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風使舵可恥嗎?實幹派有話說——從明末購炮說開去

明代的朝臣愛吵架,是出了名的。

越亂越吵,越急越吵,因為吵架比做事容易——價值判斷,是黑與白、對與錯的選擇題,不用會解決問題,只要會站隊就行。也有一些實幹家,他們不想吵架,只想做事,只想解決問題,怎麼辦?

也得先站隊,因為不站隊,就很難做事;而站了隊之後,就能感知風向,藉著對的風,才有可能能把事幹成。

見風使舵可恥嗎?實幹派有話說——從明末購炮說開去

實幹派的無奈在於,為了做事,有時必須攀附權宦

今天的主人公徐光啟,就是這樣的實幹家,除了他,請大家再記住兩個名字:李之藻張燾,以及他們要做的那件事:紅夷大炮

明朝為什麼要引進紅夷大炮?首要原因是戰爭需求,當然,這個需求也不是一開始就有的——萬曆三大徵,西北、西南、東北三個方向的敵人,帝國憑著現有的武力,也都勉強啃下來了,到此為止,明朝對紅夷大炮的需求感並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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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朝三次用兵的勝利,讓明帝國產生了武德充沛的錯覺

當然,明人也知道紅夷大炮的厲害,但是,引進的成本太高。

作為一種從歐洲舶來的武器,紅夷大炮對當時的明朝來說,是一種過於超前的存在——整個明朝,從知識機構行業分工所有部門都不具備適配這種武器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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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工系統對新設備不兼容,是明代軍事技術升級的硬障礙

這時候就體現出實幹家的魄力了。

以徐光啟為首的一派務實者,相信條件是創造出來的,究竟行不行,得幹了才知道,用時下流行的一句話,這叫"摸著鷹醬過河"。

更加難能可貴的是,與傳統的清流派不同,徐等人深知,在這個整天拿吵架當事業乾的朝堂上,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不能自恃崇高而無視風向

他們要等一個機會,讓購炮提案能在最小的阻力下,上達天聽,求請聖斷

薩爾滸之戰,明軍大敗,國家亟需救星,徐等人知道,機會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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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在遼東的強勢進擊,讓明王朝對新方案的需求變得迫切

說幹就幹,徐等兵分兩路,一路由徐光啟本人留在京中,四處遊說,為紅夷大炮造勢,一路由李之藻派門人南下,前往澳門,自掏腰包先買上他四門大炮,等運到京城,來個火力秀,把朝中大人們給震住,事情就成了。

購炮環節還算順利,可沒想到,剛準備離開廣東,麻煩就來了。

當地地方官說:"靠洋銃護國,說明吾儕(我輩)無能,此舉失宜!"拒絕放大炮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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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站隊的好處是能做事,壞處是隻要做事就有人反對你

買炮工作組趕緊向李之藻彙報,李之藻找各種關係疏通,廣東方面才做出讓步:大炮可以過關,但炮手和兼伴都要打發回澳門。

光有大炮,沒有技術人員有啥用?李之藻趕緊回京,協調"勘合(許可證)",可是,幾番折騰下來,京中形勢早就變了:徐光啟病倒了,離任回家;萬曆駕崩,內閣忙著新皇繼位,沒空搭理李之藻。

買炮工作組成了斷線風箏,無處可去,好在李之藻的門人也是能幹事的務實派,他們省吃儉用,自費把大炮運到了江西,勉強安頓下來,但也僅此而已了,他們已經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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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炮進京,遙遙無期

本以為購炮就這樣夭折了,誰知,自己人掉鏈子,敵人卻送上助攻——天啟初年,遼陽失守,機會又來了。

天啟皇帝雖然不學無術(木匠活除外),但並不是個壞學生,因為他特別尊重老師,也信任老師,如孫承宗。

同樣,曾在詹事府(太子辦公室)工作過的徐光啟,也被重新委以重任,以解遼陽危局。

當時的遼陽,是遼東鎮首府,地位相當於今天的瀋陽。遼陽失陷後,鎮城移至廣寧,沒多久,廣寧也淪陷了,明軍殘部一路狂退,一直退到了山海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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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寧師潰”後,京師的安全警告等級驟然提升

危急時刻,孫承宗臨危受命,袁崇煥單騎出關,但是,日後助他們力挽狂瀾的紅夷大炮,此時卻仍前路未卜。

徐光啟復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李之藻趕緊派人,從江西把4門大炮運回來,李之藻也很給力,不但安排了這4門大炮,還藉著朝堂風向正順一口氣又置辦了26門

可是風向這東西,說變就變,在又一輪吵架過後,也不知哪一派佔了上風,總之徐光啟等人又成了犧牲品——所有爭論的結果,最終化作工部的一紙文書:"經費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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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朝臣吵架,通常是“對人不對事”,經常為了打擊人,而把事擱一邊

當初李之藻的門人自掏腰包都能保全的幾門炮,如今堂堂工部,沒錢。

我們有必要記住那個自費運炮的門人——張燾,因為接下來,護炮的重任將由他繼續承擔。

在工部提出"沒錢"三個月後,徐光啟又病倒了,索性辭職回家。少了他坐鎮,反對派更加肆無忌憚,他們說:"買洋人的武器打後金,是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參劾奏疏如雪片般飛來,一個月後,李之藻也被趕出了京城。

兩位大佬都走了,作為小弟的張燾卻再次顯示出擔當,他召集人手,親赴澳門,聘請了炮手和翻譯,帶著三十門大炮北上燕京,這一切,只為向老師證明:您沒看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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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將手下無弱兵,獨力支撐危局是實幹家們悲壯的浪漫

徐、李二人雖然離京,但京中仍有他們的朋友,在他們的關照下,張燾終於爭取到一次在朝臣面前實彈射擊的機會。

不料,第一次試炮就炸膛了,當場炸死多人,其中包括一名葡萄牙炮手。

這下反對派更有口實了,30門大炮的命運可想而知——除1門炸膛報廢,其餘29門中,18門留在京城,11門發配遼東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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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們不會想到,用不了十年,後金的火炮就能和大明打成平手

但是,這些用整人思路整大炮的大臣不知道,大炮和人不一樣,人被謫發邊關可能一蹶不振,大炮謫發邊關,卻正是立功之時!

終於,沉默3年後,11門紅夷大炮在寧遠城頭一鳴驚人!(作戰詳情,上篇文章已介紹,不再贅述)

從萬曆四十六年起,一直被後金按在地上摩擦的大明,終於在天啟六年報仇雪恥,天啟皇帝在詔書中難掩激動:"十年積弱,今日一戰挫其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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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遠城,是努爾哈赤戎馬一生中碰到過的最硬的骨頭

當然,這番話很可能是內閣執筆,因而暗示著:朝堂上的風向,又變了

果然,沒過多久,兵部的聲音也明確了:"遼左發難……乃知中國有人矣!"

寧遠之戰既然定性為大捷、大功,那寧遠的功臣們自然要受到重視,其中就包括紅夷大炮,以及它們的炮手——閩卒

兩百年後,湘軍名將胡林翼在《讀史兵略續編》中寫道:

"崇煥令閩兵發西洋炮,……傷數百人。"

《明史·袁崇煥傳》也有描述:

"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傷城外軍。"

日本學者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中則寫道:

"崇煥此時守城,其確以為可恃者,葡國新輸入之多數巨炮,及善於施放火器之閩卒,彼所視之如生命者也。"

幾則史料都提到了"閩卒",他們是長期與葡萄牙、荷蘭殖民者打交道的福建籍炮兵,隨紅夷大炮一同調往遼東前線。在當時,操作紅夷大炮是個技術活,非“閩卒”這樣的專業人士難以掌握。

在張岱所著的《石匱書後集》中,關於寧遠之戰,有過這樣一段文字,其臆造之甚,堪稱野史中的野史:

"丙寅,北騎四十萬逼寧遠城。城中戍守數千人,兵勢單弱。城外有紅炮數門,無敢發者。崇煥事急,勒唐通判親自發炮。凡放紅衣大炮者,必於數百步外,掘一土塹,火著線,即翻身下塹,可以免死。唐通判不曉其法,竟被震死。"

從其對操炮過程的描寫中,不難看出非業內人士對紅夷大炮的誤解有多深。

儘管張岱的這段文字漏洞百出,但他提到的那位因操作不當而殉職的通判確有其人,只不過他不姓唐,而姓金

夏燮的《明通鑑》中,天啟六年正月丁卯條目有如下記載:

"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炮,時督屯通判金啟倧以燃炮死。"

由此可見,玩炮這件事,真不是臨陣磨槍就能上的。

葡萄牙技師當然最專業,但在朝廷“逢葡人必遣返”的大環境下,用本土面孔的"閩卒"代替,就成了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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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大明朝嚴格海禁,但沿海地區和西洋來客的相互滲透始終存在,西洋水手的操炮技術也被“閩卒”習得

正史當中,沒有為這些北上的"閩卒"專門留下筆墨,我們已經不知道他們是誰、有多少人以及如何輾轉到了遼東,到了寧遠,只有在袁崇煥這樣大人物的"高光時刻",他們才能蹭到一點聚光燈,在官修史書中留下些許痕跡,讓後人知道:守寧遠,我們在這!

同樣,當我們說"明朝如何重視紅夷大炮"時,經常忽略了"明朝"並不是一個均質整體。實際上,就購炮這件事,在"明朝"內部,也是存在很多"吵架陣營"的,更何況其中大部分都是反對派,在系統內部起的是"阻尼"作用,因此我們不能把徐、李的務實看成是整個明朝的態度

他們只是一群為了把事情辦成,願意委曲求全,懂得利用風向,讓理想著陸的實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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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幹派的知行觀:灰度思考,黑白決策

為了確保故事主題的一貫性和清晰性,在講述這段歷史時,我略去了一些元素:西歐傳教士對徐李的影響、徐李等人的教會背景葡萄牙僱傭兵的全程參與,但其實這些元素的重要性絲毫不遜於朝堂之上的風波詭譎,因此,下期我會為它們再寫一篇文章,從另一個視角審視明末軍事變革失敗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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