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緣由：
郭松齡反奉是中國現代史上發生的一個重要事件，其不僅嚴重削弱了奉系軍閥的勢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對北伐乃至“九一八事變”的發生產生影響，是研究軍閥政治和國民革命所繞不開的一個話題。而關於郭松齡反叛的原因，其實是不同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既有郭松齡本人的理想旨趣，也有當時奉系內部的權力鬥爭，更有日本人對華政策的影響，並不能簡單地看作是一場軍閥混戰。
軍閥混戰
學界爭鳴：
關於郭松齡反奉的原因的研究，學界大致有兩種不一樣的認識：一方將其簡單地定義為“軍閥混戰”，認為郭松齡的反叛主要是因為張作霖賞罰不公，沒有給予郭松齡應得的利益；另一派則主張郭松齡早年曾在廣州聆聽過孫中山先生的垂訓，其根本目的是徹底推翻軍閥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國家。對比而言,前者無疑是受到了特殊時期意識形態對史學研究的影響，但後者卻也不免有些片面。
在筆者看來，郭松齡反奉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而之所以能在這一個特定的時期發生，也與當時的時局有直接聯繫。總而言之，正如霽雲所言：“從表面上看，為了趕走楊宇霆，對人不對事。但從骨子裡看，是為了打倒獨裁，實行民主是對事不對人……凡有一技之長者，皆使之各盡所能，絕不讓任何人埋沒林下。”
由此可見，郭松齡還是致力於謀求（起碼在東北）更好的發展，絕不是黨同伐異所能一概而論的（但政治的因素也肯定產生了作用），因此，本文試圖從政治因素與理想主義兩個大的層面來探討郭松林起兵反張的深層次緣由！
北洋派系
關於政治層面的原因
筆者以為，政治層面的因素——即為人所熟知的“土派”和“洋派”、郭松齡和楊宇霆之間的矛盾，可以看作是這場戰爭的“催化劑”。如上文所述，郭松齡的理想與軍閥體制存在天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其與楊宇霆的矛盾只是這種大矛盾的局部體現和縮影，我們不應該過分宣揚；但從另一個層面講，這兩個派系之間的矛盾、政見的分歧，乃至郭和楊的個人恩怨，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場戰爭會在這個特定的時間爆發（而且是加速了戰爭的到來）。故而，我們也決不能忽視其作用，筆者願意將之稱為郭松齡反奉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索”。
張學良與郭松齡
首先，筆者想談一下關於前代學者對於郭松齡反奉“軍閥混戰”的看法。在我們固有的印象中，“混戰”應該至少包括三方“參與者”，而郭松齡反奉涉及了馮玉祥、李景林、郭松齡和張作霖四方勢力，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稱之為“軍閥混戰”。然而筆者認為，“軍閥混戰”的關鍵不在於戰爭的人數和參與者，而在於上述幾人誰可以稱為“軍閥”，這並不是針對其階級性質而言，而在於其是否具有獨立性。有的研究者指出，軍閥派系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在某一個區域內出現了一個實力遠超他人的軍閥，在此背景下一些實力弱小的軍閥會選擇加入（不是結盟），由此可見軍閥的派系是十分鬆散且難以維繫的；同時研究者又進一步指出，哪怕是一些很強的軍閥也難以控制其下屬的督軍（比如段祺瑞，他也提到了一些督軍難以控制地方的軍人，師長甚至無法號令旅長等等），其為了增強對軍隊的控制，往往會加強思想上的工作，減少軍官作為“中間人”的作用。我們不難看出，軍閥其實都具有較大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這種特權並不隨著加入某一派系而消失，而最開始處於某一體系或某一支軍隊內部的軍官，在實力擴大後也有可能成為獨立的軍閥。舉例言之，吳佩孚最開始是曹錕的下屬，之後由於在湖南的戰功逐漸成為了直系的領袖；孫傳芳最開始是王佔元的部將，後來成為“五省聯帥”，取代吳佩孚成為直系的領袖；馮玉祥和王佔元雖然名為直系，但都割據一方，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事實上，吳佩孚長期只是一個師長，這兩人完全不從屬於吳佩孚）；張宗昌最開始是奉軍的將領，但在郭松齡反叛後趁勢提出“魯人治魯”，實質上也就脫離了張作霖的控制。那麼郭松齡是否具備了上述特性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不得不說奉軍的內部凝聚力要強過皖系和直系，其體系的結構更加完善，張作霖對各級將領的控制也更加到位。其次我們要注意到，吳佩孚和孫傳芳是憑藉獨立創下的“功績”而獲得地位的提升，馮玉祥一直遊離在直系之外，而張宗昌則是處於奉軍的邊緣地帶，在奉軍勢力減弱時順勢“逃脫”的。而郭松齡則不然，其固然有不少戰功，但主要是在張作霖的直接領導下完成的，或者說他在戰略層面只是執行者而非指揮者；其次，郭松齡的地位和權力主要來源於張學良，雖然具體的安排上張學良幾乎對郭松齡言聽計從，但從法理上張學良還是郭松齡的直接上級。換言之，郭松齡是奉軍內部的高級軍官，他的反奉只能被視為“叛亂”，而非“軍閥混戰”。其次，我們來看一下郭松齡和楊宇霆之間的矛盾問題。筆者想要強調的是，郭松齡和楊宇霆之於張作霖的不同關係是造成二者矛盾的先決條件。楊宇霆雖然是日本留學生，但對奉系卻是功勳卓著，其不僅設計幫張作霖驅趕段芝貴、打壓馮玉麟，而且還與徐樹錚共同導演了“秦皇島截械事件”，幫助奉系“鳥槍換炮”，擴充了七個旅的軍備。楊宇霆因此成為奉軍的重要智囊，深受“老帥”張作霖的信任。而反觀郭松齡，雖然也是奉天省人，但早年一直在四川廣東等地活動，回到奉天的時候張作霖已經佔據了奉天全省，而且其最初的工作只是擔任講武堂的教官，之後則主要是與張學良一起在奉軍任職，雖然才能卓著，但也並未受到張作霖的完全信任（而且張作霖似乎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郭松齡思想的“危險性”）。簡而言之，楊宇霆屬於是“從龍有功”，其地位甚至不輸像張作相、張景惠等張作霖一干出身草莽的弟兄，而郭松齡更多像是一個“外來戶”，上文提到奉軍有較強的內在凝聚力，從另一個層面講也就有更強的“排外性”，二者的矛盾是很難調和的。
戰爭指揮
再次，奉系內部矛盾的激化又和張作霖對東北軍的改革有著直接的聯繫。有學者指出，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奉系從原來“可以左右局勢的軍閥”又變回了“比較大的軍閥”。齊錫生指出：“當政治是一個有限制的、並具有解僱和危險性的職業的時候，大多數人就滿足於給他們的親戚及家庭成員以比較次要的位置（但有良好的待遇），而把重要的職務教給有才能的人們去幹” ，張作霖正是基於這個認識而“棄用”了最初跟隨自己的綠林兄弟，啟用以楊宇霆、常蔭槐為首的“士官系”和以郭松齡、霽云為首的“陸大系”共同整頓東北軍務，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然而張作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老派”和“新派”之間穩定，卻並未很好地解決“士官系”和“陸大系”之間的矛盾。有研究者指出，“陸大系”一直看不起“士官系”，因為後者接受的軍事教育實際上不足以成為他們的老師和教官。同時張作霖對待二者也未免賞罰不分：奉軍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全面潰敗，卻唯有郭松齡和張學良的部隊在山海關遏制了直系的進攻，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郭松齡更是將山海關、秦皇島一帶的直軍全部繳械，為奉軍最終的勝利奠定基礎，更不必說之前郭松齡最為教官為奉軍培養了大量軍事人才；對比而言，張作霖之所以會在準備極為不充分的時候就與直系開戰，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楊宇霆的“蠱惑”，而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楊宇霆又極力阻礙郭松齡，致使其一怒之下率軍撤離前線，同時楊宇霆平時也對張作霖盡顯阿諛之態。然而即便如此，張作霖依舊將楊宇霆和姜登任命為江蘇和安徽的督軍，這一定程度上成為了郭松齡反奉的“導火索”。質言之，當時的《東方雜誌》記載：
“行賞有所不及，地盤不能將功人悉數位置，於是內部怨望起，裂痕見，而倒戈之舉遂不能免了。這是歷來各軍內訌的最普遍的最重大的原因。這回郭氏的倒戈，當然不能逃出這個原因！”這樣的認識固然淺薄，但筆者認為，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郭松齡個人對奉系，特別是張學良的情誼。換言之，後來郭松齡“清君側”的宣言固然是“官樣文章”，但從上文所引其所設想的成功後對奉系的安排來看，我們決不能否認其有過“和平改造”奉軍的想法，而張作霖的所作所為（當然主要是其對東北人民的盤剝和國家主權的出賣）則愈發篤定了他武力反奉的決心，而其與楊宇霆之間的矛盾又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郭松齡夫妻
關於理想層面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郭松齡如果僅僅是為了督軍的位置，那麼他完全可以再熬一熬，等“老帥”去世、“少帥”接任之後，其自然會時來運轉，因而上述政治層面的因素僅僅起到“輔助作用”，根本上還是郭松齡個人消除軍閥內戰、建立民主共和國的理想。
時人李堅白認為：“公（指郭松齡）之由粵回奉也，實抱一暗取兵權，蓄養勢力，推到惡軍閥，以進三省於真正共和之大目的，故不惜降身求信於張氏父子”，同時又說郭松齡在第一次直奉戰爭失敗後就有了推翻張作霖的想法，只是由於吳佩孚的苛責而沒有成功。筆者認為，李堅白未免有些言過其實，這大抵是其作為郭松齡的顧問和兒女親家而受到情感因素所左右的緣故，其所言之郭氏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就密謀反奉的事件也未見於他人的記述。當然，我們仍不能否認郭松齡早年經歷對其思想形成所造成的影響，特別是其對中山先生的崇敬，有研究者指出：
“唯有郭松齡在中山先生去世的同年如此武裝發難，並不完全是巧合。縱觀郭松齡參加革命的歷程，不能不說他深受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影響，是繼承中山先生的遺志，憂國憂民，改造東北，改造中國思想的實踐和壯舉 ”。
張作霖
由此我們可以認為郭松齡反奉的最基本出發點是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願望，建立民主共和國。接下來我們不妨以此為線索，簡要梳理郭松齡的態度和所作所為。
首先是對軍隊的改造。郭松齡在擔任講武堂教官的時候就極為嚴格，不僅常常站在校門口親自檢查，而且只要學生回校的時間晚了1分鐘就會被關禁閉；同時郭松齡更是以身作則，不吸菸、不喝酒，更不去妓院、賭場等就軍人常去的地方。而在治軍層面，郭松齡也是堅持“不打人，不罵人，不講私情”，一身正氣，廉潔清明，不喝兵血，同時廢除了下跪、磕頭等舊作風。需要強調的是，郭松齡對軍隊的整頓都在1922年張作霖全面整頓奉軍之前，則此舉可以被看作是對中山先生建立現代化革命軍隊的踐行，也正是因此郭松齡和張學良的部隊可以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抵禦住直系的進攻。
其次就是郭松齡一直反對軍閥之間的戰爭。這其中有兩個原因：對生產生活的破壞和對國家主權的出賣。郭松齡曾對張學良說：“東北的事叫老楊這幫人弄壞了，安徽、江蘇之敗，斷送了三個師的兵力，現在老楊又包圍老帥，給他們去打地盤子，這個炮頭我不再充當了，要把東北事情辦好，只有把老楊這幫留學生趕走，請少帥來當家”這段話並不僅僅是針對楊宇霆和張作霖的，更體現出戰爭對東北經濟的摧殘。一方面，為了擴充軍備，任何軍閥都必須不斷招募新兵，1928年全國的軍隊有200餘萬人，而東北軍在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就有25萬人，一定程度上還是會影響經濟的發展（軍隊搶奪了勞動力）；同時儘管奉系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並沒有遭受到過多戰爭的直接破壞，而且王永江的經濟改革也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但張作霖的窮兵黷武還是給東北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具體而言，奉系的軍費支出包括髮放軍餉、購買軍械和創辦兵工廠（當然還有戰爭本身），而奉天省1922年的軍費支出佔全省總收入的81%，達到了2040億元，第二次直奉戰爭光向三省人民攤派就有4800萬元，總計1.5億。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張作霖一方面對內提高稅率，增加奉票的發行量，加強對人民特別是工商業者的攤派；一方面對外向日本借款，出賣了大量國家主權和經濟利益，把東北主要鐵路修築借墊款權,吉、黑兩省幾乎全部金 礦、森林開發權,以及奉天省部分鐵路、煤礦、地產、銀號、契酒稅收作了抵押,激起了廣大東北人民的不滿。由此可見張作霖不僅破壞了東北經濟的發展，更甘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傀儡”，這一切只是為了侵吞其他軍閥的勢力並維護自己在東北的統治地位，這自然和郭松齡的理念是相悖的。
被擊斃的郭松齡
最後我們來看看郭松齡在武力反奉的準備和過程中都做了些什麼吧。
我們知道。1925年11月22日郭松齡、馮玉祥、李景林三方密約的簽訂是郭松齡反奉的基礎，以其十分重要，現全文抄錄於下：
甲(指馮)乙(指郭)系同志結合,為達到左列革命目的,公訂條約如下:
(一) 排除軍閥專橫, 永遠消滅戰禍。(二)實行民生政治, 改善勞工生活及待遇。(三) 實行強迫普及教育。(四) 開發邊境,保存國土。1、直隸、熱河均歸丙(李景林) 治理。甲為貫徹和平主義,對熱河決不收取。保大京漢線,甲軍隨意駐紮。但直隸全部收入(保大在內)均歸丙軍,甲軍決不侵奪。山東聽其自然變化,但黃河以北各縣,由丙軍駐紮,收入亦歸山東。天津海口,甲軍自由出入之。2、乙為開發東三省,經營東北部內蒙古,使國民生活愉快,消除隱患,擁護中央,促進國家統一起見,改造東三省政府。前項改造事業,甲以誠意贊助之,並牽制反對方面。3、乙誠意贊助甲開發西北,必要時亦以實力援助之。(五)以後兩軍犯左列條件之一者, 此約無效: 1、為攘奪權利,向內地各省戰爭。2、為達前項戰爭目的,訂立賣國條約,向外國借款。3、引用外國兵力,殘殺本國同胞。(六) 中央政府之組織及施政方針,以不妨礙開發西北及斷送國家權利為限,悉依國民公意,甲乙兩軍竭誠擁護,決不干涉及掣肘。(七) 此約簽字後, 即發生效力。馮玉祥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郭松齡印十四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
郭松齡與馮玉祥
有研究者認為，郭、馮的主張具有鮮明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與當時中共及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的革命目標基本一致；也有研究者指出，馮玉祥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遵守密約，其後李景林的叛變恰恰是因為馮玉祥的“背約”，而郭松齡之所以要與李景林結盟也是為了防範馮玉祥，而這則恰恰是他戰略的敗筆。筆者以為，不論馮玉祥、李景林如何謀劃，郭松齡的目的一定是以東北為基地，逐步“走向共和”，這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郭松齡在戰爭過程中的表現。不少研究者都認為郭松齡沒能利用奉系的內部矛盾，槍殺了姜登選，又拒絕拉攏統闞朝璽、湯玉麟和於深微等人，堅持“除惡務盡”的原則，最終導致自己被孤立，是一個戰略性的失誤。然而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固然是基於後人對戰爭全局進行把握後得出的正確認識，但郭松齡的選擇恰恰體現出了他堅定的革命思想，是不可以被否定的。
再者就是郭松齡對日本人的態度。日方對張作霖和郭松齡在本質上是沒有親疏、憎惡之別的，其根本目的是維護日本在東北地區的既得利益，因而在一定層面上日本甚至一直試圖和平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而郭松齡面對日本人的拉攏，始終不卑不亢，在承認日本之前的既得利益的基礎上，拒絕以割讓國家主權的方式獲得日本的支持，這也就促使日本最終倒向張作霖。從戰略的角度而言，郭松齡是失敗的，但從愛國主義和革命精神而言，郭松齡無疑是一個偉大的踐行者。
悲慘的結局
結語
綜上我們不難看出，郭松齡反奉絕不是單純的軍閥派系內部矛盾激化的產物，而是郭松齡本人慾圖打破舊有的政治體系，“重塑”民主共和國的勇敢嘗試。儘管最終郭松齡身首異處，但我們仍不能否認其給之後的政治所帶來的影響，更不能忽略這一段歷史本身的價值與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