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5年的7月到2018年的7月，雅达医院已走过了三年的历程。三年里，我们遇见了许多患者及家属，大家提问最多的是：
“为什么要康复？”
“康复训练能达成怎样的效果？”
“在雅达医院康复有保障么？”
最有发言权回答这个问题的，莫过于脑梗康复的王爷爷。他在雅达医院开业后不久便入住直到现在。因脑梗造成脑神经大面积损伤的王爷爷，曾被认为康复无望，“现在的王兴一次能走100米，会说简单的话，会算加减法，能够流畅的交流，要管闲。去桐乡看徐肖冰候波展览，认得许多人都认不得的父辈。内行人，看着王兴大脑的核磁共振片子，不可思议。” 这是王爷爷的老伴儿张奶奶的原话。
王爷爷的康复过程，是雅达医院从几位患者到今天已开放两个病区的过程，也是医院在神经康复患者中逐步创建信任度、赢得口碑的过程。
康复，之于个人、之于家庭、之于生活、之于健康的意义何在？我们很赞同张奶奶的一句话：
“ 只活着，不该是医疗的目标；活好才是最重要的。”
—— From：张久久同志
机遇和危机并存
原创：张久久同志 @雅园物语
王兴脑梗之后，请教台湾的美籍医生高资敏教授，我有了一点康复治疗的概念。
偶尔的机会，知道在浙江乌镇有个雅达国际康复医院。凑巧7月雅达刚刚开业（编者注：2015年7月28日雅达医院开业），我8月9日到乌镇见到了顾旭东院长。顾院长告诉我，王兴可以恢复50%到70%，告诉我注意事项。我在医院里看到了仅有的3个病人。
第二次到雅达时，我见到了德国专家毛润思。得知我第一次看见的那位年轻的脑外伤患者，已经出院了，这使我有点惊讶，但我看到了一点希望。
眼看着王兴已经患病3个月，康复治疗的最佳时期也将过去。在北京，找了好几个康复医院，试住了一个，王兴不仅没有一点康复的迹象，竟然得了肩手综合症，很痛苦。情急之中，请北京医院的康复专家会诊。专家说，可以到北京某医院康复，可立即办入院手续。
我家距北京某医院一街之隔。我从小在北京某医院看病。我的父亲，母亲，婆婆自到北京，就在这家医院看病，直至去世。我自己在这里做过三次手术。这家医院的院长，护士，医生从年轻到退休，心脏病专家钱一简，神经内科专家王新德.......都是我尊敬的长辈。我至今和这家医院的许多医生护士都是好朋友。我们的公费医疗关系都在那里，王兴是在那里抢救，挽回的生命。历史的渊源，我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王兴在那里康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当我去办入院手续时，却说康复科没有病床。我想，大家都是病人，都着急，应该排队等一等。等了许久，入院渺无音讯，这使我着急了。我思索起来，是医院康复科没有床位，还是和我已住院的朋友一样，王兴的康复根本无望？
我还是惦记着远在乌镇的雅达康复医院。于是我第三次去雅达。毛院长和顾院长诚恳地告诉我，不要着急，如果来雅达，他们会尽力。这一次，我仔细地看了医院的设施，有机器人，特别是有水池，有吊起人走路的机器，一切想到的，听说的都有。我心想，大概这医院的设施是一流的了。
雅达医院智能康复厅
雅达医院水疗厅
简餐厅
病房
然后我看了病房，也不错。见到和蔼可亲的医生护士，给我的印象的确很专业，医疗技术怎样，不知道。不过有个德国专家在，总还算可以放心。于是我决定把王兴送雅达。具体和顾旭东院长讨论了怎么送的问题。到今天，王兴在雅达康复治疗已经两年半了，他的康复效果让我认识到，人的敬业，人的经验，是第一可贵的。
我回到北京，大家对我的决定很吃惊。好几个好朋友还替我到乌镇踩了点。他们告诉我，现在圈钱的办法很多，这样的医院办不下去的。万一得急病，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去乌镇使不得。冒险也倒真是冒险，可怎么办呢？
万般无奈，我冒昧地求助于主管医疗卫生的副总理，刘延东同志。
世界很小，我的父母和延东的父母多年一起工作。更值得一书的是，王兴的父亲王若飞1928年春，领导江苏农民起义的时候，只身一人到南通去和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接头。1960年刘叔叔详细记录了这一历史事件。父一辈，子一辈。
刘延东同志虽身居高位，但管了这件太具体的“闲事”。她热情地告诉我，“我支持你的决定，你放心，我已经安排好王兴大哥去浙江治疗。”她又非常诚恳地嘱咐我，“
大哥的大脑大部分确实已经损伤，不能逆转。面对现实，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只管说。”我顿时热泪盈眶，感受到姊妹情深，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在许多战友朋友的帮助支持下，把完全瘫痪的王兴，艰难地抬上南下杭州的火车，送到浙江医院，安顿下来。浙江医院尽了全力，王兴的核磁共振显示出的大脑，的确是大部分都已损伤了，科学的显示是无情的。
一个月之后，救护车把王兴送到了乡下，嘉兴桐乡乌镇雅达康复医院。10天后王兴站了起来。从1分钟开始站。住进雅达50天后的3月2日，王兴右腿奇迹般地抬了起来。再一个月后的4月2日王兴迈出了第一步。
现在的王兴一次能走100米，会说简单的话，会算加减法，能够流畅的交流，要管闲。去桐乡看徐肖冰候波展览，认得许多人都认不得的父辈.......。
内行人，看着王兴大脑的核磁共振片子，不可思议。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啊!
我的父亲70岁的时候，脑梗，从此没有站来，但在当时的70年代，康复医学，在世界已经开始发展。
彭真叔叔脑梗，凭着坚强的毅力，能走，能说话。我常想，既然彭真叔叔能做到，别人也应该能做到，为什么北京某医院没有总结经验，把经验提升为规律呢？
只活着，不该是医疗的目标；活好才是最重要的。
如今王兴经康复医疗，提升了生活质量，可是我还有很多的长辈，很好的朋友，生存的很艰难，我心里很难过。
王兴在雅达两年半的康复治疗中，几乎所有险情都发生过。在医护人员的努力下，都能够化险为夷。王兴在“乡下”的治疗，使我想到1929年中央苏区的长汀福音医院，想起前辈傅连章；想起文化革命中的江西省抚州地区医院，想起可尊敬的余娥娇医生。嗯，想起前几年前，河北怀来原乡美利坚山下的小村里，小药店的老赤脚医生，救了好朋友的命。还想起很小的时候，看过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是一样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民依靠他们保障。
如果北京某医院康复科冒昧的接受了王兴，我不知道王兴会怎样。所以我说危机和机遇并存。
有的人，特别是有点知识，有点权力的人，常犯妄自菲薄，瞧不起自己的毛病。大地方看不起小地方，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是从农村走到城市的，共产党的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大多数人是农民工人。广大的小地方，才是藏龙卧虎的地方。中国人能创造世界一流，任重道远。
不要小瞧乡下，不要唱衰中国的医疗，虽然和世界有距离，但是有志气的中国人在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