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圓圈的內側，從勝利走向勝利
———讀《阿Q正傳》（節選）
畢飛宇
小腳和小腿
我首先來談談《阿Q正傳》的序。這個序很有意思，這個“意思”就在它的隱喻性。要給一個人作傳，三大件必須要滿足，也就是小說裡所說的“某，字某，某地人也”。魯迅想給阿Q寫傳，阿Q同樣必須滿足這三大件。然而，經過魯迅先生的一番考證，情況很不妙，阿Q這個人物出現了三個反向的特點，無姓，無名，無籍貫。
大家想過沒有，魯迅為什麼要把阿Q寫成一個三無產品呢?
魯迅的情懷是巨大的，落實到小說上，那就是貪大，魯迅是一個貪大的作家。事實上，就本質而言，魯迅並不是一個小說家，而是一個思想上的革新者。在魯迅的眼裡，小說算個什麼東西呢?我再強調一遍，在魯迅的時代，小說和小說家都沒有取得今天的地位，很不入流。魯迅先生可是放下了身段才“做起小說”來的，他寫小說其實就是“下海”。是什麼逼著大先生放下身段的呢?是啟蒙。大先生是一個渴望著面對整個民族吶喊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就不能呆在象牙塔裡，就不能太有“身段”，所以，一，他“白話”了；二，他“做起小說”來了。啟蒙才是魯迅的真使命。
《阿Q正傳》寫於1921年。我們都知道，1921年的中國充滿了焦慮。從1840年算起，這焦慮已經持續了80年了。在80年的時段裡，關於中國，最大的一個關鍵詞就是侮辱。那麼?中國如何才能禦侮呢?許許多多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在面對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具體的問題，更是一個迫切的問題。可以這樣說，一部《阿Q正傳》，其實就是一部關於“侮辱”的小說，骨子裡也是一部關於“禦侮”的小說。附帶說一句，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考慮進去，還是關於侮辱的，———昨天我還是大爺的，一覺醒來我怎麼就成了孫子了?這是一個巨大的反差，當時的中國就處在這樣的一個反差裡頭。關於“爺”和“孫子”，我先放在這裡，我在後面說。
極端一點說，一部中國的近代思想史，某種程度上就是方法論的歷史，———禦侮的方法論。換言之，中國該做些什麼?中國能做些什麼?不同的人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和不同的側重：師夷，體用，洋務，實業，科學，廢科舉，共和，解放生產力，頭緒很多。在解放生產力這個問題上，康有為和梁啟超是了不起的，他們睿智的雙眼盯住了一樣東西———中國女人的三寸金蓮。他們發現，中國女性的“三寸金蓮”一旦變成“解放腳”，女性立馬就可以變成生產力，換言之，中國的生產力就可以提升一倍，中國的GDP也許就可以提升一倍。———對中國的命運來說，如何禦侮，女性的雙腳才是真正的“內需”。
可是，1924年，魯迅卻拉出了一個特殊的女人，她叫祥林嫂。關於祥林嫂，魯迅在《祝福》裡是這麼說的：她“整天的做”，“簡直抵得過一個男子”，在這兩句話的前面魯迅還有一句話，叫“手腳都壯大”。祥林嫂“手腳都壯大”這句話很醒目，很有意味。請注意，祥林嫂不是小腳，是大腳。可是，大腳的祥林嫂只有一個結局，凍死骨。這起碼說明了一個問題，只要你確認了自己是一個“賤貨”，每天都忙著捐門檻，大腳的奴才和小腳的奴才就不可能有任何區別。所以，
“小腳”的問題固然重要，“小腿”的問題卻更重要。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比康梁前行了一大步。
在私底下，我一直把魯迅的哲學命名為“小腿的哲學”，———你到底是跪著的還是站著的。魯迅的一生其實就是為“小腿”的站立而努力的一生。 那麼，魯迅又是如何去看待禦侮的呢?這就有點得罪人了，魯迅認為，只要“小腿”是跪著的，“洋奴”和“家奴”也沒有區別。這句話狠哪，狠到骨子裡去了，他道出了禦侮的本質，———先做“人”，先不做奴才，然後，我們才有資格談禦侮。
所以，關於禦侮，魯迅的態度十分明確，他著眼的不是方法論，———不是師夷、體用和洋務，而是世界觀：我們要不要做奴才。魯迅為什麼如此在意世界觀呢?因為魯迅有“故鄉”，因為魯迅太熟悉“故鄉”的閏土和閏土們了。閏土和閏土們在精神上有一個特點，他們渴望做“奴才”，在奴性文化的驅動下，他們的內心有一種“奴性的自覺”，這個發現讓魯迅產生了無限的大蒼涼。請注意，魯迅發表《故鄉》是1921年的1月，發表《阿Q正傳》是1921年的12月，是同一年的一頭一尾。作為一個寫作多年的人，我很想說一件事，那就是寫作的慣性，這個慣性也就是作品與作品之間的邏輯性。我常說，小說不是邏輯，但是，小說與小說之間有邏輯。這個特有的邏輯就是作家的價值體系，一個作家最寶貴的東西就在這裡。
總體上說，魯迅寫《故鄉》的時候對“奴性的自覺”還保留那麼一點情面，但是，他覺得不夠，太含蓄，太優雅，他意猶未盡，他想撕破臉皮、酣暢淋漓地來個“大的”。我估計魯迅寫《阿Q正傳》的時候卯足了勁，我這樣說是有依據的，在魯迅的小說寫作史上，《阿Q正傳》的篇幅最長、場面最大、人物眾多，最關鍵的是，氣足，手穩，那是一個小說家的巔峰狀態。面對“大多數”，甚至是“全部”，魯迅鼓足了決絕的勇氣，迸發了全部的才華，他驍勇無比。不做奴才的魯迅很“大”，很“彪悍”；他以“大”對大，以“彪悍”對麻木，內心無比地恢宏。對奴才，他“一個也不寬恕”。作為讀者，我想說，寫《阿Q正傳》的時候，魯迅的心是覆蓋的和碾壓的，氣吞萬里如虎。
我敢武斷地說，魯迅壓根就沒想給“阿Q”好好地取一個“像樣的”中文姓名，為此，這個惜墨如金的作家為了“三大件”，不惜寫了那麼長的一段序。就小說的結構而言，這個序的長度是不合適的，但是，很必要。只有有了這個序，阿Q的“三無”身份才能夠合理。———魯迅根本就不想讓阿Q有“姓”、根本就不想讓阿Q有“名”、根本不想讓阿Q有“籍貫”，由是，魯迅保證了阿Q的抽象性。阿Q是“大多數”，甚至是“全部”，他是無所不在的。魯迅需要這個。
反過來想一想，如果我們讓阿Q叫做“趙國富”或者“趙國強”，這有趣麼?很無趣，很無聊。雖說“趙國強”更具象。
抽象不只是哲學的事情，也是小說的事情。抽象即涵蓋，抽象性即整體性。
倫理和腫瘤
魯迅一共動用了兩個章節來描述阿Q的“行狀”，也就是第二章“優勝記略”和第三章“續優勝記略”。
阿Q的“行狀”各異，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受盡了侮辱。可是，無論遭到怎樣的侮辱，最後的勝利者卻永遠都是阿Q。所以，阿Q也是禦侮的，這就是所謂的“精神勝利法”。所以，阿Q的“行狀”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等式:行狀=侮辱+禦侮。
我現在就想對具體的“行狀”做一點分析，我們一個一個看過去。
第一，阿Q因為頭上的癩瘡疤和他人發生了口角，被人打了，———他用“兒子打老子”取得了勝利；
第二，正因為“兒子打老子”，阿Q佔了人家的便宜，人家不答應，阿Q又被別人暴搓了一頓，———他用“第一個”敢於自輕自賤的“狀元”完勝了對方；
第三，阿Q在賭場上贏了錢，不明就裡就遭到了狂毆，錢沒了，———阿Q用自殘的辦法取得了安慰。
補充一句，這三次的對手既是模糊的，也是具體的，他們是身份不明的“閒人”。
到了第三章，也就是“續優勝記略”，魯迅描寫了阿Q另外的三次勝利：
第四，阿Q被王胡打了;
第五，阿Q被假洋鬼子打了;
第六，阿Q被小尼姑罵了。
魯迅總共描繪了阿Q的六次受辱，也就是六次勝利。現在我有一個問題，魯迅為什麼要把它們分成兩章呢?僅僅是為了篇幅上的平衡麼?寫成一章可以不可以?我的回答是，不可以。這不是一個篇幅上的平衡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先來看“優勝記略”，魯迅寫了一個人，也就是“閒人”，這些“閒人”在欺負阿Q。我們有理由把這些“閒人”看作黑惡勢力。可是，到了“續優勝記略”，人物具體起來了，分別是王胡、假洋鬼子和小尼姑。我們分別看一看阿Q和他們的關係。
阿Q和王胡———
王胡的頭上也有癩瘡疤，這就和阿Q平起平坐了。但是，很不幸，他的臉上還有一圈絡腮鬍子。在阿Q看來，王胡比自己還不如。正因為王胡不如自己，阿Q開口便罵，這一罵，阿Q和王胡打了起來，最終卻沒能打贏。———阿Q的這次受辱，是因為他先欺負了比自己弱的人。
阿Q和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是什麼人呢?魯迅說了，“錢太爺的大兒子，他先前跑上城裡去進洋學堂，不知怎麼又跑到東洋去了”。這句話很刁鑽，它一下子就道明瞭假洋鬼子的兩重身份：一，富二代;二，受到過良好的教育。假洋鬼子是一個有知識的人。作為窮人，阿Q仇視富二代我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時還仇視有知識的人———知識分子，這就匪夷所思了。阿Q對知識分子的仇恨是從哪裡來的呢?魯迅沒有交代，反過來，魯迅卻交代了這種仇視的強度，這就很有意思了。我們可以把這種“不交代”或“強度”看作知識分子的原罪，阿Q必須仇視他們。阿Q的確被假洋鬼子打了，但是，注意，他侮辱假洋鬼子在先。———阿Q的這次受辱，是因為他天然地站在了知識分子的對立面。
阿Q和小尼姑———
小尼姑當然也有雙重身份：1，女性;2，異己。對待女性，對待異己分子，阿Q就更沒有什麼可客氣的了。請大家留意一下，只有在欺負婦女和異己分子的時候阿Q才是真正的勝利者，為什麼?他有合夥人，那些曾經欺負過阿Q的“閒人”。那些“閒人”統統站在了阿Q這一邊。阿Q的這次受辱，是因為阿Q對婦女和異己分子的欺壓和褻瀆。
現在，問題清晰了。魯迅為什麼要把阿Q的六大“行狀”分開來寫呢?是因為阿Q的六大“行狀”、六次受辱、六次勝利所呈現出來的性質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1，他被侮辱;2，他侮辱別人。這兩件事不在同一個敘事平面上，絕對不能把它們放在同一個敘事空間裡頭。相對於“優勝記略”，“續優勝記略”是小說內部的一個反轉，它更是小說的遞進，也是小說的深入。能深入的小說才可以抵達深刻。深刻不是你讀了幾本康德和海德格爾，更不是你學會了寫幾句詰屈聱牙的長句子。深刻是深入的狀態，是深入的結果。這裡頭全是小說家的洞察力和表現力，當然也還有勇氣。
附帶說一句，好小說從來不“溜冰”，也就是說，好小說從來不會在同一個平面上作“花樣表演”。有過寫作經驗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篇小說，它內部的時空非常有限，它極為寶貴，是小說的命脈。絕不能把小說的敘事時空浪費在信息的重複上。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續優勝記略”的那次反轉，“優勝記略”充其量也就是一組油腔滑調的“小故事”。相反，由於有了這次反轉，阿Q這個人一下子就立體了，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迎光”的那一面，我們還能看到他“背光”的那一面。最主要的是，我們從阿Q的兩面看到了魯迅的深刻。
話又要說回來，小說家的深刻畢竟不是哲學家的深刻，小說家的深刻更多地體現在小說的技術上，就《阿Q正傳》而言，人物的出場就是技術，這是很講究的，寫作的人一點都不能亂。你把“續優勝記略”裡的人物安排到“優勝記略”裡去，小說馬上就出問題，連接不上的。即使在“續優勝記略”這樣一個小空間裡，王胡———假洋鬼子———尼姑，這三個人物出場的次序也不能顛倒，一顛倒小說立即就會缺氧，小說即刻就會死。
那麼，魯迅深刻在哪裡呢?第一，魯迅所描繪的阿Q在底層，如何去表現底層?一般的作家是這樣做的———聲情並茂地、“深刻”地揭示他的被侮辱與被損害，到此為止。大部分小說都是這樣。
魯迅卻直麵人性，他面對了一個比底層更為重要的倫理問題，或者說，精神的走向問題：一個人被侮辱、被損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善良、互助和公正;也有可能正相反，變得更自私、更惡毒、更邪惡，阿Q就是這樣。這個倫理問題為什麼重要?因為它牽扯到受辱之後精神上的終點，而這個精神上的終點正是禦侮的邏輯新起點。
第二，魯迅告訴我們，阿Q有他與生俱來的天敵：1，比自己弱的人;2，比自己有知識的人;3，婦女或異己分子。請注意這三種人的邏輯關係，我們可以把這三種人的出場理解成魯迅的精心選擇，我們也可以把這三種人的出場理解成魯迅對阿Q的基本認識，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理解成魯迅對阿Q的基本判斷。這個判斷讓讀者恐懼。這三種人何以成為阿Q的天敵?這個問題值得深思。這是一個民族的、歷史性的問題。
我想說，中國的現代文學整體上是幼稚的，這個幼稚體現在一個文學邏輯上:只要你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你的所作所為就擁有了天然的正義性和真理性。這是隱藏在中國現代文學內部的巨大腫瘤，非常遺憾，這個巨大的腫瘤到了中國的當代文學依然都沒有被切除。
很幸運，我們有魯迅。魯迅的存在大幅度地提升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思想高度和美學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