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的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上任何形式的
"统一"，其实都是"征服"的产物，直白地说就是"打"出来的。就好比雨滴的形成有赖于尘埃作为内核来聚集水汽是一个道理，一个文明圈子的统一，必然有赖于一支强大的力量来征服、兼并直至统合其他力量。
一：夏的灭亡和商的建立
在距今3000多年以前，由禹开创的夏朝，在夏后桀时代，走到了尽头。夏的国都位于阳城，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登封市附近，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良好的农业基础可以保证获得更多的人口，也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兵员，而平坦的地势则便于四下出击，讨伐那些不服管束的诸侯。然而一旦局势逆转，这种无遮无挡的环境却会变得异常凶险，因为你打别人方便，也就意味着别人打你同样方便。
史载，桀在位期间，伊水、洛水曾一度全部干涸，后世的文人们认为这是上天对夏桀"无道"的警示。而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当时的夏遭遇了极其严重的旱灾，作为国本的农业因此难以为继，国民经济趋于崩溃。曾被夏王朝逼得四处流亡的子姓部族，在其领袖汤的领导之下，此时则正在崛起，因为子姓最初获得的封地是商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商人"。曾经同样遭受夏王朝打压的嬴姓部族，不失时机地选择与商结成同盟，如此一来，实力对比的天平彻底倒向了商一边，这最终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夏商之间的战略决战最终爆发于鸣条地区，
鸣条之战中夏军主力被商、嬴联军击败，后夏桀被俘，之后被商汤放逐。由此，商朝宣告建立。 二：纵情声色的商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商代，纵情于声色并不是什么拿不上台面的事，这一点和后来西方的罗马帝国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此外，多元化的经济模式下，商人社会中，很可能并不存在"士、农、工、商"这样的身份等级制度。
武王灭商后周人指责商人"奢靡、淫秽"，在历数商的"罪状"时，曾提到商人普遍酗酒，酒气熏天，触怒了上天——这一条在战国后期被韩非子放大成了"酒池肉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是"商人"而不只是商王或是贵族，这恰恰也说明当时商的生产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因为酿酒需要大量的粮食，国人普遍饮酒，表明国家肯定有足够的粮食剩余，而在农业时代，粮食则是一切社会财富的基础。现今出土的商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常会出现"酒"这个字，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点。再参考商代墓葬中出土的气势厚重又不失精巧的青铜礼器，以及来自南海和台湾的贝币，我们不难想象，在距今约3700多年前，商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拥有很高技术水准和文明程度的王朝，在某些方面，她甚至超越了后世的周。
工商业的发达，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还使得商朝人对于规则特别是成文的条例、契约格外重视。"契约"这个词，或许便来自于商人的先祖——契。参考如今商业活动中的合同、备忘录、协议等等文本，对此我们不难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这些文件，要求用词必须明确、直接且可以量化。在商汤灭夏之后，商人把这种成文化、明晰化的行事风格，贯彻在了国家制度的构建上。
在夏代，无论是夏后还是贵族、平民，人们都是依"惯例"行事，这就导致了社会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模糊性。这种情况下，必然是谁手中的社会资源多、话语权大，谁就更占便宜。对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夏后而言，这意味着任何一个贵族事实上都拥有对于法律的解释权，久而久之，君主的权力必然要遭受侵蚀——贵族们可以"合法"对百姓肆意盘剥，而君主则需要最终为这些行为来埋单。在目睹了夏的灭亡之后，作为取代者的商人在重建国家机器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商业文化的优势，对诸侯和贵族的权限、行事规制、权力继承，贡赋、征兵、车马、服饰、农耕时令、市场交易乃至丧葬程序，都制定了规范化的规则，这些规则对比后世虽然显得粗糙，但已经具备了社会管理和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
三：商的刑法
商人还制定了中国最早的成文法——《汤刑》，按照《吕氏春秋》的记载，《汤刑》条目应该有300多条。对比夏代靠贵族间口口相传的习惯法，成文法显然更加严谨、明晰。在操作时，官吏只需要依据书面律条行事便可，如此一来，留给贵族们"自由发挥"的空间自然也就被大大压缩了，商王的权威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平民的权益也有了更多的保障。
需要注意的是，商的法被称为"刑"而不是"律"，这意味着商的法律体系主要是通过惩罚的方式来规范人的行为。这说明：一、以"惩恶"来"扬善"，这是商王朝乃至后世法家的基础思想，在此之后的历朝历代，刑法始终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二、商的成文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要惩罚一个人，只能在他触碰到底线之后才能执行，而在"底线"之上，譬如民事和经济问题，商代的法律是不可能全部涵盖的，因为不可能事事都对人用刑。 相对于具体条文来说，商代法律的核心之处在于立法正义：以"惩恶"来"扬善"，以抑制贵族权力来平衡社会利益。后世战国时代，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所主导的变法，其思想源泉恰恰都是来自于商。荀子曾言："刑名从商。" 此外，商的法律工作者们都比较倾向于重刑惩罚。如果你不开眼违法了，那么等待你的只能是肉刑，如大辟（斩首）、劓刑（割鼻子）、宫刑、刖刑（断足）、墨刑（刺字）……《韩非子》中曾说，如果你在马路上乱倒垃圾，那么司法部门就会砍掉你一只手。这种轻罪重罚原则其实并非没有道理：假设任何一个人只要一违法就一定会被抓住，那么惩罚原则就非常简单，只要让违法者付出的代价稍高于违法获利，那么就可以达到规范人行为的目的。但是现实中，并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能告破，每一个罪犯都能被抓获归案，即便是在今天也做不到，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来震慑潜在的罪犯。
轻罪重罚原则在商的法律中肯定是存在的，但依常理来论，打一顿很正常，但上来就砍掉一只手，即便是在商所处的中古时代也显得有点过于杀伤了。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农耕时代，人是最宝贵的生产资源，人口数量多寡是衡量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准，在任何时代，普通人轻微违法的概率都不小，如果轻易就将轻罪之人致残，那么必然会导致有效劳动力数量减少，一个能延续500多年的王朝，是不太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商代，包括《汤刑》在内的各种官方典册都是收藏于官府之内，普通人是无权阅读的。这种法不示民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中后期——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铸铁鼎，将国家律法刻于鼎上，向所有国人昭示，这是继"有册有典"之后，中国法制以及国家制度构建的又一大飞跃，史称"铸刑书"。
结语：
这种制度与前朝的制度究竟有多大区别，如今不得而知，但起码我们可以知道，对比夏的单纯武力威慑，商处理与诸侯国关系的手段肯定要更加多样化和规范化，而后世的周，则继承了大量商的管理架构——史书曾记载，在武王灭商之后，周人作为胜利者，却依旧认真地向商的官吏和贵族学习如何治理邦国和天下。
参考文献：
《韩非子》
《吕氏春秋》
《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