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亦君
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世纪回眸”丛书的一种。
人物传记，颇为流行。很多传记，都是资料堆叠与传闻累积，不外乎传主的逸闻趣事、生平事迹，很少写传主的职业成就或精神发展。甚至生平事迹也泛泛而写，抓不住重点。金梅的《悲欣交集》中，弘一法师的祖上和弘一法师的童年，就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毕竟，搜集资料容易，裁剪取舍资料、评估职业成就、勾勒精神发展很难。难在要阅读大量的原著，还要与相邻著作比较。而很多人，包括所谓的作家，心气浮躁，视野狭隘，只想随意发挥，不愿费时考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宋炳辉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雷启立的《苦境故事——周作人传》，都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传记。
这本很薄的传记里，张文江勾勒了钱钟书学术思想的形成，重点评估了《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的价值。作者研读了钱钟书的原作，全书303条注释就是最好的证明。原著的研读，让张文江深入其内，出乎其外，多有创见和发现，传记就有了应该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如《谈艺录》重点在宋诗，唐人李长吉、韩昌黎、杜子美入选，乃是因为三人特别讲究诗歌形式、诗歌语言，对北宋形式主义诗歌有很大影响。又如《谈艺录》是具体的诗歌理论批评，《宋诗选注》是具体的诗歌创作品鉴，两者之间遥相呼应，显示中年钱钟书治学的主要方向。这对读者理解《谈艺录》和《宋诗选注》的结构，很有帮助。
最能体现这本传记价值的，是他对《管锥编》文献结构的梳理。作者认为，《管锥编》论述的十部中国文化典籍，隐含了钱先生整体考察评估中国学术的心思：《周易》《毛诗》《左传》属经，《史记》属史，《老子》《列子》《易林》属子，《楚辞》《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属集。《周易》为经部之首，《老子》为子部之首，《史记》为史部之首，《楚辞》为集部之首。
换言之，钱钟书选择了最有代表性的经史子集著作。
《周易》《焦氏易林》《老子》《列子》构成古代中国的经学体系和易学体系。《左传》《史记》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史学体系，分别代表了传统史书的两大载体。《毛诗》《楚辞》分别代表了北方、南方的文化和文学，构成了古代中国的诗学体系。由是，象征文史哲三大内容的贯通。《毛诗》《楚辞》是诗，《太平广记》是小说，《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散文，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国主要的文学样式。《管锥编》的文献结构，可见钱先生心思的周密和学术功底的深厚，更见钱先生学术精神和学术方向的独立。
即使是貌似清浅的问题，张文江也能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蕴含的文心诗意。钱钟书担任《中国文学史》唐宋分册的主编，撰写了《宋代的诗话》，标举了《岁寒堂诗话》《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张文江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主张“言志为本”“咏物为工”，是儒家诗论。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主张“意想高妙”“简约含蓄”，是道家诗论。严羽《沧浪诗话》重视“妙悟禅趣”，与佛说有关。张文江从钱钟书标举的三部诗话中，看到它反映了宋代文化的三个侧面，看到了钱钟书的学术眼光。我们则从这本传记，看到张文江的学术功底。
张文江的这些发现，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钱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福建人民出版社《 管锥编 研究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 谈艺录 读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管锥编 述说》中，都不见若干踪迹。这恰好证明了张文江这本传记的学术价值。一本书籍，若人云亦云，随意演化，胡乱发挥，而无多少新意和发现，肯定价值低下。
钱钟书说：“大抵学问是荒江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世间一切都是学问，学问大小高低不同。一个人读书写字，独处一隅，静思默想，内心澄明，不受外界的干扰和蛊惑，是心灵的大学问大修养。钱钟书的著作和张文江的传记，有些深奥，我们未必能读懂多少。但翻阅他们的书籍时，懂得世界之广大，懂得学问之无涯，懂得安静之悠远，也获得一种安静的姿态，实在是人生最好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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