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氏告苗绅
希腊哲学家克里希波斯看驴吃无花果时大笑而死；希腊特洛伊战争时期著名的特洛伊木马建议者卡尔卡斯因预言家的预言滑稽而死；我国南宋时期，猛将牛皋抓住了老对手金兀术后，大笑而亡，留下“气死兀术，笑死牛皋”的俗语。无独有偶，这类事情在唐代也有发生。
苗绅（815—874），字纪之，上党壶关（今山西长治）人。祖父苗晋卿，肃宗时宰相。父亲苗纬怀官少府少监，母亲韦氏，家庭背景显赫。会昌二年（842），登进士第。翌年，苗绅得宏词上等，授秘书省校书郎，改咸阳尉、度支使。因有“财彦”被任巡官，试大理评事。又入襄阳幕府被授广文博士。大中元年（847）八月辟李回蜀幕府支使，转殿中侍御史。大中二年（848）二月苗绅“以一诺之重，辞侍臣而就侯府”随李回“廉长沙”。约大中三年（849）入王宰并州幕府。复从军于孟津，后检校著作，换户部员外郎、武昌节判。
综观苗绅履历，在官场真可谓顺风顺水，一路开挂。蹊跷的是忽然被贬连州司马。其被贬原因是“从李公（回）贻孙李公悫之请”时，“有严氏子寓于鄂，恃酒异服，迕君于途，怒而笞之。为严氏家属所诉，责授连州司马。”以唐朝礼制：“凡御史以下遇长官于路，去戴下马，长官敛辔止之。”的规定，对比该事件，严氏子“恃酒异服”且不回避明显违反礼制，在这种情形下反而苗绅被贬，在严氏家属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靠山。苗绅嘴上不说，心里却郁闷无比。
在唐代，这类事件的发生不只是苗绅所遇。杜甫的同族祖父杜易简，也遇到过这种事情。咸亨初年，杜易简在路上遇到吏部尚书李敬玄，没有回避，李敬玄就怀恨在心，就以召其为下属考功员外郎作为报复。后来，杜易简得知侍郎裴行俭与李敬玄不和，遂利用了矛盾，上书控告李敬玄。李敬玄得知后，说：“襄阳儿如此轻薄。”便上奏说杜易简邪恶浮躁，高宗发怒，贬杜易简为开州司马。
贞元年间，侍御史王播与京兆尹李实在路上相遇，李实不回避。王播便写信斥责。李实大怒，上表把王播贬为三原令。
宝历初，李绛任尚书左仆射。御史中丞王璠在路上遇到李绛不回避，李绛援引旧例上奉奏，宰相李逢吉袒护王璠，贬李绛为太子少师。
而开元四年（716）所发生的路遇事件，则因上升到了政治层面而祸及人命。原来唐玄宗的连襟、尚衣奉御长孙昕，一向厌恶御史大夫李杰，二人相遇，遂与妹夫杨仙玉一起殴打。李杰上诉：“伤害头发肌肤，痛在身上，侮辱士大夫，耻在国家。”玄宗大怒，下诏斩杀长孙昕等人。
可见，路遇作为常见的社交行为在唐代不仅是对礼制官制的遵守于否，实际上已成为官场角力的阵地，严氏子“恃酒异服”不回避，自有底气所在。苗绅如果不追究，也许前面还是一片坦途。然而，撇开苗、严路路遇事件的性质不谈，此次冲突则彻底断送了苗绅的升迁之路。欲与祖父一样升任宰相，光宗耀祖此生是无望了。
所幸的是大中十二年（858）刘异镇新平，又奏其为副使、检校驾部员外。约大中未、咸通初于德孙荐为侍御史。迁司勋二员外、朝散大夫。咸通八至九年（867至868）任浔阳刺史。九年十二月再任浔阳刺史加御史中丞。又迁职方郎中，换京兆少尹。与宰相之职只有一步之遥。可是，宰相崔彦昭召见，重提旧事，打破了他已归于平静的心情。据《金华子杂编》载：“崔相国彦昭，其故人也，见而悯焉。呼绅至第而慰勉曰：‘苗十大是屈人。’再三言之。绅叹久淹屈，既闻时宰之抚谕，莫胜其喜。及还家，其子迎于门，绅笑语其子曰：‘今日见崔相国，悯我如此。’遂坐于厅，高诵其言曰：‘苗十大是屈人。’喜笑一声而卒。悲夫！”时值咸通十五年（874）七月十三日。
从苗绅再任新平至卒，被贬连州之耻压抑了苗绅十六年。此事如果放在一个豁达性格人的身上，一定会无所谓，苗绅却偏偏很在意此事。崔彦昭“苗十大是屈人”作为代表朝廷的昭雪，顿时使得苗绅感到如释重负，欣喜不己，终于有人说句公道话了。但又禁不住回想起当时路遇冲突事件情景及十六年来精神负重的煎熬，如果当时我忍让一下就不会如此这般。欣喜、后悔、悲伤几种情绪叠加，终于摧毁了他脆弱的神经乃至肉体。朝廷迟到的裁决没有达到鼓励和安抚的预期效应，反而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