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某一天，为给秦惠王祝寿，少梁县的县令屠岸钟献上了一群耕牛。
那时候，耕牛比黄金还贵重，除了国家祭祀天地大典，谁敢用活牛作寿？秦惠王得知此事勃然大怒，责令丞相府彻查。
当时的少梁县，偏远荒凉又靠近魏国，寻常文士出身的吏员都不愿做少梁县令，屠岸钟却欣然上书请命。上任头三年，屠岸钟尚算勤政敬事，将少梁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可三年未见升迁，他变得闷闷不乐，动起了歪脑筋，开启了一系列的骚操作，结果把自己给活剐了。
他先是在县府大院的庭院里立了一座“望王碑”，每日三炷香、三叩首、三次高声表白对秦王的耿耿忠心。后来，无论与何人叙谈，也无论公事私事，但凡涉及秦王，他立刻挺身起立，高声念诵“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再入座说话，举座莫不愕然。
再后来，屠岸钟又镌刻一座“秦王功德碑”，列出了秦王的“十大功德”。但凡庶民诉讼或吏员公务进入少梁县大堂，都要在屠岸钟陪同下磕拜念诵一通，否则不能处置公务。
由于屠岸钟经年如此，人们由刚开始的惊愕疑虑变成了后来的信以为真。渐渐地，屠岸钟“大忠”之名传扬开来，诸多县令群起效仿，因为不这样做，反而显得自己不忠。
那年恰逢少梁县连续三年大熟，屠岸钟突发奇想，鼓动少梁四十八村为秦王寿辰献牛。不仅少梁献牛，跟风的关中八县也献牛献羊，为王祝寿，大家不敢落下，风气就这样起来了。
秦惠王意识到此风不可长。庭审之时，屠岸钟自辩“修习儒家之学，畏天命、畏大人、效忠我王”。秦王对此厉声驳斥：
“儒家孔孟，宁弃高官而不改志节，你如何不学？儒家勤奋敬事，你如何不学？挖空心思，媚上逢迎，寿牛寿羊，万岁万岁万万岁，名目翻新，沽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种恶政于本王，祸国风于朝野，恬不知耻，竟以为荣！如此居心险恶之徒，竟然位居公堂，教化民众，简直狗彘不食！”
秦惠王认为，“此等邪风，远胜杀人放火。”
张仪会同商鞅变法时的一班老臣，对秦法进行梳理，增加了一百多个条目，最后将“寿牛案”的处置及刑罚分类明确下来：其一，所有涉案庶民，两年不得叙功，有功不得受爵；其二，所有涉案县吏，罚俸两石，两年不得叙功；其三，八名县令，屠岸钟‘斩，立决’，其余七名县令夺爵罢官，贬为庶人。
但秦惠王修改一处，将屠岸钟改为剐刑，即“凌迟处死”。
行刑当天，咸阳四门张挂了四张硕大的羊皮王书，官吏们打着风灯守在旁边，一遍又一遍为人们高声念诵着：
禁绝媚上荒政令
秦王书告朝野：为政之本，强国富民。为官之道，勤政敬事。阿谀逢迎，媚上荒政，上负国家，下负庶民，诚为大奸大恶。今少梁县令屠岸钟不思勤政报国，专精媚上，揣摩君心，猜度奇巧，歌功颂德，耕牛贺寿，发闻所未闻之邪术，沽大忠之名，行大奸之实，乃旷古罕见之奸佞也。恶习旦开，官风大坏，吏治不修，祸国殃民，法制大崩，国将不国。本王今书告朝野：秦法已修，颁行郡县；自后凡不遵法度，刻意媚上，一心逢迎而荒芜政事者，杀无赦。 秦王十一年八月
从此各级县令勤政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