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汪曾祺先生一百年誕辰，報刊上發表了不少紀念性的文章，大都稱讚先生是美食家，會做菜，善飲酒。我覺得汪先生對人類的最大貢獻是文學藝術。
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年，8月間，北京市文代會在國務院第四招待所召開，我參加了。一天上午開小組會，老同學徐城北有事找我，臨吃飯前，我送他回家，剛下樓梯，看見一箇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普普通通的老頭，從樓道里走來。城北說，那是汪曾祺，我跟他說幾句話。沒容城北開口，汪先生就笑著說：你也開會來了，你父母身體怎麼樣？城北拉著我走了過去：我沒有參加會，我是來找他的。他向汪先生介紹了我。汪先生很熱情地和我握手，還問我在哪一組。
城北的父母徐盈、彭子岡兩位長輩都是大公報的名記者。徐盈老伯和沈從文、蕭乾先後主編過大公報的副刊，汪先生是沈先生的高足，城北和汪先生早就熟悉，多有往來。午飯時間已到，人們蜂擁著向餐廳走去。城北要離去。汪先生說：甭走了，這裡每餐都有富餘，咱們一塊吃吧。席間我和汪先生聊了幾句，他告訴了我他居住的房號。
一天晚上沒有活動，我敲響了汪先生的房門，應聲進屋。汪先生好像剛喝過酒，正半躺著休息。他挺起了身，親熱地招呼我坐，還問喝茶不。
在八個所謂樣板戲中，我最喜歡的是《沙家浜》，知道它是汪先生編劇。我們談話中很快談到了這個劇目。汪先生說：《沙家浜》不能說是我的創作，江南一家滬劇團早就上演了，並取得了不錯的效果。原名叫《蘆蕩火種》，我們團只能算是改編。我問是毛主席把它改名《沙家浜》嗎？他笑了笑，說：改編也不是我一個人，署名不是好幾個人嗎？這是集體勞動的成果。我知道那時候不提倡個人創作，很多文藝作品都是以集體的名義發表，何況汪先生又是1958年錯劃的“右派”。我從幾位作家口中得知，京劇《沙家浜》的主要創作者就是汪曾祺先生。我為先生的謙虛發自內心的感佩。我連聲讚揚《沙》劇的成功，特別誇獎了“智鬥”一場的精彩。他說《蘆蕩火種》的基礎就好，幾個演員的表演、演唱都很出色。我問：京劇原來演阿慶嫂的不是趙燕俠嗎？他說是啊，趙燕俠對塑造阿慶嫂這個人物貢獻很大。我又問：那為什麼後來不讓她演了呢？拍電影也不是她。汪先生說：是啊！樣板戲的一切都是江青說了算，江青對有才華的名演員是籠絡的，而且好施小惠，她送給芭蕾舞演員白淑湘、京劇演員趙燕俠一人一件毛衣。白、趙都是名角，也是有個性的演員，對江青的專橫看不慣。白淑湘乾脆把江青送的毛衣扔了，趙燕俠也從不穿。江青問過趙燕俠，我送你的那件毛衣我穿著很合適，你怎麼不穿呢？燕俠說：我比你胖，我穿著難受。這不就把江青得罪了嗎？
我問汪先生：樣板戲這一稱號是江青封的吧？不是她還能有誰？其實稱“樣板”是不科學的，文學藝術作品，有很多品種，每個流派又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有自己優秀作品和劇目，有自己的讀者群、觀眾群。這樣才能算是百花齊放，才有繁榮的局面，才能滿足廣大讀者、觀眾的需要。“樣板戲”唱了好多年，也沒有起到樣板作用，帶來文藝的繁榮。十年中，八億人民看的就是八齣戲。這主要是因為樣板戲的創作方法有問題，一是主題先行，二是“三突出”。所謂主題先行，就是作品還沒有寫，已有了主題。《沙》劇本來寫的是一個地下聯絡員機智、勇敢，戰勝了敵人，保護了一批傷病員的故事。可是上層領導要求把它的主題改成以武裝鬥爭奪取最後勝利，這就只能加強郭建光的戲。所謂“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主要人物突出一號人物，調動所有藝術手段，塑造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既然是以武裝鬥爭為主，郭建光就應該是最重要的人物。但戲本身是圍繞著地下聯絡員阿慶嫂展開情節的，演郭建光的譚元壽唱得再好，演得再好，也沒有阿慶嫂的形象豐滿、生動、感人。往往是為了把第一號人物寫得高大、完美，就脫離生活，按照領導人的意圖去生編硬造，去拔高，寫出的人物只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超凡一類，他們沒有家庭，沒有親朋，沒有個人生活，就是一心一意忠於領袖幹革命。乍一看，還挺驚人，但低頭一想，就會問自己，這樣的人物生活中存在嗎？答案是不太可能。這樣作品的藝術感染力也就淡薄了。當然有些人看了樣板戲還是鼓掌的。
汪先生聲音不高，緩緩而談，對自編的已名揚全國的樣板戲談出缺陷。我學到不少文藝知識，更感到先生的可愛、可敬，他是位很嚴肅的作家。
近二三十年來，文學界、出版界對我國近現代作家的作品進行了多次評選，無論有無讀者參加，汪先生的名次都僅在魯迅先生之後，和巴、老、曹、茅及乃師沈從文先生並列。許多內行都稱汪先生是大師級的作家。以前我覺得汪先生的作品比較少，又缺長篇鉅製，能和那些寫了幾百萬、上千萬文字，早已聞名國內外的大作家相比嗎？近來我反覆看了汪先生的兩個文集，還多次通過電話向專家請教，深受啟發，《受戒》《大淖記事》這兩個名篇早已被專家和讀者視為了不起的作品，就不必說了，《王全》《七里茶坊》兩篇小說中的人物也是感人至深的。我長期在農場工作，汪先生被錯劃為“右派”後，下放到張家口地區一家農研所，實際上也是農場，我們平日所接觸的人是相似的，都是農業工人。讀汪先生描寫農場生活的作品，倍感親切，《王全》中的王全，是個大車把式；《七里茶坊》中的老劉，是個淘糞的，還是個臨時工。他們既不是黨員、團員，也不是勞模、幹部，也算不上積極分子，有時還自覺不自覺地說些不合時宜的風涼話，諸如嘲諷一時盛行的浮誇風，對物資緊缺不滿，但他們都熱愛農場，工作主動認真，關鍵時刻自然地顯示出他們的高貴品質。王全對偷飼料者深惡痛絕，忍無可忍，打了對方一頓，本來應該受表揚的他成了批判對象。老劉和作者等四人去城邊七里茶坊淘糞，他不怕髒，不怕累，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雖然他對買不著酒和豬頭肉一類有抱怨，但一聽說同事小夥因缺錢買彩禮對象要吹，立刻掏錢相助，解決了小夥的困難，成全了一樁婚姻，而他個人還沒有老婆。先生這兩篇文章都源於生活，寫得自然、流暢。人物性格鮮明生動，充滿了人情味兒，概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讓人讀了覺得很真實，既感動又得到藝術享受。
專家們和內行讀者都認為，汪先生的作品雖然不多，但都是從生活中來，表現手法自然而高妙，是真正的文學作品，無論到什麼時候，無論翻譯成何種文字，都是藝術品，都沒有過時之說，都受讀者喜愛。
汪曾祺先生作品不少都是在朋友或編輯的推動、請求下寫成的。他不想成為文學巨匠，但他確實是文學巨匠。他在文學史上，必將有其應有的地位。
來源 北京日報
作者 胡天培
流程編輯：王夢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