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作為一名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成長道路，多為人所關注。
近期，我讀《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1920），對毛澤東的治學之道多所思考，感覺受益良多。
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
這個治學的順序，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獨到體會。
在1915年6月25日《給湘生信》中，毛澤東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吾於課程甚荒，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序，而於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於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於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後約，先中而後西，先普通而後專門。質之吾兄，以為何如？”
毛澤東的這一主張，始終貫穿他的一生。
多年以後，毛澤東在延安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時候回憶說，
“在這段自修期間，我讀了許多的書，學習了世界地理和世界歷史。我在那裡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我讀了亞當·斯密的《原富》，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約翰·穆勒的一部關於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和孟德斯鳩寫的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在認真研讀俄、美、英、法等國曆史地理的同時，也閱讀詩歌、小說和古希臘的故事。”(引自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第120頁)
（後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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