的這批農村青年主要從事餐飲行業，家裡有一句老話“生意做遍，啥都不勝賣飯”，餐飲行業投入適中，只要地段選的可以，一般較容易盈利。
在我國，外出務工群體以血緣、宗親、鄉緣為載體，形成了很多投射到東部沿海發達城市的產業聚集人員輸出區，例如江西某縣外出務工大多從事化妝品生意，湖南某地壟斷了很多高校的打印店，而河南信陽某縣則在北京廢品收購行業中佔據超過一半的份額......大多是某地某人在外找到了可操作的發財門路，便通過親戚朋友傳幫帶的形式，長久下來形成了一種輸出地外出產業趨同的現象。
老家周圍的村莊早期大量人員在上海從事拉麵生意，盛極一時的時候，據說某村莊80%以上的外出務工者都在上海及周邊開拉麵店，年產值十幾個億，甚至在上海等地，“河南拉麵”的名聲蓋過了國民品牌“蘭州拉麵”。
村裡近幾年從事餐飲行業進而成為小老闆的也漸漸多了起來，其直接結果就是村莊富了起來，他們一般都會把賺到的錢投資在家裡的房產和小汽車上，樓房逐漸鱗次櫛比，私家車越來越多，每到春節，這些在外辛苦工作一年的“小老闆”都會不遠千里把車開回老家，然後住到廉價簡陋傢俱佈置的空蕩蕩的大樓房裡，直到這個時候，“巨資”購置的汽車和修建的房子，才有了短暫的使用價值。有車，在家裡有樓，甚至在城裡有房產，似乎成了鄉村“混的還不錯”的標準，也成為鄉村社交的砝碼，車越好，樓房蓋的越高，越有可能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地位。
我的發小強子初中畢業之後一直在南方打工，做過電子廠工人、工廠保安、船廠工人，最後在南方某地開了一家“黃燜雞米飯”，前兩年生意不錯，人也勤快，很快就買了一輛二十多萬的別克轎車。強子說，我家“一條船”（一般指妻子妹妹或者姐姐的老公）早幾年買了車，每次過年去丈母孃家都表現出看不起人的樣子，所以我買了一輛比他貴的。
車、房在農村和城市一樣，同樣都成為了一種財富符號和社交砝碼。從表面上看，傳統的宗親規制，公序良俗，逐漸被打破，鄉土文化受到來自於都市的消費主義一波又一波的衝擊。事實上，這只是中國鄉村城市化、現代化漸次蛻變的正常過程。脫離鄉村太久，我們大可不必把故鄉異化為想象中的田園烏托邦。
村裡所有靠餐飲為生的人中，可樂和歡樂兩兄弟被認為是最應該開店做老闆的，因為他們兩個一輟學就去學拉麵，這一拉就是十幾年，成了遠近聞名的拉麵師傅，“他們兩個稍微有點頭腦早就開店發財了”，強子經常這麼說，強子幹什麼事都沒長性，愛玩，但是前兩年心一橫，借錢投資開了一家“黃燜雞米飯店”，強子自然不是一個合格的小店廚師，但是黃燜雞米飯簡單好操作，第一次開店，毫無經驗，但也擋不住強子藉著黃燜雞米飯快餐爆發的東風撈到了第一桶金。“可樂兩兄弟就是膽小，我們都一樣，從小家裡就窮的叮噹響，父母幫不了什麼，我借錢都要開店，搏一下，別人行，憑什麼我不行？”強子說。強子有時候還把可樂兩兄弟開不了店的原因歸結到他們兩兄弟的媳婦上，他們兩兄弟的媳婦確實不太賢惠，拿農村的話來說就是“不省事”，一個動不動就生氣，吵架打架，鬧得不可開交，聽說有一次兩口子生氣，拿她兒子出氣，差點把兒子掐死......
另外一個則是過於黏她老公，走到哪跟到哪，到哪說話都大嗓門，想到什麼就說什麼，口無遮攔，經常置她老公於很尷尬的境地。兩兄弟踏實能幹，老實本分，打工賺的錢全部用在家裡，但是似乎依然換不來一個幸福安寧的家庭。在老家人眼裡，“老實本分”似乎不是一個很好的評價，做生意、賺大錢，才是真正的有闖勁、有本事，才會父母臉上有光，妻賢子樂，才是男人的正業。“開店做老闆”需要資本的原始積累，只有擁有足夠的本錢，才能夠負擔得起投資的成本和隨時降臨的風險，但是對於已經被結婚和家庭開銷過度透支農村家庭，開店投資是一個巨大的風險項目，能跨過這道坎，且經營成功，便成了村裡的“成功人士”，而無力或者沒有膽量跨過去，亦或是經營失敗，都只會維持現狀或者再次返貧，從而拉大村莊裡的貧富差距。
去城市打工，已經不是“新農民”的首選，產業工人或者服務業工人，待遇相對較低，缺乏最基本的發展保障和社會保障，逐漸淪為新民工的剛步入社會的職業跳板和前期財富積累渠道，擁有自己的產業，成為自負盈虧的個體經營者，讓他們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和更更好的發展前景，但是，賺取財富並不代表著可以長久的守住財富，擁有產業並不代表著可以長久的發展產業，因為缺乏比較長遠的規劃和必要的抗風險能力，以及戶籍和子女教育問題，大部分“小老闆”都將賺的的錢投資到沒有太大使用價值的汽車、家裡的房子上，因此，產業發展受限或者終止、甚至失敗都很有可能發生。此時，再次失業甚至返貧的可能也依然存在。
酒局與賭局
在鄉村，一到春節，外出務工集中返鄉，學生放假，這時候，沉寂了大半年的村莊、集市、城鎮才開始熱鬧起來。今年是特殊時期，為防控病毒，村莊斷路，禁止走親訪友，返鄉者被隔離於村莊之內，長久因循的春節禮俗活動戛然而止，鄉村內部的流動變緩，甚至中止。往年，因為小汽車的普及，外出旅遊娛樂，走親訪友成為主要的春節娛樂形式，然而今年，只能在地方政府的嚴控下進行有限的“地下娛樂活動”，喝酒與賭博，重新成為特殊時期村莊最主要的兩種娛樂形式。（農村相對封閉，並且本地並無武漢湖北返鄉人員）
在此之前，我不太理解“喝酒和打牌”在農村社交娛樂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直到我有限的參與其中，才發掘出其存在並興盛的合理性。
這其中，第一位的自然是酒局，村莊的酒局是接續性的，今天在我家，明天去你家，後天其他家安排。酒、菜的質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誰來捧場，大家喝的盡興不盡興，現場的氛圍濃烈不濃烈......村莊的酒局上，滴酒不沾的會被排斥或揶揄，不能參加酒桌的遊戲，只能燒茶倒水、開車，做一些酒局服務工作，喝酒少者或者喝酒投機取巧者也會被落以口實，被大家調笑。酒量大又比較清楚酒桌規矩，能夠掌控酒桌遊戲節奏，並且活躍氣氛的被稱為“大喝家”，是酒局上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酒局上，一般酒過三巡，幾圈都參與的公共遊戲下來，在座者就會進入微醺或者半醉的狀態，此時酒桌的氣氛開始濃烈起來，緊接著三兩結合，開始“過圈”，放下防備，稱兄道弟，生疏的關係逐漸熟絡起來，而此時酒桌聊天的尺度還只是停留在酒場客套的範疇之內。
幾番“過圈”下來，酒量可以的也略顯高了，酒量一般的要麼主動“掛白旗”投降，要麼已經酒精上頭，不能自控，這個階段，平時寡言者話也漸漸多了起來，話多者更是提高了音量，吆喝著拉扯勸酒，推杯換盞，有者開始誇耀自己的生意如何如何，自己買的車怎樣怎樣，甚至是自己身上已經穿的皺巴巴的羽絨服是某個奢侈品牌，價值多少萬元......此時一人拍桌而起，大聲說著這都是扯淡，咱要不比比誰房本多？！......
爭執歸爭執，大家也都自知是玩笑，酒杯一碰，便也抿了恩仇。
酒局的後程，局上人大部分都已經過量，此時屋內說話的分貝越來越大，勸酒者、爭執者、勾肩搭背密聊者、含糊不清的講話者......吵鬧喧闐，好不熱鬧，以致驚擾左右鄰里。這時，多數人都進入酒精刺激下的飄然狀態之中，有真性情者開始吐露真心，苦悶或者不滿，被稱之為“表演”，兩個哥們因為勸酒的事爭執起來，互不相讓，面紅耳赤，眼看要從玩笑升級成“實戰”，有人趕緊打圓場，此時似乎也無濟於事，爭執雙方指指點點，已經不好調和，這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拉走一人，出去透風醒酒。還有人突然捂臉痛哭，大聲訴說著生存不易，沒人理解自己心裡的苦。
也有藉著酒興口若懸河大談自己當年是多麼多麼風光，那誰誰誰算個球 ...有者開始跟“志同道合”的哥們暢談來年生意如何規劃佈局，怎麼合作，連聲說著“咱不差錢”，不過大多酒醒之後，也都會忘得一乾二淨。還有幾人站到一邊，小聲聊著某年某人已經被重複無數次的醉酒的糗事，以此取樂......
而沒喝酒的，或者剋制者，此時要麼在這一幕幕人生百態裡獨自划著手機，要麼開始到處調和招呼，送已經不能自已的醉酒者回家......此時，酒局的活動範圍已經超出了房間，走到院子，甚至走到村頭的道路上，酒局也基本接近尾聲，開始進入下半場，到村頭或者田間小路上散步醒酒，在過年期間喝酒的高峰期，出了院門你才知道，也有不少其他酒局的散場者也開始來到大路上聊天醒酒。農村的冬夜，繁星點點，安靜異常，三五成群，幾個從小一塊光屁股長大的哥們在田野間晃晃悠悠，邊走邊聊，走到熟悉的地方，不時回憶起兒時的趣事，酒精的餘力猶在，於是暫時拋卻生活裡的種種煩惱和瑣事，苦悶或不甘，名利與攀比，返璞歸真，迴歸到兒時的童真童趣......或許，這就是酒局最大的樂趣吧。
在所有喝酒的常客中，劉帥是最喜歡喝酒的，阿飛說，劉帥前幾年不這樣，自從他父母接連走了之後，他過年回來最大的愛好就成了“串場子”，劉帥雖然喜歡酒局，但是一般不喝高，喝酒也比較滑頭，一般喝個七八成就會找各種理由推脫。阿飛說，劉帥去年大醉過一次，醉了之後說了很多話，他父母沒了之後，家裡只剩兩個孩子和老婆，他心裡蠻苦的。劉帥從小就比較聰明，因為是家裡的獨子，父母也很溺愛，父母接連因意外去世，劉帥只能靠自己，前幾年在省會城市開了一家賣門窗的門市部，靠自己的打拼買房買車，兒女雙全，也算混的不錯。但是劉帥跟其他的農村青年不太一樣，拿阿飛的話說，就是心事太重了，過年的假期，劉帥不像其他年輕人一樣睡懶覺睡到中午，而每天起得早早的，一個人順著村邊的鐵路能走出十幾裡，村周邊的荒地、墳場、人跡罕至的地方也都被他獨自探了個遍。
我能理解劉帥內心的孤獨和苦悶。他們劉姓在我們村屬於外來姓氏，整個家族人口不多，但是劉帥的父輩，劉家六個兄弟都比較能幹，早年因為跑貨車、做生意賺了不少錢，成為村裡最先富起來的一批人，但是比較邪乎的是，劉家六兄弟中的五人，先後因為意外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去世，這其中就包括劉帥的父親，劉帥的母親也在幾年後因病離開。每次劉帥從省城回到村裡，除了一棟老宅，家裡可謂是舉目無親，所以他變得越來越喜歡熱鬧，喜歡酒局，這並不完全是因為喝酒，應該是觥籌交錯中還可聊以慰籍的哥們和友誼吧。
人是群居的社交動物，在鄉村，酒局是最重要的社交方式，酒精的作用使人鬆弛下來，放下偽裝和戒備。不管什麼人，混的或好或差，做官、做生意或者打工，一旦坐到一個酒局上，幾杯黃湯下肚，階層和財富的藩籬便暫時消失了，你只是村裡的阿貓阿狗，從小光屁股長大的孬蛋狗剩。在極度缺乏其他娛樂方式的鄉村裡，酒局也是最重要的休閒娛樂方式之一，盡興、開心是一再被強調的酒局娛樂終極追求。外出務工者或者做生意者，他們大多處在社會的中下層，承受了不低於城市人的社會壓力，每年過年短暫地回到鄉村，又要面對父母孩子呈現的積累了一整年的各種瑣事或者麻煩，以及來自於同儕以及街坊鄰里的攀比壓力。酒局娛樂提供了一種絕佳的洩壓方式。
酒局更是一種拉近鄉村日漸疏離的社會關係的粘合劑，鄉村青年大多輟學離鄉，南下北上，開店打工，迫於生計，忙碌奔波，聯繫也僅僅是偶爾的微信視頻語音，一年也就過年回鄉休息一兩個月，在這期間，通過酒局，聚集在一起，迅速卸掉戒備和疏離，拉近彼此的關係。
而鄉村另外一種主要的娛樂形式則是牌局或是賭局，在鄉村，玩牌娛樂和賭錢是比較模糊的存在，因此很難界定非法的賭博，事實上大部分牌局都是“小玩”，而純粹的沒有賭注的打牌一般不會長久，是“沒有意思”的，幾毛或者幾塊錢的“擂”，有時候一晚上運氣再差也輸不了幾十塊錢，這基本還是停留在娛樂和社交的層面。但是“小玩”在有些情況下可以迅速演變成“大賭”，遊戲規則的簡單改變，“賭徒”的加入，都會使牌局上的資金流水增加，從而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賭局，走向違法的方向。所以，農村的賭局分為三種：一是天然的賭局，參加賭局的人都是以賭錢為主要目的的，參與者都是長期的賭徒；二是由簡單的玩牌娛樂演化而成的賭局，是半娛樂性質的；三是由酒局演化而來的賭局，喝酒之後，一般會伴有賭局，這種賭局的娛樂性質最濃，但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最容易有大量的輸贏。
強子最喜歡酒後的賭局，此時小醉微醺，興致逐漸高了起來，輔以打牌娛樂，吹牛聊天，有時候可以玩整整一晚上。強子今年說的最多的一句話就是：今年喝酒沒輸過，打牌沒贏過。他總結的很精闢，強子在今年的數十場酒局中，只要打牌喝酒都是喝得多，而在大部門的酒後賭局中，強子也是輸的多，一個多月下來輸了好幾千。強子經常說起當年在東莞打工賭博，都是幾萬的輸贏，這不算什麼，就是玩玩而已，開心就好。經常和強子一塊喝酒打牌的阿超，比我們大幾歲，腦子靈活聰明，做事幹練沉穩，他與強子恰恰相反，每次賭錢都是贏的最多的，以至於經常被經常被其它朋友開玩笑說，過完年也不用去開店了，每晚打牌都有上千的入賬。阿飛不喝酒不賭錢，喜歡看茶看牌，所以看的明白，他說強子喝完酒就犯迷糊，運氣來的時候大手大腳，運氣去的時候還是大手大腳，輸急眼急於翻盤更是會大手大腳。而阿超則不一樣，越喝酒越清醒，在牌局上收放自如，善於根據自己的運勢把握節奏，所以他倆的輸贏是必然。阿超總贏，強子總輸，那自然是強子的錢被阿超贏去的多，時間久了，強子多少有點怨言，說跟阿超在一塊打牌沒贏過。說歸說，兩人還是會經常在一起喝酒打牌，我們也總勸強子多跟阿超學學“牌技”，強子說，阿超人家打牌自帶氣勢，怎麼學，一摸牌就輸了......可能賭錢也真的需要天賦吧。
經常參與賭局的人也分為幾種，一種是純粹娛樂的業餘參賭人，以娛樂社交為主要目的，一種是有自己營生的賭博愛好者，賭錢是為了娛樂或者獲得額外的收益；一種是職業賭徒，將賭錢作為自己主要或者全部的經濟來源。阿亮就是村裡一個賭博愛好者，他不但自己賭，他老婆也參賭，也經常自己組織賭局，並且大多在酒局之後。阿亮酒量大，喝多了也沒事，酒桌上大家喝差不多的時候，賭局差不多也就要開場了......
強子曾生動的描述過阿亮打牌時的樣子，摸牌時小眼一眯，微微一笑，狡黠而得意。阿亮打牌計謀比較多，並且是在大家都喝醉的情況下，因此贏得也多，運氣差的時候就找藉口換他媳婦來打，賭局上很忌諱換人，因為牌運也會改變。憑藉這幾招，阿亮夫婦成了牌桌上的常勝將軍，光打牌每年都入賬不少，因此，村裡經常打牌的人也對他們頗有微詞。
農村賭局的場所也很隨意，真正的棋牌室很少，大都是在自己家裡，另外，也有隱蔽的固定賭博場所，成為農村的“地下賭場”。阿輝也是我們的同齡人，輟學之後並沒有出去打工，而是在村裡的街邊開了一家百貨超市，後來我聽說，阿輝的超市只是個幌子，也不怎麼賺錢，超市的鋪面之下，有二百多平米的地下室，裡面是一個“賭場”和一個“黑網吧”。有天晚上，喝多了的強子、阿超、阿亮，帶著我去了那個早就聽聞過的“地下賭場”，順著樓梯走下去，瞬間煙霧繚繞，地下室裝修很簡陋，通風不好，空氣汙濁，左邊進門是一個寬敞的空間，裡面擺著十幾桌麻將，半夜十二點多，大部分牌桌上依然坐滿了人，人聲嘈雜，吞雲吐霧地洗牌摸牌。右邊則是一個較小的空間，裡面分兩列擺著大概二十幾臺電腦，前面坐滿了一看就是未成年的少年和小孩，打著差不多同一款槍戰題材和對戰遊戲。
因為我們和阿輝彼此認識，阿輝接待了我們，親自給他們幾個安排牌局，飲料茶水，老道地招呼著，他手裡攥著厚厚一沓十塊二十的現金，給參與賭局的人每人發了一定量的籌碼，阿輝負責張羅服務，如果誰贏的話，會給他一定的抽成。那天晚上他們興致很高，打了整整一個通宵，而我看了一會受不了那個環境就回家睡覺了。不出所料，強子還是輸了不少，阿亮破天荒的也輸了不少，聽說是打牌之前阿超主動找阿亮喝酒，直接把阿亮灌醉了，然後才拉他去打牌，導致阿亮在牌桌上連錢的賬目都算不清楚，迷糊了一晚上，也輸了一晚上。我沒問阿超到底贏了多少錢，只知道阿輝光抽成就有好幾千塊......
早些年，筆者就不止一次聽說各種因為賭博傾家蕩產的案例，鄰居家阿凱最早在鎮上開了一家飯店，成為村裡第一批老闆，那些年公款吃喝盛行，因為經常承接鎮政府的公務接待，因此阿凱的飯店生意十分紅火，也賺了不少錢。在農村，意外的發財很多情況下都伴生著“吃喝嫖賭”式的報復性揮霍，再加上交友不慎，阿凱開始沉迷賭博，和所有賭徒傾家蕩產的故事一樣，阿凱也經歷了剛開始的贏多輸少，牌運爆棚，到後來的越陷越深、越賭越大、越大越輸，最後直至把自己家的店都輸的精光......阿凱和我哥是朋友，在賭光家產之後也無數次向我哥傾訴過自己的悔恨和不甘，覺得自己是被“下了套”，也發誓再也不沾賭。阿凱也做到了，可能只是因為真的沒錢了，阿凱從那以後再沒賭過，兢兢業業在鎮上重新開始經營賣早點的小生意，前兩年，阿凱來我家聊天，談到自己不大但是有穩定收入的小店，滿足溢於言表。但是，就在前一段時間，大家又開始談論阿凱在村裡的賭局上贏了多少多少萬的“光輝”事蹟......
賭博這種伴隨人類文明產生並長盛不衰的博弈遊戲，在農村有著極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市場。農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其他的娛樂形式匱乏，特別是社交娛樂，傳統鄉土的社交文化活動因為適應不了農村現實社會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衰落，在這種情況下，又沒有新的項目填補進來，使賭博成為農村主要的娛樂社交活動。娛樂性的玩牌和賭博又比較難於界定，相對來說，來自於執法部門的監管比較寬鬆，存在很多困難，使農村賭博活動缺乏外部約束，從而在地下野蠻生長。賭博有極強的成癮性，一旦沾染，會像吸毒一樣反覆發作，對於賭徒來說，可能唯一能夠有效止賭的方法就是輸完賭資。賭博氾濫也不僅僅是農村的問題，很多光鮮亮麗、教育良好的明星、企業家沉溺賭博的事蹟也不時見諸網端，成為熱搜。但是，農村賭博氾濫卻是普遍性和機制性的，對薄弱的農村文化和經濟的衝擊也是十分巨大的。
各玩各的 俺媳婦不管我
“我們家各玩各的，俺媳婦不管我，也管不住我”，這是強子單獨和我在一塊時經常說的一句話。強子從小和我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和我走的很近，強子說，有些事不能和他們（其他朋友）說，他們嘴不嚴實，今天說了，明天半個村子就知道了。所以強子有時候會帶著壞笑向我炫耀自己的獵豔經歷，因為他知道，我是比較可靠的，不會亂說話（不會亂說話不代表我不會亂寫）。強子確實愛玩，他說賺錢不就是為了玩嗎？我媳婦愛打麻將，我就讓她隨便打，辛苦了一年，打麻將輸了幾千塊錢算什麼，她開心就行。這就是強子所說的“各玩各的”。強子也確實不管他媳婦，他媳婦穿著樸素，一看就是一個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強子還經常抱怨她不知道給自己買衣服，不化妝......強子媳婦確實不買化妝品、不買衣服，唯一的愛好就是打麻將，過年期間，除了吃飯的時間都在麻將桌上，也確實是沒有過問過強子的事。
過年疫情期間被封閉在家，強子發出最多的感慨就是：今年在家沒意思，什麼都玩不了，tmd洗腳城、KTV、迪廳會所什麼的沒有一家開門的.....後來疫情緩解，縣城第一家賓館開始營業，強子是最先知道的。有天強子突然一整天都不在家，第二天我們兩個一塊散步，強子突然得意的跟我說，知道我昨天為啥一天不在家嗎？昨天我帶隔壁村一個妮出去玩，下午開了個房間，你懂得，強子一臉壞笑，強子說，臨走那妮還給我買了一大袋子吃的，我拎回去給我媳婦孩子了。強子確實認識隔壁村的一群姑娘，都是二十歲出頭的，有天我們開車走在田間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走來騎著電動車的三四個女孩，強子下車跟他們眉飛色舞的聊了很久，上車的時候跟我說，看到沒，這幾個我想的話都能拿下。強子還說這裡面有個姑娘才二十歲出頭，已經離過兩次婚了，第一次被騙了，第二次出去打工跟隔壁省的一個男的好上結婚了，女孩的父親因為對方太遠，家裡在山裡太窮，就棒打鴛鴦，把女兒帶了回來，現在管的很嚴，也沒法叫她出來玩了。
強子有個弟弟阿光剛結婚沒多久，媳婦是山東的，有個女兒，年後復工阿光先走了，強子有天跟我抱怨起他弟弟，他說他弟弟在外邊亂玩，跟他媳婦鬧離婚，不成景（沒前途）。強子說，玩歸玩，家庭還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對老婆孩子好一點，他（阿光）整年都不管自己老婆孩子，有點太過分了。這可能就是強子自己的婚姻哲學，強子雖然愛玩，但還是把家庭穩固看的很重，他清楚地知道家庭不和睦和破裂的後果可能是自己無法承受的。
強子還經常向我提起他離過兩次婚的表弟。他表弟我知道，是鄰近村的，小時候跟強子去他家玩，我記得他表弟家弟兄三個，只有一間破土房，沒有院牆，院子裡扔滿了垃圾，常年沒人打掃，弟兄三個乾瘦乾瘦的，經常只穿著一條褲衩到處淘氣。他說他表弟離了兩次婚，最後一次不知道怎麼在某一線城市找了個本地姑娘，家裡開了好幾家會所，一步登天，少奮鬥幾十年。強子說起這些時，能聽出些許欣羨和不甘。
近些年來，農村的離婚率有所上升，但是相較於城市，還是比較低的，這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村結婚的成本較高，離婚是一個高消耗的過程，男方再婚的成本更高，男方對於離婚比較慎重；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村，大部分女方依然是傳統從屬於男方的，沒有經濟獨立，在出現問題時一般還是會選擇隱忍；再則就是農村人們的社交圈子還是比較狹窄的，一般還是侷限在親緣、族緣、友緣和工緣之內，較低的流動性也會使離婚率低於城市。
但這也導致了一種畸形的婚姻狀況，農村大部分的婚姻依然是男主內，女主外，大部分妻子並不經濟獨立，丈夫是家庭財政的主要收入來源，雖然妻子也有可能握有財政權，但是一般不具備再生產能力。因為妻子的從屬地位，以及夫妻因為分工的不同暫時分離，會產生很多問題，在很多情況下，妻子會對丈夫在外的“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而丈夫也會自覺規範自己行為的尺度，從而達成一種“默契”，因為夫妻雙方都明白，維繫家庭安定，才能持續發展和抵禦隨時可能到來的風險。當然這也只是極個別的極端現象，我們不必因為這些個例就去妖魔化農村，亦或是放大可能存在的矛盾，因為與大城市的普遍存在的婚姻危機相比，這還是小巫大巫，少之又少的。
莫名其妙的病
阿飛不止一次跟我談起他莫名其妙的“病”，他說我曾經去醫院做了所有的檢查，醫生告訴我都沒有問題，但有時還是會突然不舒服，正在走路時連邁出一步都特別困難......
阿飛從小就特別聰明，小學一二年級成績都是第一名，在我們小夥伴裡最先學會騎自行車、三輪車，甚至是開拖拉機，他學什麼會什麼，修車補胎，修家用電器，在我們還只知道放學後跑回家看動畫片的時候，他已經開始鑽研收音機二極管和無線電了。可能是因為阿飛的興趣太過廣泛，他的學習成績漸漸的沒那麼好了，直到初中輟學，輟學後阿飛去上海的飯店裡做過小工，回家開過家電維修鋪，後來也在上海開了一家拉麵店，那段時間經常聽我媽說起阿飛開的店生意不錯，要發財了，可是到了年底，阿飛突然把店轉讓了，很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賺錢的店卻不做了，直到阿飛告訴我真正的原因。
阿飛說他開店那段時間時常感到煩躁與絕望，有時候突然心跳加快，渾身出虛汗，甚至失去行動能力，他被迫去做了所有檢查，腦電圖、心電圖、驗血......都是正常的，也吃了各種藥，並不管用。後來醫生提示可能是精神疾病，才覺得可能是抑鬱症。“抑鬱症”這個名詞，在農村是很陌生的，沒有人理解看起來很正常的人會因為“心情不好”的問題而突然宕機，在農村，這也是一種羞於啟齒的病，好端端的店開不下去，只會被別人認為是吃不了苦，或是一種“赤裸裸”的逃避藉口。
阿飛是個樂天派，情商高，百事通，人也幽默，村裡老少都挺待見他。但是很少人知道他曾經患過嚴重的抑鬱症。阿飛說，我不喜歡做飯店生意，開店的時候每天都是煎熬，我還是更喜歡自由一點，自己喜歡的工作。阿飛前年花了將近四十萬買了一輛解放卡車跑長途拉貨，他喜歡開車到處跑，喜歡看路上的風景，喜歡開心的時候就接單出去拉貨幹活，不開心的時候就在家休息。自從買了貨車，阿飛的狀態好多了，阿飛說，去年我一個月至少要休息10天，少賺一萬多塊，今年一個月休息四五天就行了，兩年就能把貸款清了，阿飛的語氣很篤定。我給阿飛看了快手短視頻上的卡車司機網紅，讓他也沒事拍拍，說不定也會紅，阿飛很開心，註冊了快手抖音賬號，雖然現在只有十幾個粉絲，但是依然熱情高漲，每次出車總是拍一大堆視頻發給我讓我幫他剪輯。
相較於“抑鬱症”這種虛無縹緲的疾病，癌症在農村的存在則是更加直接與切膚，越來越多人莫名其妙地患病，我有一種感覺，癌症的發病率在前幾年達到了一個高峰，那個時候，癌症的蔓延蠶食著本來就脆弱的農村家庭。阿軍是與我一塊讀書考出去的，現在在上海做程序員，年收入也有百萬，阿軍一家的孩子都比較爭氣，他哥哥名牌大學畢業，進了國有鋼鐵廠，在上海站穩了腳跟，阿軍的表弟阿偉也是名牌大學畢業，現在在國外做工程師，阿軍的堂弟，剛剛考上省內一所不錯的大學，可是他們家有個“魔咒”，阿軍高考那年他母親被查出乳腺癌，很快就去世了；阿偉剛上大一，他母親也突然被查出食道癌晚期，沒多久便撒手人寰；阿軍的堂弟，也是在上大一時母親得了癌症，沒挺過一年。村裡人都說，他們家的女人命苦，享不到兒女的福。疾病帶來的傷痛以及家庭破裂，會漸漸讓其與故土疏離，阿軍一家接二連三的變故，迫使他們賣掉家裡的房子和土地，搬到城裡去了，只有每年的清明和忌日才回鄉祭拜。
重疾帶來的悲劇故事在農村並不是少數，在醫保和大病醫療沒有完善的那幾年，拖延治療和或者放棄治療，是很多家庭和病患無奈的選擇。而相較於癌症這種人的肌體被擊垮的大病，焦慮症、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卻往往被忽視，甚至被誤解，因為農村極度缺乏必要的精神衛生知識和心理諮詢服務，農村心理問題和精神疾病問題得不到有效的干預與遏制。在擁有話語權和決策權的“肉食者”眼中，農民和農民工是一種符號化的存在，主流媒體與意見領袖則極少關注他們內心的聲音，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極其“沉默”的，在土地上耕作、在工地上搬運、在高架或樓頂討薪、在煙熏火燎的廚房裡製作食物......汙濁或者骯髒的工作把他們推到城市的邊緣,他們像影子一樣沉默且微不足道，在城市人的生活中“飄”過，因此很難喚起注意，即使有所交流也顯得維諾、木訥與膽怯，甚至有可能被加上輿論的刻板印象，與犯罪聯繫在一起。農民工在城市是被忽略和歧視的，而回到鄉村，也很難得到足夠的心靈疏導與慰藉。然而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在自己的微社會體系中維持著非常重要的一環，我們不應將其“符號化”或者“影子化”，鄉村觀察者和研究者，包括政府，都應更加關注這個群體作為鮮活個體的本身，他們的喜怒哀樂和內心需求，而不是已經出現或者即將爆發的矛盾和問題的事件本身。
阿光的生意
我有太多年沒見過阿光了，我們是小學同學，我記得那時候的他瘦瘦小小的，在班裡很不起眼。那次天晚上，阿光來的比較晚，穿著整齊的妮子大衣和擦得蹭亮的皮鞋，頭髮也梳的油亮，在這個大家都穿的很邋遢隨便的村莊裡的酒局上，顯得格外扎眼。阿光一回來便跟所有人寒暄，說著我剛從縣城趕過來，遲到了，先自罰三杯，熟練地倒上三杯酒，一杯接一杯地一飲而盡，大家都邊恭維邊說還是“阿光有排面”的客套話。
阿光輟學後一直在縣城裡做生意，據說還混得不錯，在城裡成家立業，買了房、買了車。阿光拿起半瓶酒坐在我旁邊，說老同學好多年沒見了，我們得好好喝一杯，盛情難卻，我也在我的酒杯裡添滿了酒，跟他碰了一杯，阿光開始從自己為什麼來晚說起，他說下午跟一個領導吃飯了，在談一個項目，知道咱們縣正在開發的那個景區嗎，我們準備在那邊建一個拓展訓練營，你在大城市工作，應該知道是幹什麼的，我點了點頭，阿光似乎覺得我是一個不錯的傾聽者，然後繼續滔滔不絕地講著，像我們這種在家裡的地裡刨食吃的，吃得就是這一碗飯，不像你們在外吃公家飯的。阿光說起自己的大排檔生意，說起自己在縣城初具規模的菸酒生意，說起自己的人脈，還說到自己未來事業的宏大規劃，然後客氣地說，你是大學生，有文化，沒事咱倆可以多交流一下。
阿光還說到我們縣的經濟，說到那個建設的看起來高大上的產業園區，那裡的工廠沒有幾家是開工的，前幾年的鞋廠、製衣廠全跑越南去了，還有幾家企業，剛建成還沒開工就被環保部門和當地政府逼走了.......咱家的人不行，阿光有點痛惜地說，你常年在外邊，也不是很瞭解，所以在咱們家做事，得按照咱們家的規矩來，要不然就會賠的內褲都不剩下......
阿光說的很對，縣城前些年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建起了佔地幾千畝的產業集聚園區，紅紅火火，一年一個樣，我甚至曾經暢想過我們這個中部勞務輸出大省的一個普通縣城，會不會藉著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的東風成為未來的“小溫州”“小東莞”。並且在剛開始的兩年，園區裡的鞋廠和製衣廠陸續開工，吸引了很多村裡的富餘勞動力就近就業，村裡很多年輕人開始不出去了，留守的女人們也開始到工廠裡做工。但是好景不長，或許是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亦或真的如阿光所說，我們這裡的管理水平低下，產業環境不好，這些工廠紛紛又搬走了，只剩下建設的整整齊齊的廠區和廠房長滿了野草，成了名副其實的“鬼區”，而村子裡的年輕人還是隻能沿襲之前的老路，出去務工或做生意，留下老人、小孩和部分女人在村子裡。
縣裡這幾年又在轟轟烈烈的搞特色旅遊項目，修了濱河公園，把一條老街改造成仿古步行街，還將南部貧瘠的山地開發成旅遊景區，在山腳下種上幾百畝的油菜花，每年舉辦油菜花節，縣域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經濟效益似乎不是很好，創造的就業也極其有限的，缺乏實業，依然扭轉不了人才和勞務嚴重外流的局面。
蔓延的孤獨與苦悶
阿偉是孤獨的，我能看出來，但誰何嘗不是這樣。阿偉本來不在我的觀察範圍之列，他和我一樣，學有所成之後在外工作，事實上並不屬於“農民”，但因為我們這一類人雖然是“新城市移民”，但是還帶有“農民”的諸多烙印，原生環境的影響也會是巨大和持續性的，雖然通過自身的努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己的命運，但是從鄉村走進城市，巨大的壁壘和藩籬，會使我們揹負上更多身份轉換的陣痛。
阿偉讀書的時候學習成績很好，在我們縣的重點高中也是佼佼者，但是他生性要強，心思也比較細密，再加上我們這個中部省份地獄級別的高考難度，他在高三那年患上了比較嚴重的神經衰弱，嚴重的時候整晚整晚的失眠，導致第一年高考失利，被迫選擇復讀。其實按照他平時的成績，只要不是發揮失利，應該能考上一所不錯的大學，但是阿偉“用力過猛”了，農村的孩子是經受不起在這個命運大考中的任何失利的，所以巨大壓力帶來的焦慮和失眠似乎成了高三生的群體性病症，阿偉則更加嚴重，我知道的時候已近徘徊在抑鬱症的邊緣。但是阿偉還是挺過來了，以非常危險的分數考上了一所重點大學。
阿偉大學畢業後去了上海，在一家工資不高的國企，雖然在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安定下來的難度遠遠高於高考，但是阿偉還是下定決心要在這座城市紮根。後來，阿偉從那家效益一般的國企離職，辦過短期暑假培訓班，然後又進了一家不錯的大公司，收入也還不錯。那年過年，阿偉給我發消息讓我陪他去我們那邊的省會城市一趟，他說他要去向自己喜歡多年的女生表白。那晚阿偉拿上自己精心挑選的禮物赴約，表現的很有把握，我大概明白，阿偉換工作後自信了很多，但是結果那晚阿偉卻是乘興而去，敗興而歸，我問他怎麼樣，他說女孩開了一輛不錯的車赴約，他問女孩這車是誰的，女孩說是自己全款買的，去年還買了一套房，女孩是房地產銷售，那幾年房價暴漲，女孩賺了不少錢，很快有房有車了，阿偉頓時便洩了氣，約會也不歡而散，那句可能在心裡默唸了無數次的情話最終也沒能說出口。
後來阿偉安心工作了半年多，過完暑假剛開學，阿偉又突然給我打電話，那時候我在廣州讀研，他說自己請了長假，要來南方旅遊散心。後來我才知道，阿偉跟公司裡的一個老員工起了衝突，阿偉性子直，人又倔，對方心眼多，經常給他穿小鞋，阿偉氣不過就跟他打了起來，後來公司給他批了半個月的假，讓他出去調整一下。那天我們在珠江邊聊了很多，阿偉說他不喜歡職場上的勾心鬥角，還說想移民到新西蘭，聽說那裡環境優美，生活散漫，人與人之間都比較單純.....我以為阿偉只是隨便說說，誰知道半年後他真的申請到了去國外的簽證，只不過是去新加坡，原因是新加坡可以賺更多的錢，阿偉說，我面臨的所有問題，我覺得歸根結底還是錢的問題。
按照合同，阿偉在新加坡一年就有將近一百萬的收入，三五年之後就可以在上海郊區全款買套房。我感覺阿偉應該會很快成為大城市裡有車有房的成功人士，通過朋友圈，我也看到阿偉在恬靜的日本奈良城、在泰國芭提雅繁華的街頭、在馬來西亞迷人的沙灘上的光鮮的國外生活。過年的時候我跟阿偉通了很長的視頻電話，阿偉一臉憔悴的坐在房間裡看書，看起來比我最近一次見他老很多，阿偉正在攻讀新加坡一所高校的研究生，阿偉說有點難，年齡大了，很難靜下心來，有幾門課程比較難及格，阿偉花了十幾萬在這個學位上。阿偉擔憂地說，考試不過，花的錢就打水漂了......我提到買房子和結婚的事，阿偉說沒存到多少錢，去年買店鋪還被騙了幾十萬，女朋友難找，去年談了一個上海的，但是對方後來說離過婚，阿偉就把人家拉黑了。阿偉說可能要孤獨終老了，現在只想把學位拿下來，還有拿到新加坡的綠卡......
阿偉很苦悶，應該平時也很少人跟他聊天，我們聊了很久，相似的人生困惑與苦惱，對未來的悲觀態度，彼此從對方那裡得不到一點溫暖的東西，很快天黑了，我感覺孤獨和苦悶蔓延開來，這幾年，我一個大男人也開始害怕天黑和陰鬱的天氣，開始極度的怕冷，我明白，年輕的銳氣慢慢被耗盡後，現實的黑暗便投射下來，我們能做的只能是揹負著一切努力奔跑，一刻也不要停下來。這也許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