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重慶《傍徨》雜誌第五期發表了一篇文章：《論氣節》，文中寫道：
氣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精神。什麼是氣節？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平時能安貧樂道，在富貴榮華的誘惑之下不動心志；在狂風暴雨襲擊下能堅定信念，而不驚慌失措，以致於“臨難毋苟免，以身殉真理。”
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紅巖英烈陳然，他用自己的生命對“氣節”二字的深刻內涵作出了最透徹最有力的詮釋。
陳然，原名陳崇德，祖籍江西，1923年12月28日生於河北省香河縣。父親是海關小職員，先後在北京、上海、安徽、湖北、重慶等地工作，陳然也隨父輾轉各地生活、求學。1938年，陳然在湖北宜昌參加“抗戰劇團”，在抗日救亡宣傳工作中，接受了革命教育，經過實際工作鍛鍊，1939年在“抗戰劇團”加入共產黨。1940年，正值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反共高潮，劇團內黨組織撤離，陳然也因父親工作調動，隨家遷居重慶，黨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共中央南方局。1942年因躲避特務抓捕又與組織失去聯繫。失去組織聯繫後，陳然仍然自覺地履行一個黨員的職責，通過學習《新華日報》《群眾週刊》等領會黨指示的鬥爭方向，主動深入到工廠、碼頭去與工人群眾交朋友，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中國社會處在“向何處去”的重大轉折關口，相當多青年的思想狀況也因政治局勢的複雜和自身前途的茫然而顯得苦悶與彷徨。在新華日報社的領導下，陳然與一些進步青年創辦了《彷徨》雜誌，以小職員、小店員、失學和失業青年等為對象，以談青年切身問題為主要內容，形式上是“灰色”的，但內容是積極健康的，以此聯繫更廣泛的社會群眾，發展和聚集革命力量。1947年1月1日，《彷徨》出刊後，大量讀者來信，傾訴種種不幸遭遇，以及個人生活上、思想上的苦悶。陳然擔任編輯部的“通聯”工作，利用業餘時間答覆讀者來信和到新華日報社報館取稿，常常工作到深夜，為雜誌和讀者嘔心瀝血、不遺餘力。
1947年2月，新華日報遭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無理查封，報館全體人員被迫離開重慶撤回延安。重慶的政治生活頓時陷入一片沉悶壓抑的氛圍中，國民黨政府實施的白色恐怖和新聞封鎖政策，斷絕了進步人士瞭解革命進程的渠道；這一突發事件更是打斷了《彷徨》雜誌與新華日報社的聯繫，使陳然他們失去了上級黨組織的領導。
在這種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危急情況下，陳然和《彷徨》雜誌的蔣一葦、劉鎔鑄等同志卻於1947年4月底的一天突然收到了黨組織從香港寄來的《群眾週刊》香港版和《新華社電訊稿》，這讓幾位同志欣喜若狂——“黨組織”並沒有忘記他們，這無疑是為他們在當時極其嚴峻的形勢下繼續開展工作帶來了一盞指路明燈。從此以後，他們每隔幾天便會收到我黨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電訊稿》，一個個人民革命勝利的消息，使大家倍受鼓舞。他們認為應該把那些鼓舞人民的消息散發出去，可是該怎麼辦呢？由於《彷徨》雜誌是公開出版物，不方便刊登，他們決定用油印小報的方式把這些消息傳播出去，並將該報定名為《挺進報》！陳然他們還希望中共地下黨組織能看到這份小報，使他們能儘快恢復與組織上的聯繫。
果然，《挺進報》很快傳到了重慶地下黨組織那裡，市委派彭詠梧同志和他們接上關係，決定將《挺進報》作為重慶地下黨市委的機關報，併購買收音機直接收聽延安電臺，同時成立了電臺特支和《挺進報》特支。陳然負責油印，成善謀負責抄收消息。就這樣，《挺進報》猶如一把鋼刀，直插敵人的心臟，它又如一座燈塔，照亮了山城人民前進的道路。
後來，地下黨為了對敵人展開“攻心”戰，於是將《挺進報》直接寄給敵人。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收到《挺進報》大發雷霆，他把行轅二處處長徐遠舉叫到辦公室訓斥道：“你徐處長說的，南方局已撤離了，《新華日報》查封了，重慶的共產黨銷聲匿跡了，那為什麼共產黨的《挺進報》寄到我的辦公桌上來了。你怎麼解釋？”朱紹良命令徐遠舉限期破獲地下黨的《挺進報》。
這一棘手的“案子”讓徐遠舉頗為頭疼。他在解放後被關押於戰犯管理所，寫下了近十萬字的《血手染紅巖》的交待材料，材料中對破壞《挺進報》的過程有這樣的交代：限期破案對我來說是一個沉重的壓力。頂頭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責難，使我感到有些恐慌，也有些焦躁不安。當時特務機關的情報雖多如牛毛，但並無確實可靠的資料。亂抓一些人又解決不了問題，捏造栽贓又怕暴露出來更麻煩。我對限期破案不知從何下手，既感到憤恨惱怒，又感到束手無策，但在無形戰線上就此敗下陣來，又不甘心。
他絞盡腦汁，終於想到了“堡壘從內部攻破”的策略，制定了“紅旗特務計劃”。就是把經過培訓的一些特務，偽裝成進步的學生、工人、失業人員，派遣到社會各單位、團體和群體中，通過自己進步語言、行為接近其他人，搜尋蛛絲馬跡。
當時重慶有個民盟辦的文城書店，是地下黨用來發行《挺進報》的一個聯絡點。書店被國民黨查封后，地下黨安排店員陳柏林到社會大學學習。在“社大”，“紅旗特務”曾紀綱，偽裝成進步學生，表示要幫助陳柏林恢復書店，並且希望陳柏林能夠提供一些進步的書刊資料給他學習。曾紀綱的假象騙取了地下黨員陳柏林的信任。陳柏林向他的上級任達哉提出，要求發展曾紀綱，以便協助他開展工作。當任達哉決定與曾紀綱面談時，曾紀綱立即向他的上級特務李克昌彙報，於是徐遠舉當即指派特務抓捕了陳柏林和任達哉。陳柏林雖然年幼無知，被特務假象所麻痺，但被捕後，在敵人酷刑面前卻表現得十分堅強。而任達哉被捕後，經受不住酷刑折磨，投降叛變，出賣組織，出賣同志，由此引發整個地下黨組織遭到一連串的大破壞。
地下黨出現叛徒，黨組織遭到破壞。組織上迅速作出反應，通知有關同志轉移。當時陳然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國糧食公司機修廠的管理員，家住南岸野貓溪，他收到了一封告急信：“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謹祝一帆風順，沿路平安！”下面署名是“彭雲”。“彭雲”是江姐的兒子，那時不過是個2歲左右的小孩。陳然收到此信，猜測地下黨組織可能出了事，但他卻並沒有立即轉移。首先是因為他無法確定該信是否真實，更重要的是他深深明白在情況不明之時貿然行事可能造成的後果。他回想起抗戰期間，為躲特務追捕，上級叫他到江津去隱蔽待命，以後由組織來找他。後來，陳然在江津身患疾病，就違背紀律自行跑回重慶接頭，結果接不上而脫黨好幾年，直到成立《挺進報》特支才重新入黨。陳然曾經痛悔地說過，當初就是死在江津也不應離開。所以，他決定，哪怕出現最惡劣的情況，沒有確切的消息，也決不撤離！
他作出了這樣的決定：找相關同志核實情況並堅持把第23期《挺進報》印刷發行出去再轉移。
1948年4月22日，當陳然準備將印刷完畢的《挺進報》送出去的時候，特務按叛徒提供的線索追到他家。陳然被捕了。當敵人搜查的時候，除了查到第23期《挺進報》和油印工具外，一無所獲。
敵人對他施用了各種酷刑，陳然被折磨得幾次昏死過去，醒來後怒斥匪徒，最後特務強行把他架起來，拿出紙筆，要他招供，以擴大對地下黨組織的破壞。面對敵人的酷刑威逼，面對敵人的窮兇極惡，陳然英勇不屈，堅不吐實，展現了一位共產黨員堅強的意志品質。最後敵人無計可施，只有將他押回牢房。
1949年10月28日，陳然上演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悲壯一幕。
在國民黨法庭上，法官張界宣讀判詞：“成善謀，《挺進報》電訊負責人；陳然，挺進報負責人，印刷《挺進報》。”聽到這些，陳然、成善謀這兩位老戰友驚喜地四目相對，他們甩開特務的看押，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不約而同說出：
“緊緊地握你的手！”
“致以革命的敬禮！”
原來，《挺進報》特支和電臺特支都是單線聯繫，互不往來。陳然在印刷《挺進報》的時候，發現每次從組織上轉來收錄的電訊稿，字跡工整，一筆不苟，他被收錄員這種認真的態度深深折服。他寫了一句“致以革命的敬禮”向這位同志表示敬意，考慮到工作紀律，沒有署名，由組織轉交。幾天後，他收到回信，也是簡單的一句：“緊緊地握你的手”，同樣沒有署名。這位同志其實就是他的老戰友成善謀，但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都遵守黨的工作紀律，從不相互打聽和談論工作情況。
兩位戰友的“表白”使國民黨的法庭頓時秩序大亂，審判實在無法進行下去，特務只好草草收場，將他們押往刑場。當陳然等十人被押到刑場時，陳然突然轉過身來，面對端槍的劊子手說：“你們有種的，正面開槍。”行刑隊不敢開槍，他們強行把陳然扭轉過去，還是從後面開了槍！陳然在刑場上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瀟灑！“面對死亡放聲大笑”這視死如歸的英雄氣節，是他偉大人格力量的真實寫照，是他對生命意義的有力詮釋！
氣節是人生的靈魂支柱和精神脊樑。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縱觀人類歷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風亮節”，“高尚的氣節是每一個領導者應有的品質。沒有氣節，就沒有了脊樑骨。”守護初心使命，砥礪政治氣節，磨鍊政治風骨，黨員幹部就有力量，我們黨就有力量。千千萬萬個脊樑挺立起來，就能築起民族復興最堅強的政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