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羅斯人對他們在歐洲的位置不是很確定（至今仍是），這種矛盾的心理對他們的歷史文化和自我認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生活在歐洲大陸的邊緣，他們從來都不確定那裡是否就是自己的歸宿。俄羅斯屬於西方還是東方？
18世紀聖彼得堡的城市全景圖中，開闊的天空和留白將它與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聯繫起來。筆直的線條伸向遙遠的地平線，令我們想象，地平線的那一端就是觸手可及的歐洲其他國家。俄羅斯對歐洲的渴望一直以來都是聖彼得堡“存在的理由”（raison d’être）。它不僅僅是彼得“通向歐洲的窗口”——就像普希金曾經描繪過的一樣——而且還是一扇打開的大門，歐洲人通過這扇門來到俄羅斯，而俄羅斯人也通過這扇門走向世界。
對於受過教育的俄羅斯精英階層來說，歐洲並不僅僅只是一個旅遊的好去處。它還是一種文化的理想，文明的精神源頭，歐洲之行就是一次朝聖。為了尋求自我提升和啟蒙向西方取經，在這一方面彼得大帝為他們做出了示範。在接下來的200年，俄羅斯人追隨彼得一路向西。彼得堡的貴族子弟都到巴黎、哥廷根和萊比錫的大學讀書。《葉甫蓋尼·奧涅金》一書中，在迷人的青年學生連斯基身上由普希金賦予的“哥廷根之魂”，成為一代又一代俄羅斯貴族心目中歐洲的象徵：
他名叫弗拉基米爾·連斯基，
一副十足的哥廷根神氣，
正當青春年少，相貌英俊，
是個康德的崇拜者和詩人。
他從煙霧瀰漫的德國
把學問的果實帶回家鄉；
愛好自由的種種幻想，
熱烈而又相當古怪的性格，
永遠洋溢著熱情的談話，
直垂到兩肩的黑色捲髮。
俄羅斯文藝界最初湧現的人物都是從國外學藝：俄羅斯第一位真正的詩人特列季亞科夫斯基被彼得送往巴黎大學，第一批世俗畫畫家安德烈·馬特維耶夫和米哈伊爾·阿夫拉莫夫則在法國和荷蘭學習，至於貝雷佐夫斯基、福明、博爾特尼揚斯基，眾所周知他們是在意大利進修音樂。俄羅斯第一位傑出的學者和科學家米哈伊爾·羅蒙諾索夫在馬爾堡學習化學，後來回國幫助創立莫斯科大學，現在這所大學還以他的名字命名。普希金曾打趣說，這位博學者“是我們的第一所大學”。
普希金
到歐洲遊學是貴族人生中一條重要的必經之路。自1762年擺脫公職義務的束縛後，俄羅斯的紳士對世界野心勃勃，急於探索。戈利岑們和加加林們去了巴黎，達什科夫們和傑米多夫們則成群結隊撲向維也納。但英國是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這是一個繁榮的國度，鄉紳獨立不受拘束，是俄羅斯的貴族夢寐以求的對象。他們如此醉心於英國，幾乎到了否定自我的地步。“為什麼我生來不是一個英國人？”達什科娃公爵夫人如此哀嘆，她經常拜訪英國，對這個國家極為崇拜，那本有名的《一個俄羅斯貴婦的旅程》（1775）收錄了她對英國的極盡讚美之詞。俄羅斯人蜂擁來到這個“統於一尊的島嶼”，接受它那漂亮房子的最新風格和設計之薰陶，掌握莊園管理和景觀園藝的最新技術，採購工藝品、四輪馬車和假髮等文明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裝備。
交流促生了旅遊文學，它在塑造俄羅斯相對於西方的自我認知上起了關鍵作用。卡拉姆津的《一位俄國旅行家的書信》（1791—1801）是這類題材作品中影響最大的一部，這本書用歐洲生活的理念和價值觀教育了整整一代俄羅斯人。1789年5月，卡拉姆津離開聖彼得堡後，先去了波蘭、德國和瑞士；下一年的春天，他來到被革命熱潮席捲的法國，再經由倫敦返回俄羅斯首都。卡拉姆津向他的讀者們提供了作為模範的歐洲世界全景，包括名勝古蹟、劇院和博物館，以及著名的作家和哲學家。其筆下的“歐洲”猶如傳說中的桃花源，許多人是通過這本書才第一次接觸到歐洲，但此後尋尋覓覓卻一無所獲。1839年曆史學家米哈伊爾·波戈金去巴黎時，就隨身帶著它。甚至到了1925年，詩人馬雅可夫斯基也是通過卡拉姆津作品裡的情感來回應對巴黎的觀感。這本書教會了俄羅斯人如何像個有修養的歐洲人那樣行事和感覺。在信中，卡拉姆津表現得泰然自若，與歐洲人平起平坐。他描寫自己與康德和赫爾德的從容對話，顯示在歐洲的文化豐碑之前，他並不是野蠻的斯基泰人，而是早已通過書本和繪畫作品對它們爛熟於心的一個彬彬有禮的文明人。此書的觀點影響深遠：歐洲與俄羅斯非常接近，而俄羅斯正是歐洲文明的一部分。
法國《喬芙蘭夫人的沙龍》，1755年
與此同時，卡拉姆津也表達了俄羅斯人歐洲身份認同的不自信。每到一處，他總會發現俄羅斯在歐洲人心目中的落後形象。去柯尼斯堡（K?nigsberg）的路上，兩位德國人“為俄國人居然會說外語而感到吃驚”。在萊比錫，教授們說俄羅斯人跟“野蠻人差不多”，根本不相信他們會有自己的作家。法國人更甚，他們恩賜俄羅斯人高尚的法國文化，鄙視後者“像猴子一樣只知道模仿”。有時候這種言論使卡拉姆津大受刺激，因此有些誇大了俄羅斯的成就。然而，他在歐洲遊歷後卻得出結論，即這些人的思維方式和他自己國家的人完全不同。儘管經過一個世紀的改革，但是在他看來，俄羅斯人也許僅僅在表面上實現歐化。他們接受了西方的禮儀和風俗習慣。但是歐洲的價值觀和情感依然未能滲透到他們的精神世界。
卡拉姆津的懷疑得到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俄羅斯人的認同，這些人努力地想給“歐化”下定義。1836年，哲學家恰達耶夫被認定為瘋子，因為他絕望地寫道，儘管俄羅斯人也許能夠模仿西方，但是他們卻沒有能力內化歐洲的核心價值觀和理念。然而，正如赫爾岑所指出的那樣，恰達耶夫只不過說出了每一個有思想的俄羅斯人多年來的感受而已。這種面對歐洲時缺乏自信、飽含嫉妒和憤怒的複雜情緒，依然存在於俄羅斯的民族意識之中。
就在卡拉姆津動身去歐洲之前5年，作家、文官丹尼斯·馮維辛與妻子一起遊歷了德國和意大利。這並不是他們的首次歐洲之旅。1777—1778年，為了治好馮維辛的偏頭痛，他們去了德國和法國的溫泉療養院。現在由於中風，馮維辛的一條手臂癱瘓，說話含糊不清，只能再次出國。以筆記和家信的形式，馮維辛記下了對國外生活和不同民族特點的觀察。他的《旅行書簡》是俄羅斯作家首次將俄羅斯的精神傳統描繪成一種不同於西方，而且實際上優於西方的精神傳統。
馮維辛
馮維辛並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精通七國語言，穿著時髦的服裝，頭戴假髮，不折不扣一個聖彼得堡世界公民的形象。他以言辭犀利和思維敏捷著稱，這在他那些反對崇拜法國的諷刺作品中有很好的體現。但是，如果說馮維辛對上流社會的淺薄和虛偽習俗感到厭惡的話，那麼這和排外沒有關係，更多是源於他自身對社會的疏離感和優越感。事實上馮維辛是一名厭世者。不管是在巴黎還是聖彼得堡，他瞧不起整個上流社會，這個他在外交部擔任高級官員時所身處的世界。馮維辛早期在國外所寫的書信中，所有的國家都被描繪成一個樣子。1778年從法國他寫道：“我已經知道，所有的國家都是壞人多過好人，人到了哪裡都一樣，每個國家都是聰明人很少，而蠢貨到處都是，因此一句話，我們的國家並不比別人差。”這種文化相對論的立場，所憑藉的是把世界看作一種共同體的啟蒙思想的基本理念。“那些優秀的人形成了自己的單一民族，不管他們來自哪個國家。”馮維辛總結道。然而，在第二次歐洲之旅中，馮維辛對歐洲的偏見更加嚴重。
他毫不客氣地譴責它的成就。法國作為“西方”的標誌，是馮維辛主要抨擊的目標，也許部分原因在於他沒有被巴黎的沙龍所接納。巴黎是“一座道德墮落的城市”，“充滿了謊言和虛偽”，光會腐蝕俄羅斯的年輕人，他們來這裡尋找那了不得的“社交禮儀”。這是一座充滿物質貪慾的城市，信奉“有錢即是上帝”；這是一座虛榮和徒有其表的城市，在這裡，“表面的禮節和規矩決定了一切”，“友誼、誠實和精神價值沒有任何意義”。法國人大肆宣揚他們的“自由”，但是普通法國人的真實境況卻跟奴隸一樣—“窮人要吃飽只能像奴隸那樣出賣苦力，因此‘自由’只是一句空話。”法國哲學家都是騙子，因為他們沒有將自己宣揚的理論付諸實踐。馮維辛的結論是，總而言之，歐洲距離俄羅斯人想象中的理想國度還非常遙遠，是時候承認“我們的生活方式更好”了：
假如我明智的年輕同胞對俄羅斯盛行的種種惡習和混亂感到憤怒，並從心裡開始感到正在疏遠她，那麼，讓他愛上祖國的最好方法，莫過於儘快把他送到法國去，越快越好。
《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那些馮維辛用來描繪歐洲的詞語，異常頻繁地出現在隨後的俄羅斯遊記中。“腐化”和“墮落”、“虛假”和“膚淺”、“物質至上”和“任性自私”— 這些就是俄羅斯詞典裡的歐洲。赫爾岑的《法意書簡》（1847—1852）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冬天裡的夏天印象》（1862），都附和馮維辛的觀點。這種一脈相承使得旅行僅僅是個藉口，人們藉機對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文化關係發表一番具有哲學意味的看法。這些詞語的不斷重複標誌著一種意識形態的出現—以西方為鑑，反襯俄羅斯的獨特之處。
實際上每一個俄羅斯作家，從普希金到斯拉夫主義者，都在重複這種認為西方道德腐敗的觀點。赫爾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為核心，認為俄羅斯註定成為墮落西方的救世主。認為法國既虛假又淺薄的看法成為共識。對卡拉姆津來說，巴黎是一個“充滿了膚淺的輝煌和魅力”的都市；果戈理認為它“只有一層閃閃發光的表面，掩蓋了底下欺詐和貪婪的深淵”。維亞澤姆斯基將法國刻畫成一個“故弄玄虛和虛情假意的國度”。審查官和文學家亞歷山大·尼基堅科筆下的法國人則“似乎天生就喜愛戲劇並具有創作的稟賦—他們生來就是為了表演。情感、原則、榮譽、革命全被看成一場戲，一場遊戲”。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認為法國人在模仿情感和感受自然上具有獨特的天賦。即便是對歐洲抱有極大熱情的屠格涅夫，也在《貴族之家》（1859）中將他們描寫為一群有文化、有魅力但是卻缺乏精神深度或者嚴肅知性的人。文化刻板印象的持續出現，說明了俄羅斯人意識中的“歐洲”脫離現實到了何種程度。這種想象的“歐洲”與其說是定義西方，還不如說是為了定義何為“俄羅斯”。沒有了“西方”，“俄羅斯”這個概念便不存在（正如沒有“東方”，“西方”就不存在一樣）。“我們需要歐洲作為理想和譴責的範例，”赫爾岑寫道，“這樣的歐洲就算實際不存在，我們也必須將她發明出來。”
1730年開始使用的俄羅斯帝國國徽
俄羅斯人對他們在歐洲的位置不是很確定（至今仍是），這種矛盾的心理對他們的歷史文化和自我認同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生活在歐洲大陸的邊緣，他們從來都不確定那裡是否就是自己的歸宿。俄羅斯屬於西方還是東方？彼得讓他的子民面對並仿效的，是西方。從那一刻開始，這個國家的發展就意味著要以一種外國的標準來衡量，包括它所有的道德和審美規範、所有的品位和社交禮儀。知識階層戴上歐洲的有色眼鏡來打量俄羅斯，痛斥自己的過去充滿了“野蠻”和“黑暗”。他們尋求歐洲的認可，並希望被同等看待，因此他們為彼得的成就感到驕傲。他所建立的帝國比歐洲其他任何帝國都要遼闊甚至強大，極有希望領導俄羅斯走向現代化。
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又痛苦地意識到俄羅斯並非“歐洲”，它總是與那個神話般的理想差一點點，而且也許永遠也無法成為它的一部分。在歐洲的陰影下，俄羅斯人有一種自卑情結。赫爾岑在19世紀50年代寫道：“我們對待歐洲和歐洲人的態度，仍然是那種外省人對待首都居民的態度：我們低聲下氣、近乎愧疚，將一切的差異都看成缺點，為我們的特點感到臉紅並極力掩飾。”但是被西方拒之門外同樣能夠喚起一種憤怒的情緒和優越感。如果俄羅斯無法成為“歐洲”的一部分，那麼它應該為它“不一樣”而感到更加驕傲。在這個民族神話中，“俄羅斯靈魂”被賦予了一種比西方的物質成就更高的道德價值。它肩負著基督徒拯救世界的使命。
（本文摘選自《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奧蘭多·費吉斯 (作者), 郭丹傑 (譯者), 曾小楚 (譯者)，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毛乃高，標題為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絡。）
作者簡介
奧蘭多·費吉斯（Orlando Figes），英國人，生於1959年，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博士，現任英國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歷史學教授。俄國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論是文學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他都爛熟於心，無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讀沙俄及蘇聯歷史的著作如《耳語者：斯大林時代蘇聯的私人生活》《人民的悲劇》《克里米亞戰爭》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當今英語世界俄羅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獲沃爾夫森獎、NCR圖書獎，併入圍薩繆爾·約翰遜獎、達夫·庫珀獎等，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文字出版。
譯者簡介
曾小楚，女，廣東汕頭人，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2013年底開始成為自由譯者。目前主要從事人文社科類書籍的翻譯。作品包括《實驗方法》《雅典娜的承諾》《長髮公主》《挪威離奇傳說》《菲律賓民間故事》《明治天皇》等。
郭丹傑，廣告從業者，譯者，雜誌文化、音樂欄目撰稿、編譯，曾參與譯言古登堡計劃《我曾是一個黑人》、新華出版社《幸福產業》等項目的翻譯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