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女詩人維斯瓦娃·希姆博爾斯卡獲得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該獎的前一位得主愛爾蘭詩人希尼寫信給她，同情地嘆道：“可憐的、可憐的維斯瓦娃。”而維斯瓦娃也真的覺得自己可憐，因為她從此不得安寧了，必須應付大量來信、採訪和演講。她甚至希望有個替身代她拋頭露面，使她可以回到隱姓埋名的正常生活中去。
維斯瓦娃的煩惱屬於一切真正熱愛文學的成名作家。作家對於名聲當然不是無動於衷的，他既然寫作，就不能不關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讀者接受。但是，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成為新聞人物卻是一種災難。文學需要安靜，新聞則追求熱鬧，兩者在本性上是互相敵對的。福克納稱文學創作是“世界上最孤寂的職業”，寫作如同一個遇難者在大海上掙扎，永遠是孤軍奮戰，誰也無法幫助一個人寫他要寫的東西。這是一個真正有自己的東西要寫的人的心境，這時候他渴望避開一切人，全神貫注於他的寫作。他遇難的海域僅僅屬於他自己，他必須自己救自己，任何外界的喧譁只會導致他的沉沒。當然，如果一個人並沒有自己真正要寫的東西，他就會喜歡成為新聞人物。對於這樣的人來說，文學不是生命的事業，而只是一種表演和姿態。
我不相信一個好作家會是熱衷於交際和談話的人。據我所知，最好的作家都是一些交際和談話的節儉者，他們為了寫作而吝於交際，為了文字而節省談話。他們懂得孕育的神聖，在作品寫出之前，忌諱向人談論醞釀中的作品。凡是可以寫進作品的東西，他們不願把它們變成言談而白白流失。維斯瓦娃說她一生只做過三次演講，每次都備受折磨。海明威在諾貝爾獎授獎儀式上的書面發言僅一千字，其結尾是：“作為一個作家，我已經講得太多了。作家應當把自己要說的話寫下來，而不是講出來。”福克納拒絕與人討論自己的作品，因為：“毫無必要。我寫出來的東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無須再討論，自己不中意，討論也無濟於事。”相反，那些喜歡滔滔不絕地談論文學、談論自己的寫作打算的人，多半是文學上的低能兒和失敗者。
好的作家是作品至上主義者，就像福樓拜所說，他們是一些想要消失在自己作品後面的人。他們最不願看到的情景就是自己成為公眾關注的人物，作品卻遭到遺忘。因此，他們大多都反感別人給自己寫傳。海明威譏諷熱衷於為名作家寫傳的人是“聯邦調查局的小角色”，他建議一心要寫他的傳記的菲力普·揚去研究死去的作家，而讓他“安安靜靜地生活和寫作”。福克納告訴他的傳記作者馬爾科姆·考利：“作為一個不願拋頭露面的人，我的雄心是要退出歷史舞臺，從歷史上銷聲匿跡，死後除了發表的作品外，不留下一點廢物。”昆德拉認為，卡夫卡在臨死前之所以要求毀掉信件，是恥於死後成為客體。可惜的是，卡夫卡的研究者們紛紛把注意力放在他的生平細節上，而不是他的小說藝術上，昆德拉對此評論道：“當卡夫卡比約瑟夫·K更引人注目時，卡夫卡即將死亡的進程便開始了。”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時，歷來有作家生平本位和作品本位之爭。19世紀法國批評家聖伯夫是前者的代表，他認為作家生平是作品形成的內在依據，因此不可將作品同人分開，必須收集有關作家的一切可能的資料，包括家族史、早期教育、書信、知情人的回憶，等等。在自己生前未發表的筆記中，普魯斯特對當時佔統治地位的這種觀點作了精彩的反駁。他指出，作品是作家的“另一個自我”的產物，這個“自我”不僅有別於作家表現在社會上的外在自我，而且唯有排除了那個外在自我，才能顯身並進入寫作狀態。聖伯夫把文學創作與談話混為一談，熱衷於打聽一個作家發表過一些什麼見解，而其實文學創作是在孤獨中、在一切談話都沉寂下來時進行的。一個作家在對別人談話時只不過是一個上流社會人士，只有當他僅僅面對自己、全力傾聽和表達內心真實的聲音之時，亦即只有當他寫作之時，他才是一個作家。因此，作家的真正的自我僅僅表現在作品中，而聖伯夫的方法無非是要求人們去研究與這個真正的自我毫不相干的一切方面。不管後來的文藝理論家們如何分析這兩種觀點的得失，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幾乎所有第一流的作家都本能地站在普魯斯特一邊。海明威簡潔地說：“只要是文學，就不用去管誰是作者。”昆德拉則告訴讀者，應該在小說中尋找存在中而非作者生活中的某些不為人知的方面。對於一個嚴肅的作家來說，他生命中最嚴肅的事情便是寫作，他把他最好的東西都放到了作品裡，其餘的一切已經變得可有可無。因此，毫不奇怪，他絕不願意作品之外的任何東西來轉移人們對他的作品的注意，反而把他的作品看作可有可無，宛如——借用昆德拉的表達——他的動作、聲明、立場的一個闌尾。
然而，在今天，作家中還有幾人仍能保持這種近乎迂腐的嚴肅？將近兩個世紀前，歌德已經抱怨新聞對文學的侵犯：“報紙把每個人正在做的或者正在思考的都公之於眾，甚至連他的打算也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其結果是使任何事物都無法成熟，每一時刻都被下一時刻所消耗，根本無積累可言。歌德倘若知道今天的情況，他該知足才是。我們時代的鮮明特點是文學向新聞的蛻變，傳媒的宣傳和炒作幾乎成了文學成就的唯一標誌，作家們不但不以為恥，反而爭相與傳媒調情。新聞記者成了指導人們閱讀的權威，一個作家如果未在傳媒上亮相，他的作品就必定默默無聞。文學批評家也只是在做著新聞記者的工作，如同昆德拉所說，在他們手中，批評不再以發現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及其價值所在為己任，而是變成了“簡單而匆忙的關於文學時事的信息”。其中更有譁眾取寵之輩，專以危言聳聽、製造文壇新聞事件為能事。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文學的安靜已是過時的陋習，或者——但願我不是過於樂觀——只成了少數不怕過時的作家的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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