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将官残酷压榨士兵,欠饷13年,大同再次爆发兵变,总兵被杀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在军中,将领们如狼似虎,残酷压榨士兵。明初,朱元璋创立屯田制,声称:“朕养百万之兵,不废费百姓一粒粮”,然而,由于宗室和官僚们疯狂兼并土地,这一制度遭到破坏,失去田地的士兵被迫去为将领耕种,饱受其剥削和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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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官吏还拖欠克扣士兵的军饷、号衣等给养。弘治十年,兵科给事中吴世忠上疏:“将官推举,多以贿通,一握兵权,如获私宝,既求偿债,又欲肥家,役军多至千人,侵屯动以万计,扣克赏赐,以贿权贵如此也。十月风霜,士甲无绡,妻居无煤,幼儿裸体。问其故,则曰:‘役繁粮薄,苦于奉将。’”这段话的意思是,将领提拔全靠贿赂 ,一旦上位就拼命盘剥军卒,役使上千名士兵,侵吞上万亩屯田。士兵们在寒冬里没有冬衣,家里也没有取暖的煤,孩子没有衣服穿,只能裸体。他们如此悲惨的原因,是劳役繁重,粮食短缺,还要孝敬将领。



在边关重镇大同,粮饷拖欠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巡抚都御史刘麟说:“大同等卫军士……十三年不发月粮。”十三年不发军粮,士兵们的生活有多么不堪,也是可想而知。



将领们这种毫无人性的贪酷,把士兵逼得走投无路,有的逃亡,有的则铤而走险,发动兵变。在嘉靖一朝,大同发生了四次兵变,其中以1524年和1533年的兵变最为严重。



1524年,大同镇在修筑城堡时,官员贪污,竭力压缩开支,致使军人劳役沉重,家眷无法安置,而且将领督工苛刻,残酷虐打士卒。结果引发众怒,激起了兵变,参将贾鉴、巡抚张文锦、知县王文昌被杀。这场兵变历时九个月才得以平息,兵变中,大量百姓被杀戮,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边关的社会安定和军事防御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十年后,这一幕再次上演,将领冷酷严苛,视士卒为草芥,繁重的劳役和残忍的刑罚,使士兵们忍无可忍,再次酿成大规模兵变。



1533年,蒙古人越过黄河放牧,并准备大举侵入大同。大同巡抚潘仿得到这个情报后,急忙上报朝廷。兵部尚书王宪认为,应该在大同设置总制和提督,以此加强大同的军事组织和指挥能力。他推荐刘清源担任总制,郤永担任提督。”朝廷同意了他的主张,于是刘清源和郤永即刻前往大同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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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同的总兵是李瑾,他也是王宪推荐的。针对蒙古铁骑即将到来的进攻,李瑾认为应该设法迟滞他们的机动性,所以他向新到任的总制刘清源建议,在天城以西挖掘一道长达四十里的壕沟。刘清源表示同意,指示将士卒分成两班,轮流施工并派李瑾负责督工。当时正值十月,天气转冷,大同已经下了一场大雪,工地上积雪过尺,寒风刺骨,士兵们没有冬衣,被冻得苦不堪言,更兼工程浩大,工期紧迫,大家都非常疲惫。但是李瑾毫不体恤,他不仅日夜逼工,还动则施以鞭挞杖责。为了恫吓士兵,他还发明了几种军法中没有的酷刑,称为“拦马、缠腰”等等,每天要打伤许多人。



工程进行了十几天后,上一班士兵结束工作回城休整。就在他们精疲力尽地刚回到驻地时,突然接到命令:明天一早全体前往工地,限三天完成施工,否则以军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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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终于忍无可忍了,当夜,季富子、王宝等六七名士卒酒后爆发,他们举起火把,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六七十人的响应,李瑾未及逃跑,死于乱刀之下。



巡抚潘仿惊闻兵变,仓皇上奏朝廷:“将法刻,兵悉变,请置之勿问。”意思是兵变因将领太过严酷所致,应该予以疏导,不能强硬镇压。刘清源也上奏说:“兵悉变,法不可废,请讨。”意为士兵们都反了,应该依法严惩,马上派兵讨伐。



大同佥事孙允中当时正在蔚州巡视,闻讯赶回大同,发现士兵们并未全部哗变,在他的建议下,潘仿只抓了几个为首的士卒,对其他人不予追究。



朝廷接到奏报后,兵部尚书王宪指示:“兵未必悉变,胁从罔治,渠魁必歼。”意为士兵没有全部参加叛乱,只惩办首恶,胁从不问。并派人按这个意思在大同城里张贴告示。



但是刘清源以总制的名义也贴出告示:“五堡之变,朝廷姑从宽处,乃复稔恶不悛,以戕杀主帅,天讨所宜加者。”意为十年前的那次五堡兵变,朝廷从宽发落了,但你们这些人这次又杀害将领,绝不会再轻饶了!当年兵变中被宽恕的人看到告示后都心惊胆战,互相商量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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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允中看到告示后,情知不妙,立刻押着抓到的哗变士兵赶到总制府,劝说刘清源,首恶已经抓获,不能再大开杀戒了。而且十年前的事朝廷早已做了处理,再翻出来恐怕会出大事。



但是刘清源不听,他派参将赵刚带三百骑兵去抓捕当年参加过兵变的人。当晚,士兵们全部哗变,在街上设置街垒与赵刚的人马对抗,最终赵刚只抓到了八十人。



这次兵变牵涉很广,各级军官都有卷入,比如总兵朱振、指挥马升、千户杨林等等,因而使形势变得非常诡异复杂,刘清源甚至抱怨:“城中衣冠之族悉从贼。”意思是大同官员都反了。



军官们参与其中是因为兵变与他们利益相关,如果他们的队伍被裁撤,或者要追究他们的领导责任,他们的利益将严重受损,因此他们要利用和引导士兵们的行动对大同主政者和朝廷施加压力,谋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卷入兵变的不仅有将领,甚至还有宗室,刘清源上疏说:“宗室登城,自谓曰首恶矣。”又说:“城中宗室士夫悉从贼,负朝廷矣。实天欲厌此城矣。”



大同城是代王府的所在地,如果以大军攻城,势必玉石俱焚,王府财物和家眷在乱军中也难得以保全,所以宗室们也反对刘清源不分良莠,全面镇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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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重的是,参与兵变的一些军官,带有投机目的,他们希望通过利用兵变谋取私利,朱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大同兵变的发生虽然主要是由将领的暴虐所致,但与他的挑唆也不无关系。



朱振原来是宣府总兵,1524年兵变时,他因贪污罪被关押在大同监狱中,乱军砸开监狱后,把他迎出来,拥他为首领。他一方面与士兵们约法三章,要求不伤害宗室,不杀人放火,不抢劫府库,并替他们向朝廷请求宽宥,另一方面又与镇抚官员合谋捕杀兵变头目。朝廷为了尽快平息事变,免了他的罪责,让他官复原职,协助朝廷派驻大同的大员平定兵变,他是1524年兵变的最大受益者。虽然《明实录》记载他是被乱军胁迫,不得已才当了他们的首领,但刑科给事中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就质疑他“衅起,乐因变自利,其宿心也。”意思是他本意就很高兴看到发生兵变,然后加以利用,为自己谋好处。



1533年时,朱振已经呆在大同十年了,是一个在军中有许多党徒的“坐地虎”,他对朝廷新派来的总兵李瑾很抵触,便时时挑动士卒对李瑾的不满,希望生出事端,再次从中得利。由于李瑾带兵冷酷残暴,许多士卒就找朱振哭诉。他于是趁机抹黑了李瑾一通,然后又说:“往年张文锦之变,军人岂独与于总兵官不敢发邪?”意思是当年兵变时,士卒们杀了巡抚张文锦,难道就不敢杀总兵吗?听他这么说,当时参与兵变的王福胜等人的情绪被煽动起来了,他们恨恨地说,我们一定要杀了李瑾!



兵变发生后,朱振再次被乱军拥戴为首领,他也准备借此再次牟利。然而,这次他却失算了,刘清源认定他就是兵变的背后主谋,恨透了他,他对孙允中:“朱振谋主也!”然后以谈判为名,把他诱骗到自己的驻地阳和,用毒酒杀了他。



杀了朱振后,刘清源派孙允中去大同城,对城里的士兵宣讲:“首恶已经伏法,不会再累及无辜,要他们放下武器,明天迎接官军进城。”


士兵以为没事了,也就放松了戒备。



第二天黎明,刘清源带领西南两路人马来到大同城下,破关闯入外城,并纵兵杀掠,街道上顿时血流遍地,尸体枕籍,财产被劫掠一空。城内士兵见状知道上当了,马上关闭内城门拒敌。中午,郤永带领东路人马赶到,城内乱军冲出城门迎战,一番激战,击败官军,斩杀了参将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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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仿和孙允中见事态愈发严重,急忙赶去阻止,乱军们认为是孙允中骗了他们,朝廷故意要设计血洗大同,于是想杀了他。孙允中说朝廷没有屠城的意思,他本人老母妻子都在城里,怎么会欺骗大家呢?乱军中也有人替他说话,说他也是被上面骗了,孙允中这才化险为夷。



随后,潘仿和孙允中上疏朝廷,说明了大同的情况,指出首恶已经擒获,不能在再用兵讨伐,但是总制刘清源贪功,滥杀无辜,这将导致兵连祸结,对社稷不利。



刘清源也上疏:“叛卒稔恶拒王师,抚镇郎中佥事皆首恶,抚臣关防在叛军中。”意为叛军抗拒官军,大同的官员都是兵变首恶,连巡抚的大印都在叛军手中。



王宪看到刘清源的奏疏后认为巡抚潘仿阻碍官军平叛,便让言官弹劾他,将他去职。侍郎黄绾反对用兵,也被贬往云南。王宪随后又增调大军前往大同镇压哗变。



为了阻止战火燃起,孙允中再次去见刘清源,请求他不要进攻大同。刘清源指责他替叛军说话,将他羁留在怀仁,并让人弹劾他,罢了他的官。



刘清源还在通往京师的各个关卡上严加盘查,不让大同官员的奏疏送达朝廷。然后派郤永领军日夜攻城,然而大同城墙高大坚厚,官军久攻不下。刘清源再次上疏要求引御河水淹大同,王宪同意了。刘清源就派郎中李文芝和主事楚书去做引水工程,准备水淹大同北门。



城内乱军为了自保,就派人去联系蒙古人,希望与他们联手对抗明军,他们还把几个蒙古酋长请到城里,指着代王府说:“兵退以此酬汝”,把王府当做了酬谢蒙古人的条件。蒙古小王子见明朝发生内乱,进军有利可图,就发兵五万来攻击大同城外的明军。郤永分并兵抗击,却不敌蒙古铁骑,死伤惨重,大同城上的乱军也鼓噪呐喊,为蒙古人助威。小王子见明军已无力再战,就留一部分精骑与明军相持,其余奔袭浑源、应州、怀等仁等州县乡村,大肆劫掠七天七夜,当地百姓损失的人口牲畜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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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是明朝九边重镇,京畿的北部藩篱,一旦有失,京师将陷于危殆。蒙古与大同叛军勾结攻掠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中大哗,京师九门开始戒严。刘清源上疏说大同兵力不足,要求再设总制。



大同严峻的形势终于惊动了正在病中的嘉靖帝,他发下一道御札申斥刘清源:“咈,不可用也。夫大同叛军先因杀李瑾,此谋杀主将之罪,法不可赦。原非举城所为,亦未敢逆朝廷。止是郤永不谋,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之计,辄便有洗城讹传吓城中,致使逆军劫囚勾虏,抗拒朝廷。既说专剿逆徒,胁从不问,却又专攻城之计,又引水灌城,看来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大同为京师北门要地,皆不可坏。人而无臂倚以卫头目乎?况此地此民皆祖宗所遗,今源请必欲城破人诛,果忠乎?否乎?前日将二人调置别用,将以专讨渠魁,岂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轻听伊说。卿等亦不可不虑将来事。纵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兴复。可罪去二臣,掣还诸路人马,别遣文武大臣果能晓事者,使专意备虏,密令多方计擒逆贼之魁者,庶免老师伤财。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添官?岂非官多事扰乎?”这份御札的大意是说,大同乱军杀害将领罪不容赦,但这不是大同全体军人所为,可是刘清源和郤永因为贪功,就想屠城,还把反对杀戮的两位大臣罢了官,结果导致乱军与蒙古人内外勾连。刘清源还想用水灌淹大同,就算他成功了,可是大同城又怎么重建?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增设总制,而是派能干的大臣赶紧设法抓到兵变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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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进攻大同的明军长时间暴露在野外,腹背受敌,处境危险,而且粮道断绝,全军随时可能崩溃。郎中詹荣见形势危急,便冒险联络乱军首领马升,一番劝说,成功使他同意投诚,然后让他做内应,派人暗中在城墙上打洞,把乱军首领抓捕后送给官军。刘清源表面同意詹荣的计划,实际上准备趁机攻入城中。当城墙上的洞快要打通时,他突然下令灌水,结果打洞的人全被淹死。马升感到自己被骗了,愤恨至极,从此守城更加坚决。



刘清源见人马损失惨重,攻城无望,又受到蒙古人的威胁,再也支撑不住了,便称病请辞,嘉靖大怒,将其罢斥,派户部侍郎张瓚替代刘清源为大同总制。



张瓚赶到大同后,马上下令停止攻城,连夜请来被罢职的孙允中,商议平乱事务。



第二天,张瓚派主事楚书来到城下喊话,说明总大同制已经换人,重申朝廷只杀首恶不问胁从的态度。他随后进城,给每一位没有参加杀死李瑾的士兵发了免死证书,并向乱军首领马升说明屠城不是朝廷的意思,而是刘清源肆意妄为,马升表示愿意听命朝廷。当天夜里,黄镇等二十四名兵变首恶被斩首。



第三天,孙允中奉张瓚之命入城,他看到城里的景象非常悲惨,老弱因饥饿而死者相枕藉,士卒多月没有领到粮食,不法之徒趁机偷盗抢掠。他立即开仓赈济百姓,并将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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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天,张瓚亲自来到城下,命各路攻城官军退到二舍之外。然后他与御史苏佑在仪仗引导下隆重入城,当众宣读圣旨:“大同乱军虽凶愫,实皆良民,朝廷不得以用兵,止除首恶及行刃重犯,余皆不问。”并按皇帝旨意对众人实行赏赐:“胁从无罪者,事平亦各给银三两。”参与兵变的士卒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得到三两银子,皆大欢喜,大家山呼万岁,这场历时五个月的大同兵变,终于平复。



事后,刘清源被削籍去职,郤永被降级,潘仿、孙允中官复原职。



大同镇十年间连续发生兵变,造成“墩营间有损坏”、“府库空虚”、“行伍离散”,军事防御能力遭到严重削弱,明朝统治秩序也遭到冲击,明政府被迫采取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除将刘清源等贪功妄杀的酷吏拿问惩办外,对兵变参与者的处理也比较宽松,兵变首领马升,杨林等军官得到招抚和封赏。朝廷还免征了大同士卒当年本应缴纳的屯粮;规定守城放哨岗位上的军卒,以后不再种纳屯粮,因为他们已经为国家服役,所以不再承担其他徭役;责令官府在八月内发放拖欠的军饷冬衣。这些措施使戍卒所受剥削有所减轻,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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