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書記載中，我們可以找到漢武帝統治晚期，國家統治和社會民生的種種亂象。
《史記·孝武本紀》：“疲秏中土，事彼邊兵。日不暇給，人無聊生。俯觀嬴政，幾欲齊衡。”
《漢書·昭帝紀贊》：“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貞觀政要》：“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漢武驕奢，國祚幾絕。”
《資治通鑑·漢紀十四》：“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無異於秦始皇幾矣。”
百姓遷徙躲避動亂
武帝統治晚期的景象，讓人很容易想到秦末的亂世。那麼問題來了：
為何秦朝最終迅速滅亡，而西漢卻得以轉危為安，甚至出現了後來的昭宣之治呢？漢武帝在其中到底發揮著什麼樣的作用呢？
《資治通鑑·漢紀十四》有這樣的記載：
“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資治通鑑
這段話反映出漢武帝對統治國家有著清晰的認識和總結，對於制度改革也有著很深刻的認識。
本人認為，漢武帝統治相當折騰，國家卻沒有走向終結，很重要的原因在於：
漢朝自成立之日起，直到昭宣中興，各代統治者都遵循一種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實現了統治制度的平穩過渡；到了漢武帝一朝，國家基本完成了制度改革，消除了統治制度中的不穩定因素，足以應對後來出現的混亂狀況，也為其南征北戰奠基了物質保障和政治基礎。
西安漢武帝操練水軍雕像
變革制度章法：漢武帝劉徹勇擔歷史重任
《公孫弘卜式兒寬列傳》：“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
公元前141年，剛剛即位的漢武帝，面臨的形勢是既有社會穩定、人心歸一、經濟富裕的優勢，也有制度缺失，國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遺憾。
《平準書》：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
史書的記載明確表明：當時國家統治管理制度並不健全，已經構成了對統治秩序的潛在威脅。推進制度建設以改變漢初中央管理的薄弱局面，就成為漢武帝必須承擔的責任。
昆明池 漢武帝三年開鑿
還有一個人不得不提，就是大儒董仲舒，這個人真的應運而生，他倡言變革國家制度，才能真正達到天下大治。
《董仲舒傳》：“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所謂“更化”，就是改革。在呼籲變革方面，董仲舒無疑是大聲疾呼，走在各朝臣的最前列。
董仲舒雕像
當然，並不是董仲舒一人這樣呼籲，當時的大思想家劉安強調法令制度必須依據形勢的變化而變化。
劉安《汜論訓》記載：“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
此時，君臣都不滿意漢朝前期初創的章法，把變革制度、造就盛世，作為自己必須承擔的歷史使命。
漢武帝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勵精圖治，積極推行改制，才建立起顯赫的功業，成為名垂千古的雄才大略之主。
因時改制：漢武帝歷史地位的奠基石
漢哀帝時期，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等人在議論漢武帝的歷史地位時特別強調：
“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在這段話中，可見二人非常稱讚漢武帝的改制之功。
西安漢城湖內漢武帝雕像
東漢歷史學家荀悅，有一段比較漢文帝、漢武帝道德功業的議論，讓人體會更深。
荀悅對漢文帝極為推崇，但卻遺憾他“未能悉備制度……故太平之功不興”；在談及漢武帝時，說他“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
荀悅同時也讚許漢武帝，說到“孝武皇帝規恢萬事之業，安固後嗣之基。……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
荀悅在對比漢文帝和漢武帝的缺失與貢獻時，重點談及了制度的創立，表現出了對漢武帝在變革方面的極大讚歎。
漢武帝陵墓——茂陵
對比漢文帝與漢武帝的功過是非，確實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議但又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漢文帝一直被認為是遵循祖制，屬於“守成之主”，他在位期間把穩定政局看得很重，放在首要位置，其它諸如變革和發展都放在了後面。
漢武帝執政理念與漢文帝有很大的不同，他積極推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政策，把改革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並取得了成功。
當然，看一位帝王的功過，一定要結合當時所處的歷史環境來看。
如果在漢文帝的時代，有人推行漢武帝那樣的改革，恐怕引發一系列不穩定的矛盾。同理，如果在漢武帝時代，當政者依然推行漢文帝那樣的因循守制，則國家不可能向前發展，時代會將其拋棄。
蘭州 霍去病雕像
歷史一再證明：當國家從穩定到轉型發展時期，只有不斷推新廢舊，推進變革才能跟上歷史發展的潮流，而此時若一味堅持“守成”，就顯得那麼不合時宜。
漢武帝及其時代，無疑是最好的例證。
推行制度變革：安邦治國的必由之路
縱觀武帝一朝，其制度改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是以鹽鐵專賣為代表的壟斷經濟政策。
鹽鐵是古代中國最暴利的行業，誰擁有它，誰就能獨步天下。春秋戰國時的齊國因為盛產鹽鐵，就奠基了戰國一流列強的基礎。七國之亂的齊國也是憑藉鹽鐵產生了造反的野心。
文景時代奉行不與民爭利的黃老思想，經濟迅速發展，財富主要集中在民間，中央政府對於社會的經濟控制能力有限。漢武帝任用桑弘羊進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其基本思想就是國家本位的壟斷經濟，最終大大增強了國家的財政能力，也就提高了政府的統治能力和應對突發狀況的能力。
桑弘羊
第二是以推恩令和刺史制度為代表的集權化政治改革。
漢武帝吸取了七國之亂的教訓，為打擊地方諸侯勢力，以抵禦外族，討匈戰爭為理由，頒佈了推恩令，沒有廢一兵一卒就消滅了各地勢力，導致地方諸侯四分五裂，無力再與中央政權抗衡。
設立刺史制度，監察地方，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能力，而在朝堂之上另設中朝以削弱相權，實現了集權化改革。
推恩令示意圖
第三是儒家化意識形態改革。
武帝重用董仲舒、公孫弘，推廣儒學，全面廢棄前朝的無為而治，崇尚更加積極有為的統治手段，在張湯主持修訂的律令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儒學對漢法的影響，通過法律的形式，儒學的基本精神得以貫徹，進而起到整合關中、關東社會，維護穩定的作用。
公孫弘
漢武帝的銳意改革，在一方面改變了舊有的制度，增強了國家的財政能力，強化了中央集權以及加強了對地方的控制，在另一方面是通過各種手段減少社會各方面的不穩定因素。從兩個方面為王朝的穩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因而當在漢武帝晚年，國家出現動亂時，西漢王朝才能度過危機。
功過是非：二千年前的一場辯論
公元前81年（漢昭帝始元六年），朝廷從全國各地召集賢良文學60多人到京城長安，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政府官員共同討論民生疾苦問題，後人把這次會議稱為鹽鐵會議。
會上，雙方對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統一鑄幣等財經政策，以至屯田戍邊、對匈奴和戰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
這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規模較大的關於國家大政方針的辯論會。
西漢官員桓寬根據鹽鐵會議內容所著的《鹽鐵論》
在鹽鐵會議上，以賢良文學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們，提出了三個很尖銳的問題：
要不要放棄戰爭機器，讓漢王朝重新恢復與匈奴等國的和好政策？
要不要放棄盤剝百姓，恢復漢朝初年的休養生息政策？
要不要減輕刑罰，恢復漢朝初期的法律政策？
然而事實證明，鹽鐵會議之後，國家除了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另外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休養生息政策，進行了一些局部性改革之外，並沒有徹底改變武帝的路線。
鹽鐵會議的結果就是大夫階層和賢良文學的妥協而已。
漢武帝晚年發佈《輪臺詔》，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的“罪己詔”。
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漢武帝對苛刻的政策，連年征戰，任用酷吏等做了很反省。
但他真的做了改變麼？
建於西漢時期西域河倉城遺址
政策是否做了改變和調整，還是要以史實為準。
從歷史資料上可以看來，漢武帝死後，昭宣中興實際上是武帝政策的延續。
後人明白，大漢王朝絕不可以走上一條名為復古，實則改旗易幟的道路，漢武帝的路線必須要堅持。小修小補可以，大規模的變革，就是一條邪路。這便是對賢良文學鹽鐵會議的回答。
後記
法國有個保守的政治家思想家叫托克維爾，他寫有《舊制度與大革命》，在這本書中他表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那就是一個國家最危險的時候，恰巧在於他劇烈改革的時候。
變革和政策的穩定性兩者都非常重要，而漢武帝，恰恰就做到了兩者的平衡。
他是個改革家，然而又很注意分階段量力而為，一旦發現做過頭就及時糾正，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過去的利益集團，從而很順利地開闢了新的道路，為昭宣二位皇帝所繼承，這才是漢武帝沒有導致西漢滅亡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