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實現刺激、又要實現紓困，同一項政策難免要做出權衡。對於兩個不同目標，當前消費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與紓困兩方面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
文/徐奇淵 張子旭
復工以來，各地消費券政策引發了廣泛關注。一方面，消費券起到了刺激需求的作用。在供給恢復快、需求恢復慢的情況下，工業產成品庫存快速上升。一季度工業產成品實際增速為15.5%，達到5年來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各地消費券的推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撬動消費需求。
另一方面，消費券也對特定人群起到了紓困作用。根據官方數據，一季度失業壓力加大，3月就業人員規模比1月下降6%以上，約18.3%的就業人員處於在職未上班狀態。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向限定人群發放消費券，有的地方還規定了向困難人群提供消費券的總體金額。
但是既要實現刺激、又要實現紓困，同一項政策難免要做出權衡。對於這兩個不同目標，本文並不試圖做出價值判斷，而是試圖梳理現實：當前消費券政策的效果如何，在刺激、紓困兩方面能夠起到何種作用？
消費券規模較為有限
根據公開信息進行統計，本文只對42個城市數據進行分析，各省級單位數據通常缺乏足夠的細節而未計入，截至時間為4月27日。在此基礎上，對已經公佈消費券發放細則的42個城市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共計已經發放各類消費券65.2億元。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金額為19.6元，中位數為8.9元。其中僅有29%的城市人均金額在30元以上。假設消費券的乘數效應在2-3之間，則總體效應為200億元或以下，對比35萬億左右的居民消費支出，消費券對總體消費的刺激作用可能較為有限。另外，某省的消費券金額可能較大，但是其並未給出消費券總金額等細節，且有相當部分透支了未來的節日慰問金，因此沒有納入分析。而且即使納入，消費券的相對規模也仍然較為有限。
圖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均消費券金額越高
數據說明：（1）人均消費券=所在城市發放消費券總額/2019城市人口數量，缺乏數據的情況以相近年份數據替代。（2）由於部分城市缺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因此使用2018年人均GDP數據進行分析，缺乏數據的情況以相近年份數據計算。（3）剔除了溫州和鄂爾多斯，因為前者人均可支配收支排名顯著低於人均GDP排名，而後者恰恰相反。（4）沒有計入某省。因為該省發放消費券是以省級為單位，和其他城市為單位的口徑不統一。另外，該省並未給出消費券總金額數據。（5）剔除了杭州，因為杭州的人均消費券達到162元，遠高於其他城市，加入杭州該圖無法清晰顯示其他城市。另外，加入杭州後不影響分析。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新聞進行整理。消費券數據截至2020年4月27日晚。
消費券政策也有地區分化
當前的消費券政策，由各個城市分別出臺，由於各地財力不同，呈現出了地區分化。總體上，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其發放消費券的人均水平就越高。剔除溫州、鄂爾多斯後的40個城市，人均消費券金額與人均GDP相關係數達到0.4。簡單的線性迴歸，也揭示了人均GDP對人均消費券發放金額具有統計意義上顯著的解釋力。其中，消費券人均水平較高的城市，除了武漢疫區，一般集中在廣東、江蘇、浙江這些發達省份。而欠發達省區或城市，其發放的消費券人均水平也往往較低。目前所有發放消費券的42個城市，其人均GDP的均值為9.4萬元，顯著高於2019年全國GDP均值7.1萬元。這意味著，沒有發放消費券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更低。
這顯示出，消費券政策在地方層面的各自為戰現象突出，缺乏全國層面的協調。對於各個城市而言，依據自身財力發放消費券，可以在一個城市的範圍內進行紓困，有其合理性。但是從跨地區的視角來看，中西部地區有更多的困難人群，以及返鄉待崗的農民工，而中西部地區的消費券發放力度恰恰相對較弱。因此，當前的消費券政策缺乏統籌協調，未能起到跨地區平衡、紓困的作用。
消費券發放側重於疫情衝擊最大的行業
當前的消費券政策使用，一般都有對行業的限定。從42個城市的消費券政策來看，主要側重於餐飲、零售和文旅三大行業。在這三個行業投放消費券的城市數量佔比，分別達到了81%、73%和48%。這與疫情對消費行業的衝擊，具有高度一致性。一季度的服務業增速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旅遊業等都受到了較大沖擊。其中，前兩個行業在一季度的增加值增速分別為 -35.3%、-17.8%，是服務業中遭受疫情衝擊最大的兩個細分行業。旅遊業在國民經濟核算中沒有單列的分類，但與之相關的交通運輸業也有顯著下滑。從這一角度來看，消費券政策的出發點，主要是從行業、企業層面考慮更多。
消費券限定使用的行業比例：42個城市的數量佔比
消費券發放惠及城市居民，但農村和困難人群得益受限
42個發放消費券城市中，15個城市提出了針對特定人群發放消費券，包括特困人員、低保人員和孤兒等，5個城市還給出了對限定人群發放消費券的金額，佔比最高佔總金額的15.3%，最低0.9%，中位數10%。但是由於以下原因，消費券難以真正惠及農村和困難人群。
其一，消費券金額有限。前文已經提到，按常住人口計算，42個城市的消費券人均金額為19.6元，中位數8.9元。雖然有的城市對特定人群有數百元的支持，但對於困難群體來說，這仍然是杯水車薪。
其二，交通距離和成本不利於農村消費者。對已有的消費券使用細則進行觀察，許多地方發放的專屬消費券限定在城市中心商圈的商鋪使用，從而將消費券使用區域限定在城市中心。根據不完全的信息披露，有7個城市要求必須到現場消費，不允許同城外賣與同城配送行業進入。在消費券金額有限的情況下，農村人群面臨的交通成本更高，這導致消費券的發放難以真正惠及農村消費者。
其三，限制條件過多。部分城市對消費券施加了各種限制條件，例如某城市420萬元的餐飲消費券，僅限定13家餐飲企業使用。個別城市消費門檻設置過高，例如滿800減50。還有一些地方，發放消費券重點面向非基本民生行業，例如某城市的汽車消費券金額佔比高達69%。考慮到以上情況，消費券的紓困作用也較為有限。
其四，各地消費券幾乎都通過數字平臺發放，要使用手機支付進行消費。對於老年人、沒有電子支付手段的困難人群，這也構成了技術上的門檻。而這部分人群往往最需要消費券紓困。因此，需要考慮線上與線下發放方式相結合。
從前述分析來看，當前的消費券政策總體呈現出以下特點：消費券政策重點以紓困重點行業為主，但總體金額小。同時，除個別地方，幾乎所有地區的消費券都採用滿減形式、限定具體行業，促銷性質較為濃厚、價格效應多過收入效應。因此，這些政策實際能起到的刺激和撬動效應都較為有限。
在空間上，地方政府基於自身財力、各自為戰。其結果是，東部地區、發達省份力度較大，而中西部、欠發達省力度明顯較弱。同時由於前述原因，消費券難以真正惠及農村消費者的困難人群。不論是從空間、還是人群角度來看，紓困效果都難達預期。就業是滯後變量，失業人群在就業市場的匹配也需要時間，尤其是非正規就業人群如何紓困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在此背景下，消費券政策需要起到何種作用，仍然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
作者徐奇淵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子旭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助理；編輯：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