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以前，君臣共同治理國家，君權十分有限。西周末年共和行政，人臣攝代其君，國人並沒有表示出天崩地坼的憂慮之情。無君而不亂，是當時相權重而君權輕的結果。只要官僚系統運轉正常，即使沒有權力中心，國事也不會受到太多影響。
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和夏代，有很多賢君名相的追憶。相傳堯舜禹治理國家，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挑選合適而能幹的輔政大臣。堯為了考察舜是否如人們所說的那樣賢德，費盡周折，舜則經過努力，通過層層考驗由平民成為堯晚期的權力中樞，最後成為聖王。禹也經歷了類似的經過，由輔政大臣成為聖王。
呂思勉先生指出三代“古人居喪，一切不事事，古嗣君亦然也。君而可以三年不事事，可見是時君位所繫，未若後世之重。君位而可以他人攝代三年，可見是時君臣相去之不甚遠矣。”商代的開國宰相伊尹，就因為商朝的第二代國君行事不端而將其放逐在外三年，待其改錯以後才把他接回來讓其重新復位。西周的開國功臣——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武王死後代成王攝政，所行使的也不過是丞相的權力。雖然成王接位後對其有所猜忌，但因為周公的行事恭謹與成王的明於事理，最終沒有演成什麼悲劇。
春秋戰國君相之間仍能相互制衡，大部分君王能夠劃定自己與臣下的工作範圍和權力界限。上古賢君名相合作的前提是君主能夠在自己與臣下之間尋找平衡，包括事務的平衡和心理的平衡；宰相方面，則要求既能保持適當的獨立，又不威脅君主的地位與尊嚴。戰國晚期，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趨勢日見明顯，法家君主專制帝王術為君權的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秦始皇一見韓非的書，馬上喜歡得不得了。為了保住飯碗，李斯利用自己的權力害死昔日同窗韓非。可嘆韓非對人性、權術的分析理性得近似冷酷，而他自己卻不明不白的死在秦國的監獄。韓非的死象徵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秦滅六國，同時確立了皇權至上的大一統格局，以丞相為首的所有官吏全都成為皇帝的“職業經理人”——看你順眼就讓你接著幹，看你不順眼就捲鋪蓋走人。到西漢立國，雖有劉邦這樣的“流氓皇帝”時刻惦記著如何侮辱丞相，但從歷史上看，那時的丞相地位還是相當高的。漢朝的丞相地位發生突變是在武帝一朝完成的。極端地蔑視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是這位“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考慮問題和處理事情的出發點。大文豪司馬遷即在他的手裡遭受奇恥大辱的殘酷宮刑，其他如設立腹誹罪以打擊思想犯罪、晚年又借治蠱打擊異己。漢武帝用人的另一大“發明”就是從庶民中提拔官吏，不拘一格使用人才；但其另一面又透露出他的冷酷用心，就是當不需要這些人時，殺起來也方便一些。漢武帝對於他使用過的人一旦不再需要，殺起來是絕不念什麼舊情的，在他手下任丞相的人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以至於最後所有官吏都視丞相職位為畏途，也有哭著請求武帝不上任的。
創立東漢的光武帝劉秀，雖然表面上沒有其遠祖那麼兇狠，但在削弱相權的道路上也做了不少“實事”：設立尚書檯班子，重用自己的私人秘書；在正式的宰相班子以外又設立一個私人班子，就是這位漢家中興之主的發明。從某種程度上講，他起的壞作用比漢武帝還要大，因為他是從制度上為後世開壞頭。東漢一朝，忽而尚書、忽而外戚、忽而宦官，都可以掌握實際的軍政大權，唯獨宰相沒有權力（曹操除外）。究其原因，這位開國的劉秀實為“始作俑者”。
三國是個人才輩出、群星閃耀的另類時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名義上是丞相，行使的卻是君權：漢天子不過是他手中的傀儡，連自己的老婆也無法保全的可憐角色。曹操借用漢家名號，原因在於漢天子仍具有一定的號召力，能夠藉以籠絡士人。他手下第一謀臣相當於曹操的智囊荀彧投奔曹操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他認為曹操能夠“復興漢室”。荀彧後來越來越鬱悶，是因為他清楚地看到，曹氏是漢室最大的敵人。東吳孫權用人也很有一套。他明白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是什麼，也深知君主的職責就是在適當的位置安排適當的人選。
孫權是三國時代惟一享高壽的君王，他的名言是“內室不絕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郎”。兩晉到南北朝是絕望與動亂的時代，北方被胡馬踐踏，南方不停上演軍人篡權的野蠻戲碼。古訓及社會習俗而外，幾乎沒有其他可以制約君權的因素。而窺伺君權者，以魏晉南北朝為最。曹魏代漢、司馬氏代曹、南北朝期間權奸、宵小、女禍、宦寺輪番上演政治鬧劇。你方唱罷我登場，握有軍權的宰相們代行皇權。此時的宰相與先秦及漢代的宰相不同，名分上是宰相，行使的卻是皇帝的權力。東晉惟一值得稱道的宰相是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謝安，謝安淝水一戰建功，前秦苻堅因此役一蹶不振，如果苻堅的宰相王猛還活著，這場歷史上著名的戰役或許不會發生。
唐朝初建時，尚有南北朝世家大族遺風影響，裙帶親信當國，政事堂制度則是為了避免出現危及皇權的權相。仕途坎坷，宦海險惡，唐朝宰相結局大多很慘。唐代的宰相自主意識很強，常常能以天下為己任，而皇帝常常會遷就那些能幹的宰相。貞觀初年，太宗和他的宰相集團共同締造了貞觀年間的清明政治和社會繁榮。權力，尤其是不受節制的權力對人的腐蝕是潛移默化的，任太宗多麼聰明練達，終究沒有逃過專制集權所導致的君主對宰相的猜忌和隔膜，貞觀初年互信互敬的君臣融洽場景在太宗晚年很難見到。那位以敢於直言逆龍鱗的魏徵，生前崇遇甚隆，死後，李世民就懷疑這位“老實人”有因私營黨的嫌疑。後來，太宗又知曉魏徵曾把自己的諫諍言辭書稿給史官褚遂良觀看，有博名之嫌，更加不悅，竟然當面悔婚，罷掉先前把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徵長子魏叔玉的婚約，怒極時還“親僕其碑”，一段君臣佳話，竟以此為終。武則天為掃除政敵，提拔底層知識分子打壓舊貴族，鼓勵告密、重用酷吏，在女皇手下做宰相，如同高空走鋼絲一樣，一個不小心，就會摔得粉身碎骨。婁師德、狄仁傑以宰相之位的善終，其心胸和城府非一般常人所能及。
宋代士人雖然唱著“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調，在君相關係上卻以宰相曲意逢迎為特點。宋代只有和皇帝同唱一首歌，宰相才能在中樞機構站穩腳跟，此時的權相，不過是皇帝的代言人罷了。 南宋初年，宋高宗不停地換宰相，直至最善於體貼聖意的秦檜上臺。權相的出現並非意味著宋代相權高漲，恰恰相反，這是君權壓倒相權的結果，在宋高宗以後出現的權相，無不代表皇帝的意志，而宰相不再是制衡皇權的另外一種聲音和現實存在的權力實體。
丞相一職在中央政權裡的徹底廢除，是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罷丞相之職，建議權歸六部，決定權歸皇帝。而最後的三位丞相是李善長、胡惟庸、汪廣洋。為丞相這一制度殉葬的是這最後的三位丞相以及與之有關聯的幾萬人,同時還廢除中書省，大權均集中於皇帝，皇權與相權的鬥爭以皇權勝利而告終。
朱元璋出生於赤貧的農家，因此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他是唯一的具有這種背景的一代皇朝的開國之君。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出身和經歷使他在諸多重大決策上屢有驚人之舉。比如他對貪汙腐敗的極端仇恨、比如他對孟子思想的深惡痛絕、比如他的勤政。
朱元璋是一個少有的勤政皇帝，他體力充沛，精力過人，事必親躬，無遺鉅細，幾乎從不知道休息。早年艱難困苦生活的磨鍊使他不畏繁劇，而支持他的，還有他自己認定的身為人君的責任。朱元璋打江山，戎馬倥傯；明朝建國，百廢待興。天下庶務，總於一人，非有過人精力，無法承擔。有人統計，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從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之中，天下各衙門所上奏章達一千一百六十件，所言之事有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計，也要有一百一十六萬字，這樣算下來，他平均每天要批閱二十餘萬字，處理四百二十三件事。此外，他還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見各地來京上告的耆民，處理百姓擊登聞鼓直接告狀的事，定期接見朝覲的官員，真可以說是日理萬機。
朱元璋為什麼要如此不知疲倦地工作呢？因為他認為身為“人君”，有一種責任——他說：“人君日理萬機，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民無所賴，貽患不可勝言。”最重要的是“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此，甚可畏也。安敢安逸！”
我們從這番話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追求與志向，那就是以救民自任，以聖人自期：“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滯。故善持其志者不為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進。”他認為，常人與聖人的區別在於勤奮和思慮，他想要做大禹、周文王那樣的聖人，而以元朝末年皇帝的驕奢淫逸為戒。但還有一個他說不出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是個疑心很重的人，他對功臣的殺戮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徐達、李善長、劉基、胡惟庸、藍玉、葉升、馮勝、宋濂、傅友德……可以說他在為子孫後代做準備，他不允許櫛風沐雨打下的天下被別人大權獨攬，只是他忽略了一個細節：生在深宮錦衣玉食的兒孫們怎麼可能像他一樣變嘗人間冷暖感知成功的不易，怎麼可能像他一樣每天批閱奏章二十萬字來控制這個龐大的國家。
歷史用殘酷的事實無情地嘲笑了朱元璋，他親手結束了丞相制度，知識分子們依然通過另一個頭銜主宰著這個國家——首輔。歷史大戲《萬曆首輔張居正》講述的就是明朝歷史上最牛的一位首輔的所作所為：在世時權勢熏天，甚至可以用教育皇帝。其實明朝還有多位首輔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永樂大典》的總編修、號稱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縉，有“三楊”楊榮、楊士奇、楊溥，有在科舉中連中三元的商輅、風華絕代歷經四朝的楊廷和、扳倒第一奸臣嚴嵩的徐階……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知看到這些強臣壓主不知作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