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傳統的思想高峰的儒家，佛家，咀家，谷目義包括很多宗士面流派，我們即使提綱挈領地介紹，也花費了不少時間。
大道之行，是一切文化行為的起點和歸結。哲學和宗教，在任何一種大文化裡都具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地位。在這一單元，我們不再執著於歷史過程，而只是疏通一個個跨越時空的精神結構，然後探索歷代中國人的心靈皈依。
中國文化所設計和追求的這種集體人格，顯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我可以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這個人我說過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小差於中國文人。 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China in the Sixteenth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就會發現，最後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犍一步。 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 “聖徒人格“和“紳士人格”與“聖徒”和“紳士”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君子”
利瑪竇
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生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於“君子”。 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約數”。
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 除了利瑪竇的“聖徒人格”和“紳士人格”外，還有“酒神人格”、“日神人格”、“騎士人格”、“朝覲人格”，“靈脩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這此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埋藏著一個個遙遠而深流的夢，積澱成了一個個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義經過儒家的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
儒家謙恭地維護了君子的人格原型，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就都向那裡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二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 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就是“君子之道”。
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澱一切，預示一切。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後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於理想的預示。後代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
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怡的更新。
既然君子之道是中國文化的思想重心，那麼，古人心中的君子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這是我多年來特別想做的一件事，那就是為今天的中國人介紹君子之道的簡單輪廓。
不要看不起簡單，請相信，任何祖先遺囑都不會艱深複雜。 艱深複雜，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遺囑，也不值得繼承。
我選出的君子之道，有這樣九項，你是否都能做到：
一、君子懷德；
二、君子之德風；
三、君子成人之美；
四、君子周而不比；
五、君子坦蕩蕩；
六、君子中庸；
七、君子有禮；
八、君子不器；
九、君子知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