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接触到一个有趣的概念，叫
People from Somewhere 和 People from Anywhere。所谓 People from Somewhere （下文简称为 Somewhere People），即来自某个特定地方（Somewhere）的人。之所以强调这个「Somewhere」，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Identity）主要是通过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以及与这个地方的人的牵绊所构建的。
Somewhere People 对他们所处的社群（Community）、对他们身边的人有一种很深的依恋，因此对于自己来自哪里、祖辈的根基在哪有一种很强的执念。
而与之相对，People from Anywhere （下称 Anywhere People）直译的话就是「来自任何地方的人」或「不来自哪里的人」，他们自我定义的价值排序里头，「籍贯」「哪里人」这种定义方式的位置很低。
原因是，Anywhere People 的身份认同和自我价值并不跟某个地方绑定，而是跟个人成就和社会地位相关联。他们的价值观更受自己的人生经历，而非出身背景所影响。
Anywhere People 的身份认同是向内归因（achieved identity），而 Somewhere People 则是向外归因（ascribed identity）。因此相比较之下，Anywhere People 的价值观体系里头，自由、开放、多元化等自由主义价值会排在更前面。
有位叫David Goodhart的英国前记者、作家专门写了本书聊这个概念。
这本书叫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通往某处之路：民粹主义的叛乱和政治的未来——我瞎翻的），作者想用它来主要解释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英国的脱欧问题。
David Goodhart 认为，由于 Somewhere People 的身份建立依靠的是外部归因，他们会更注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他们会更关心军事、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等保守向的议题。
与此同时，大城市出身的人获取机会更容易，受教育程度也更高，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弱，对「群体归属感」常常抱有怀疑的态度，因此更容易成为 Anywhere People。
「内部归因的人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发展（fit for anywhere），外部归因的人往往只适合在特定的地方生存发展。（only fit somewhere in particular.）」David Goodhart认为，因此最终投票支持脱欧的，是人数占多数的保守人群 —— Somewhere People。
很显然，在David Goodhart的叙述中，Somewhere People 和 Anywhere People哪个群体更高级，结论呼之欲出。
The Road to Somewhere: The Populist Revolt 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ardcover – 17 Mar. 2017
2.
这个话题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但是不是呢？
不是的，我们也有一个名声不那么好的 Anywhere People 群体，我们把他们称为「骑墙派」。
这里说的「骑墙派」，不涉及任何政治范畴，主要指的是那些长居国外、又舍不得国内好处的华侨华人。（Anywhere People 不一定是骑墙派，骑墙派大概应该都是Anywhere People。）
这里面有谁呢，比如说中国现在「这个时代很虚伪」身体却很诚实地不回美国的高晓松，比如宣扬爱国自己却跑去美国生子的董卿，比如前段时间健身习惯很好却被骂惨了的「澳裔跑步女」，甚至还有被指「千里投毒」的留学生，其实都能算在所谓的「骑墙派」里头。
对于这些骑墙派，普遍的情绪是愤怒：
建设祖国你不在，享受福利你赶回来？你们这些骑墙派，好处全让你们占了？
很遗憾的是，虽然让人火大，但大家确实答对了：两边吃两头好处都赚，只要有能力，还真就可以这样。
为什么？这合理么？这公平么？
撇开道德评判先不说，从「理性人/经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其实是合理的。
什么是「理性人」？ 就是假定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通常是人）都是理性的，是精于判断和计算，因此做出的行为和选择都是理性的选择，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惟一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优化。
当我们批评一件事时，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不会也这样做？
骑墙派没有违规没有犯法（偷税漏税违法钻空子另说），合理利用规则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你可以说他们是利己主义者，但谁又不是利己主义者呢？换了你，你也很可能会这样做。
那为什么你不这样做？
一般来说，首先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3.
为什么偏中性甚至褒义的「Anywhere People」在中国语境却变成了贬义？一个原因是：以往在中国，拥有这种能力的人没这么多，构成不了一个现象。
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拿国外身份、在国内做生意的太多了，数不胜数；国外留学工作多年，毅然回国发展，又过了几年再次移居海外的人，我见得也不少，当然也有反过来移居海外生活之后又彻底回国的，各种情况都有。
年轮往前拨个十几二十年，会有这样的情形么？八九十年代、本世纪初的移民就像拿了一张单程票，去了就很少人会走回头路，很多人甚至宁愿洗碗抹地做苦工，都要留下来。
新一代的中国移民，这样的情况已经很少了，因为「移民」的投资回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崛起，不移民收益不见得低，移民收益不见得一定就好），人们更倾向于保持能动性。
总而言之，在加入全球化浪潮近20年后，中国的很多事情都在发生改变，以往只有发达国家国民才具备的一种能力，逐渐被年青一代的中国人所掌握。
这种能力，就叫做：跨国移动能力（mobility）。
David Goodhart 认为，移动能力弱的人，比如一位苏格兰的农民，自然会支持脱欧保障自己的权益；但移动能力强的人，比如一位大学生，国籍的归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相反开放的环境对他更加有利，因此他会反对脱欧。
全球化进行到现在，人才的跨国流动性已经非常强（逆全球化效应还未显现）。譬如，对于欧盟国家成员国国民而言，国籍并不碍事，欧盟内哪个国家工作机会好生活水平好，就去哪个国家；对于硅谷外籍码农来说，如果公司倒闭或者没拿到签证，需要担心么？不需要，去加拿大或者澳洲找一份IT工作并留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于新加坡的一位博士后而言，想前往英国或者美国的大学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只要花点心思总还是有不少选择的。
英国脱欧
跨国移动能力，取决于教育程度、语言能力、专业技能、个人财力，当然还跟个人意愿有关系。随着中国年轻人能力提升，拥有更高移动能力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迁徙也成为了可能。
「移动能力」放在国内语境可能更好理解：能力越高，越容易在国内不同的城市之间迁徙，追寻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你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朋友因为不移动，人际关系更稳定，个人利益更加与当地绑定，因此在言行、决策之中自然会更加强调个人的属地属性。
于是，他们就成为了强调「老乡」身份的 Somewhere People，而你，则是不在乎出身的 Anywhere People。
4.
回到「骑墙派」话题上，矛盾的本质其实就是 Somewhere People 对 Anywhere People 的不爽。Somewhere People 觉得不公平。
Somewhere people 个人利益与本地绑定，因此言行一定会从更加维护本地利益的角度出发，同时更强调本地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以保证权利与义务得相匹配。而 Anywhere People 作为平时不见人、关键时候来吃红利的人，显然不受欢迎。
应该说这也不是 Anywhere People 的错，而是社会规则规范并没有因应新形势进行调整，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
但跟大众的态度不一致的是，最欢迎 Anywhere People 的，或许是各地政府。因为人才具有流动性，才有机会对不同地区做出贡献——当然这也是双刃剑、本地人才也可能会被吸引走，但这不就是刺激政府创造良好就业环境、为吸引人才跟别的地区良性竞争的一个动力么？
短期来说，Anywhere People 可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增加防疫成本），但是长期来说不见得就是坏事。中国防疫能力强得到认可，社会经济稳定的话，当然会吸引更多人回归。
「用脚投票」、「良禽择木而栖」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也是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吸引海归人才的原因。
5.
道理都懂，但为什么还是会生气？
大概是因为这种纯功利的思维，跟我们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基本准则是相违背的。
之前都在探讨经济角度，现在来说说道德层面的观点。
康德说，「自由不是让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教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Freedom is not letting you do whatever you wanna but teaching you not to do the things you don't wanna do.）
道德也是一样。你可以选择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样子做，没问题，甚至利己主义还可能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你为了社会的福祉选择不那样子做，那或许就为你的「不作为」赋予了更高的道德价值。
关于道德价值（Moral Worth）的讨论N本书都说不完，但是有一点或许大部分人都会接受，就是个人的道德价值常常体现在为维护社会福祉而作出的牺牲精神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间逆行支援的医护人员，我们一定会同意：他们是道德最高尚的一群人。
这或许就是哪怕我们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还要谈论「爱国行动」，谈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因——这不是虚伪，正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做不到，我们才要提倡它、奖励它，否则它就更加难以被实践。
所以，对于 Anywhere People 的情绪，是出于道德的，是逻辑自洽的。
Anywhere People 如高晓松，最大的问题不是占了便宜，而是占了便宜不止还要批评社会、大谈理想主义、占据道德高点，这就是真正的「虚伪」了。
6.
最后说说自己。
不谦虚地说，就目前而言我是属于 Anywhere People 的，但是这种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生活状态以及个人意愿发生变化。在某个时刻Anywhere People 就会成为 Somewhere People。
也因此，对 Anywhere People 的不爽，其实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同胞对海外华人身上，在海外华人之间也存在。
上一代老移民很多都成了 Somewhere People，只是这个「Somewhere」不再是中国，而是外国。某种程度上，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回不去（生活而非旅行），为了保持心理上的认知协调，强化自己行为决策的合理性，甚至会比本地人更加「Somewhere」，更加强调自己的地理属性（经常转发称颂本地的文章），同时也更加敏感和防备、更加 Anti-China。
比如我前阵子发了一条朋友圈，吐槽西方舆论环境对华人不友好。有一位在澳洲住了近二十年、平素挺温和的前辈就怼我：「国内舆论环境不错，要不要考虑回国发展？」
其实我的意思并不是在抱怨澳洲哪哪不好，只是客观描述西方舆论环境的一种状态，毕竟作为华人，无论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希望外界对华人的舆论正面一些。
我回他：「哈哈有这种可能，过几年看看。」
一方面是呛他，另一方面我说的也是实话。虽然我对目前墨尔本的生活很满意，但我也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澳洲。如果未来国内有非常好的发展机会，比如让我去清华北大做教职工作（哈哈哈让我YY下），why not？我们来澳洲的初衷，不就是为了体验生活而已。
他随即酸我：「时不我待，何必委屈自己？」
我怎么向他解释我没有委屈自己呢？归根到底， Somewhere People 对 Anywhere People，一定会保持某种敏感的警惕。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移动」，意味着一种不忠诚、不知足、不知恩图报，甚至是白眼狼的品质，对「本地」属性来说是一种「背叛」。
但是我自食其力、合法纳税，澳洲大火捐款，这段疫情也给澳洲医护人员捐款，大概也算不上「忘恩负义」吧。
所以啊，还是要以矮大紧为戒，做人少说多做，低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