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趙蘊嫻
編輯 | 黃月
『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週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週的『思想界』，我們關注世界範圍內圍繞“保持社交距離”的一系列討論。
4月14日，哈佛大學研究團隊在《科學》雜誌發表一項名為“預測大流行後新冠病毒的傳播狀態”的研究。研究表明，新冠疫情在未來五年內有可能會反覆爆發，需要長期監控，如果不能迅速提升急救護理能力，那麼在有效的治療方法和疫苗出現前，“保持社交距離”將是防止醫療資源遭擠兌的重要途徑。研究人員認為，有必要長時間或間歇性地採取保持社交距離政策，直至2022年。
霍普金斯大學醫學系副教授Lisa Maragakis在一篇科普文章中將“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定義為“刻意增加人與人之間的物理空間以避免疾病傳播”的措施。取消戶外集會、停工停學、關閉或限制公共交通、儘可能地待在家中，都是“保持社交距離”的具體措施。儘管不少人希望能早些放寬限制，但在嚴峻的疫情形勢下，保持社交距離的政策不得不向後延展：4月16日，英國政府即表示全國性地保持社交距離需延長三個星期；特朗普在上月底的白宮簡報會上也表示，“保持社交距離”指南將延續至4月30日，與其之前希望在4月中旬放鬆該政策的願望相悖。
“保持社交距離”正以極快的速度將我們從過去那個熟悉的世界裡抽離出來。如果人類真的需要保持社交距離直到2022年，我們要面對的會是怎樣一個世界？“保持社交距離”不是此次疫情中的新創，在過去，人們常使用服裝、禮儀來劃定人與人交流時應當保持的距離，例如19世紀盛行的“鳥籠群”就用寬大笨重的裙裝將上層女性與其他人隔開。然而，誠如凱斯西儲大學訪問助理教授Einav Rabinovitch-Fox所說，過去的社交距離保持關乎的是禮教、階級與種族，而這一次卻關係到全人類的健康。當保持社交距離的內核被重置，新的理念和規則將如何重塑世界？
時尚業或許會掀起一股新的穿戴風潮，口罩可能會成為傳遞“保持距離”信號的飾品，一些建築師也開始構想疫情後辦公場所與城市公共空間的規劃。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有關未來的思考並不是一種無關痛癢的設計和輕快的暢想，對既往世界的沉痛之思總是交織於其肌理之中：建築界關於社區缺失的反思回應了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所說的“鄰人消失”困境，同時也指向了零工經濟長期以來的積弊和勞動移民所遭受的不平等。
沿著這一思路，我們會發現，“保持社交距離”不只是“安不安全”“能不能出門”的煩惱，它還是種族、性別、階層不平等的顯影器，並大聲敲響了公共生活萎縮的警鈴。印度左翼知識分子阿蘭達蒂·羅伊在文章《“大流行”是一個傳送門》（原文刊於《金融時報》，中文版由澎湃新聞譯介）中指出，危機和斷裂早已在往昔所謂的“正常”裡發生，新冠疫情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我們親手為自己製造的末日機器”的機會。在她看來，大流行是連接新舊世界的“傳送門”，我們既可以卸下包袱為新世界而戰，也有可能為過去的“殘骸”所累，那殘骸是“傲慢、仇恨、貪婪，數據庫和沉悶思想，枯萎的河流和汙濁的天空”。許多人渴望迴歸“正常”，羅伊卻說，“沒有什麼比迴歸正常更糟糕的了。”
公共生活與社會團結的萎縮
疾病悄無聲息地影響著建築和城市的面貌。《衛報》建築評論員奧利弗·維恩賴特（Oliver Wainwright）的一篇文章梳理了建築與疾病的關係，他認為，建築的形式與功能總是伴隨著人類對疾病的恐懼，當前一些建築設計師已將注意力轉向“後新冠”時代的景觀，希望從建築空間佈局、裝修材料等方面幫助抑制病毒傳播。基於“保持社交距離”的考量，從前流行一時的聯合辦公室成為大家積極改造的對象。
聯合辦公室以社交理念為基礎，打破了格子間辦公的傳統，讓多個團隊在一個空間裡共處。而如今，這個人與人之親密和諧的夢想似乎在可能感染病毒的恐懼中陷落了。斯科特·布朗裡格公司首席執行官達倫·科伯告訴《衛報》記者，未來辦公室的密度會有所改變，因為人們不再想要靠近他人。
“保持社交距離”似乎正藉助恐懼和猜疑疏遠自我與他者的距離，然而，一些學者認為，孤獨早已盤踞於現代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本就沒有那麼近。美國社會學學者David Grazian在研究聯合辦公室時發現，人們沒有興起站在休閒區社交聊天，只是低頭喝著自己的咖啡、啤酒（見澎湃新聞文章《疫情下的美國工作：在家辦公，等於在家失業》）。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在接受DiEM25 TV主持人斯雷科·霍瓦特採訪（ 澎湃新聞整理翻譯）時表示，當下的“自我隔離”並非始於今日，人們在麥當勞這樣的公共場所進行的交談，要麼是與身邊人的“淺談（shallow discussion）”，要麼是屏幕之上的虛擬對話。
現下來自於官方的“保持社交距離”政策攫取了過多的注意力，以致喬姆斯基所說的“自我誘發式社會孤立”從我們的視線中隱退。出於公共衛生安全的考慮，“保持社交距離”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但若它成為一種未經反思和不被警惕的新常態，人類將如一盤散沙，成為一個個原子化的孤立個體，依賴於親密的物理距離凝結髮展的社會運動也就無法成形。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蕾貝卡·L·斯潘在《當餐館停業，美國人失去的不只是一頓飯》（界面文化譯介）一文中向我們警示了社交距離對於餐飲業和社會文化的影響。誕生於法國啟蒙運動時期的現代餐館不僅是有關食物的商業活動，還代表著民主參與的公共生活，民權運動的靜坐示威即孕育於此。餐飲業是受疫情打擊最為嚴重的行業之一，如果傳統餐館被外賣餐飲大規模取代，人們的生活只能不斷退居至私人領域，餐館共建的社區歸屬感也將蕩然無存。
電子時代“自我誘發式的社會孤立”已在過去的十年裡逐漸架空了建於物理親密之上的公共生活與社會團結。疫情爆發前，我們的軀體可能還停留在餐廳這樣的公共場所，與現實的聯結卻變得越來越膚淺。疫情爆發後，“保持社交距離”幾乎成為壓倒公共生活的最後一根稻草，酒吧、餐館僅剩的熱鬧和喧譁幾乎在一夜間凋零。
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設計政治學教授沃特·範斯蒂法特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談到，阿姆斯特丹的旅遊業停滯後，居民們驚異地發現“自己沒有鄰居，沒有社區，沒有城市”。通過新的設計幫助抑制病毒傳播是建築界努力的方向，而實現城市去中心化，方便居民就醫、購買生活日用品，重塑公共生活、為城市注入動力，或許是未來城市規劃面臨的更棘手的難題。
零工經濟下的鄰人消失與勞工權益問題
阿甘本認為，“安全理性”在“保持社交距離”的口號下成為第一價值取向，猜忌瓦解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鄰人不復存在。同公共生活一樣，鄰人的消失非自今日始。僅以餐飲、購物為例，過去，人們大多需要親自去餐廳去商場，在物理移動中，附近的一切被一遍遍地丈量和感受，而這個過程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一鍵下單所取代，儘管我們可以和服務人員接觸，但這類接觸通常是一次性的、短暫而模糊的。疫情期間的社交疏遠與隔離只是加劇了這種狀況——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個恰好在疫情期間搬進新居的人，很可能在兩個月後對自己居所周圍的環境依然一無所知。
這也是範斯蒂法特對零工經濟不滿的原因。對於喬姆斯基、範斯蒂法特和斯潘等看重民主參與、討論交流和公共生活的人來說，新冠病毒沒有製造出新的問題，而是給了本就搖搖晃晃的社會團結致命一擊。但現在，這個架空了周邊社區的經濟形態卻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英雄。我們必須承認，城市停擺後，外賣員、快遞員極大便利了城市居民的生活，但在感謝和誇讚之時，首先應該將個體勞動者的努力和作為整體的零工經濟區分開來——不單因為鄰人的消失，還因為零工經濟運營模式所引發的勞工權益問題。
《疫情下的美國工作：在家辦公，等於在家失業》一文指出，在美國，由於大部分人已經在家中儲備好了足夠的食物，外賣需求並沒有大量上升，叫車平臺也流失了大量訂單，然而，零工平臺的應對策略聚焦於改變消費者和勞工的互動模式，整體看來，各項改進措施有利於消費者“保持社交距離”，但細究之下，卻是以犧牲勞工權益為代價的。例如，跑腿平臺TaskRabbit向顧客開放了免費取消訂單的權限，而勞工卻很可能“被白跑單”和惡意銷單；Uber和Lyft平臺直接拿掉了拼成功能，聲稱更能保障乘客安全，然而司機的安全似乎不在公司考慮範圍內，時薪的減少需要司機付出更長時間的勞動。換句話說，零工平臺在疫情期間的口碑建立和持續營業，是通過將企業面臨的風險轉嫁給個體勞動者來完成的。
作者進一步指明，近年來，零工經濟的運營模式已無法兼顧低價便利和勞動者權益，像Uber和Lyft，即使極力壓縮用人成本，依舊只能靠風投而非盈利過活，從業者收入逐年下滑，各大平臺勞工的實際時薪遠低於最低工資標準，這意味著勞工都需要打多份工才能維持生計。借用社會學學者Alexandrea Ravenelle的話來說，“以靈活、就業共享共贏為賣點的零工經濟，本質上是包裝成進步的倒退。”
由此看來，疫情的衝擊下，零工經濟也是強弩之末，遑論對現下情勢以及未來的擔當。“參與、自主、社區”等理念是零工經濟企業慣用的旗號，但在實踐當中，存在的卻是勞動者揹負的高風險與“附近的消失”（人類學家項飆在節目《十三邀》上所言）。更為糟糕的是，零工經濟所網羅的勞動力是被隔離於主流經濟結構之外的“不穩定就業人群”，他們大多本就來自社會邊緣和底層，過去十年的零工經濟鮮能改變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今，他們又被推到經濟危機的風口浪尖。
“保持社交距離”是對底層人士的“物理擠壓”
與零工經濟從業者面臨的嚴峻勞工權益與勞動安全問題相比，傳統低薪服務行業的勞動者的處境似乎更為艱難，許多人遭到解僱或是停薪。3月，英國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已經在《新冠時期的反資本主義政治》一文中撕破了“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象。他曾預測，非裔和拉美裔人群將被置於經濟衰退的危險“前線”，短短數日，這一觀察已成為了不幸的現實。據《疫情下的美國工作：在家辦公，等於在家失業》一文中引用的美國勞工部數據，全美僅29%的非農勞工有居家辦公的條件，這些人員大多是辦公室白領，再加之其中白人和亞裔的比例遠高於非裔和拉丁美裔，以“保持社交距離”為名的居家辦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了某些階層與種族疊加的特權。
在地球的另一端，“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特權在印度以一種更赤裸的方式呈現。3月24日，印度總理莫迪宣佈自3月25日起在全國範圍內施行為期21天的封鎖，4月14日，莫迪再次宣佈封鎖將延長至5月3日。封閉令導致大量的進城務工人員無工可做，失去收入的務工者無力支付城市生活費用，再加上交通限制，只好選擇徒步返鄉。
印度作家羅伊認為，1947年印巴分治時，宗教驅動了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徙，而今，這片土地的悲愴記憶要被階級分化喚起。在她看來，這場封鎖就像一個照亮了被遮蔽之物的“化學實驗”：“隨著商店、餐廳、工廠和建築工地的關閉，富人和中產階級把自己隔離在封閉的住宅區中，我們的城鎮和超級都市開始擠壓出其中的工人階級——那些外來務工者——就像擠壓出不必要的結餘。”
“不必要的結餘”很大一部分被塞入了貧民窟。據新華社報道，截至當地時間4月18日，印度最大的貧民窟塔拉維貧民窟已確診117例新冠病毒感染者，其中死亡病例10例。羅伊稱，將街道上的人強行驅趕回空間逼仄、衛生堪憂的貧民窟，莫迪用來“保持社交距離”的大封鎖實際上造成了一種“物理擠壓”。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張忞煜在為澎湃新聞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分析到，此次徒步返鄉的悲壯畫面下潛藏著印度宗教、語言、種姓衝突等諸多問題：城市外來務工者通常是被歧視的北方人、博傑普里語使用者、飲牛血的達利特以及作為宗教少數的穆斯林。他們在全國性的政治敘事中變成“一張張選票”和“多元文化的象徵符號”，又在經濟發展中充當數字式的廉價勞動力，這些“破碎之人”像故事中的羅剎一樣不斷變形，卻始終是妖魔而非人類。
“羅剎”能否成為人類、能否被團結並享有安居之地的問題，正是羅伊所言我們能否擺脫過去的殘骸、邁向新世界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