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石窟的长廊-佛走进了中国

2500多年前,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这些大彻大悟的心得,奠定了佛教最初的理论根基。在佛教传播的路上,它们一路生根、发芽,直到长成苍天大树。这些已经成材的佛学菩提之树,在尘世就表现为一处又一处石窟,把这些石窟连成串,就是一部佛教的传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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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早的石窟在印度,与中国的石窟相比,印度的石窟只能算得上是“贫民窟”,既没有宏大的雕像,也没有精美的壁画,雕刻的也只有菩提,佛足,佛法这些简单的意象。作为佛教的起源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上的悲哀。龙门石窟有大唐、云岗石窟有北魏皇室,文艺复兴有美第奇家族,而印度却长期缺乏强大的政权去慷慨的资助佛教艺术,即使有孔雀王和戒日王这样的一世雄主对佛教的支持,也抵不过一代又一代异族入侵带来的文化变异,佛教虽然起源于印度,但终究不属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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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魅力在于它切中了人们内心的精神追求,面对世间如此之多的痛苦,还有什么比佛陀更加豁达的方法呢?于是印度洋的季风将佛教吹向了亚洲内陆,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直到日本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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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力量沿着丝路,冲破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来到了今日的阿富汗,在这里希腊、波斯、印度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犍陀罗艺术,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在被塔利班炸毁之前巴米扬大佛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立式佛像。大唐玄奘也曾在这里走过,见过那繁盛的佛国和精美的雕塑,可惜这些美好的艺术品大多都已经毁于战争。无论是上帝、佛祖,还是安拉都无情的抛弃了兴都库什山脉的人民 ,这里的人民至今仍然遭受侵略者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双重压迫,这里也注定不能成为佛教艺术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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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塔利班炸毁前的巴米扬大佛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


经过瓦罕走廊,佛走进了西域。在遥远的古代,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和无尽苦难的人生,绿洲上的人们要么选择信仰,要么选择悲伤,就这样西方极乐世界走进了西域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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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

公元3世纪,龟兹古城的贵族与百姓开始建造他们心中的佛国乐土,这就是位于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群。这里的石窟多为彩塑,也有木雕和个别石刻雕塑。西域的画师采用古代西域流行的绘画技法,描绘他们心中的西方极乐世界。除此之外,他们还将生活搬进了石窟,狩猎、商贸、舞蹈、音乐,所有生活中的美好与佛的慈悲完美融合,这种入乡随俗的艺术风格随即进入中原,被伟大的中华文化所接受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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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域到中原,佛教的本土化,并不像春风激荡,万木葱茏那样流畅。佛教初来中原时,曾经大受排斥,儒佛之争,道佛之争,华戎之辩,神灭与神不灭等等。为了在中国生存下去,佛教徒们开始积极的学习中国古典哲学,寻找佛教哲学与儒学、玄学的共通之处,最终完成三教合流,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完美的体现在了敦煌莫高窟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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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是在具有深厚汉晋文化传统,又大量吸收外来艺术营养的沃土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佛教艺术。莫高窟的菩萨从最初起就带有南朝名士的风趣,处处体现出魏晋风骨的潇洒与飘逸,做到了玄学与佛教艺术的完美结合。在莫高窟的穹顶上,描绘着锦簇的花团与曼妙的飞天,在图画的中心佛陀脚踩莲花,微笑着向人们走来。在西晋王朝颠覆后长达近200多年的分裂时代里,佛教成为了中国人民摆脱现实苦难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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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唐,莫高窟里的风景发生了变化,繁荣的经济,富庶的生活,使得佛陀照进了现实。于是,人生百态,柴米油盐,帝王将相都被搬上了莫高窟的舞台,演绎出一幅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的大唐众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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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丝路上往来的商旅,飞天将佛教艺术的花瓣洒遍了河西走廊,最终驻足凉州。凉州是一座与佛教有着深厚缘分的城市,鸠摩罗什、玄奘、萨迦、八思巴等一众高僧在此驻足,滞留客居,有的翻译佛经,弘扬佛法,有的则带领青藏高原加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五凉时期,中原丧乱,大批能工巧匠来到凉州,在凉州僧人昙曜的主持下,他们开凿了“天梯山石窟”,一座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式石窟,在以天梯山石窟为代表的凉州模式影响下,马蹄寺、金塔寺、文殊山、榆林窟等一众石窟点亮了河西走廊的漫漫长夜,慰藉着东去西往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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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乌鞘岭,佛陀进入了中原。从高空俯瞰,它是一个漂亮的麦垛,因而,它有一个诗意的名字——麦积山。古人云:“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岗峦,麦积初其半,崛起一块石,高百万寻”。作为佛教圣地麦积山植被葱郁,云雾缭绕,抬头仰望佛龛石密如蜂房。如果说莫高窟是一座美术陈列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雕塑陈列馆。这里的雕像,大的高达15米,小的仅20多厘米,或高大威严,或慈悲端庄,或可爱诙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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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与陇右石窟的繁盛,使得昙曜名声大振,北魏皇室请他来到大同,为皇家开凿石窟,于是有了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郦道元笔下的云岗石窟。作为皇家石窟,云岗自然气度不凡,它东西绵延1000米仿佛要把整个山势纳入佛理的境界,芸芸众生只要接近它,就能感受到佛法的宏大与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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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借口讨伐南朝萧齐,率领大军南下,到达洛阳时,鲜卑贵族们纷纷劝告皇帝不要南征。孝文帝要挟贵族,要么南征,要么迁都,贵族们妥协了。北魏孝文帝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石窟史而言,北魏政权的南迁,给中国佛教带来了另一座皇家石窟——龙门石窟。与云岗石窟不同,龙门石窟作为皇家石窟的历史要更久,洛阳不仅是北魏的皇都,更是大唐的东都,女皇武则天的神都。为了给称帝寻找理论上的合法性,武则天积极与佛教合作,将自己打造为弥勒转世,在龙门开凿了大量精美雄壮的石窟,龙门石窟由此成为了盛唐雕塑的最大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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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3世纪佛教传入中国起,我国新疆地区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开始开凿石窟。4世纪至5世纪,石窟遍布河西,形成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5世纪至9世纪,中国石窟雕凿达到极盛时期,完成了中国石窟艺术由龟兹模式(克孜尔石窟)向凉州模式(天梯山石窟)再向平城模式(云冈石窟)的发展,并最终在洛阳龙门完成中国化的全过程,使佛教石窟艺术与佛教文化彻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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