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是《棋王》讓作家阿城一躍而起，登上了巔峰，那《樹王》就算是一個作家在登山前的熱身，《孩子王》則是登上山頂後的重整待發之作。
《棋王、樹王、孩子王》出版時間均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當時文學界對阿城這匹黑馬的作品定位是，尋根文學。而阿城在他的散文集《閒話閒說》中稱，“後來有尋根文學，我常常被歸到這一類或者忽然又被撥開，搞得我一副踉踉蹌蹌的樣子。”
阿城
按阿城的寫作時期來講，順序應該是《樹王》、《棋王》、《孩子王》。
很多人知道，阿城自從出版“三王”之後，很少有小說作品問世，他轉移到了編劇、攝影、畫畫、講課、寫專欄、策劃項目等領域去了。阿城不算是一個職業作家，他更像是一個資深的傳統文化人、一個藝術鑑賞家。對音樂、繪畫、建築、電影、歷史、傳統古文化均有一定的造詣。
但這並不影響我們重溫阿城的三部經典作品《棋王、樹王、孩子王》。
阿城的《棋王》發表後，很多人討論棋王有道家精髓，阿城自己卻說，其實道家解決不了小說的問題，寫小說倒有點像儒家，因為儒家重具體聯繫，解決的也是具體聯繫。如果用儒家去寫道家，恐怕兩家都不高興。因此在阿城看來，《棋王》有點類似武俠小說，而《樹王》是在《棋王》出版後，約稿催的緊，所以他把前面寫的《樹王》交出去了。多年後，他說《樹王》怎麼可以再提呢，它是我創作經驗上的一塊心病。
《阿城文集 之一》
本文我想重點解讀一下《孩子王》帶給我們的人生意義和價值思考。
一、被稱為阿城“抗鼎之作”的“三王”
《棋王》因棋藝高超，一人決戰九人，大獲全勝，當之無愧為王；《樹王》將樹人合一，樹是百年老樹，人是力大無比，砍樹高手，稱“樹王”也當之無愧；《孩子王》則是當年對教書人的一種戲稱，連支書都說，“家有隔夜糧，不當孩子王”。當年的老師曾被打倒為“臭老九”，文革後期，老師的身份在民間被稱為“孩子王”。 不過，此處的“孩子王”老杆，卻因“不合作”的態度“瀟灑”離開，也自有一股“王者”風範。
《棋王》作為是作家阿城的代表作，汪曾祺評價這篇作品是“奇而不假”。
小說的主角“棋王”王一生絕對算一位奇人，對象棋的痴迷程度夠“奇”、下棋技藝之高夠“奇”、生活態度也夠“奇”，《棋王》就是一部寫奇人異事的典範。
梁家輝演的《棋王》劇照
有人曾問過阿城“你一定是個下棋高手，否則怎麼能將《棋王》寫的如此生動”，阿城的回答是“我不會下棋，圍棋和象棋我都不會。小時候父母不讓下棋”。
記者問，你不懂棋的話，寫劇本的時候是否也有困難？
阿城：如果一部電影完全在描寫下棋的情景，誰來看呢？觀眾和我們一樣，大多數都不會棋。
看來正是因為作家不在此山中，所以才能夠跳出故事本身，去尋找其中的本質根源，留下了更多的懸念和啟迪，這正是視角不同帶來的變化。
“無為而無不為”是道家的精髓，《棋王》裡撿破爛的老頭也在講無不為。
汪曾祺先生曾寫文章勸阿城不要一頭扎進道家出不來，而阿城說他其實是世俗之人，也早過了上當中邪的年紀。
下象棋
阿城在《文化不是味精》當中，他說當年有人說《棋王》好，我覺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縫裡長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長得比較高，就是說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別人還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裡鑽出棵草，算什麼。
他的意思是，當時的文化生態被毀了，還沒恢復過來。他的《棋王》恰好被發現，被火起來，是因為當時的特殊時代環境造就。
砍伐樹木
《樹王》的故事講的是樹在人在，樹亡人亡，樹人合一的思想。
在阿城文集《常識與通識》中有一篇文章是阿城1998年寫的，他說98年洪水過後，人們終於意識到了水土保持。有人就請他去講一下他的小說《樹王》，理由是其中涉及到砍伐森林導致生態失衡。
他說當年知青的常識裡沒有生態那一項，只有戰天鬥地，而且表現近乎瘋狂，那種瘋狂讓他產生了一些焦慮，覺得事情哪裡不對頭。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生態環境的破壞者。
他說他當年在雲南下鄉當知青的時候，知道不管怎麼砍，一個山上一定要留一棵樹。如果不留這棵樹，人就不穩定，就覺得會有什麼大事發生。他姥姥家是白洋淀的，文革的時候，那邊的地頭上都有個龕，很小。種地的時候當地老百姓會拜土地神，但在破四舊的時候就都給拆了。如果那個龕沒了，那一帶的人或者那個村的人心裡就會發生變化。其實原來有這個龕的時候，人們可能根本不會理它，但是一旦它沒了，人們心理就不踏實了，不穩定了。
古樹
所以阿城又說：“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一個聯繫，而不是我們都能說得那麼清楚的一個邏輯關係。你把整個樹晃動，瓦塊啊這些會掉下來，最後柱子一倒。現在說什麼要重建這個，重建那個，不可能了。重建東西都是要打地基的。沒有地基，誰敢蓋房，不是找塌呢嗎？”
我們能從阿城的《樹王》當中讀出更深層的一些東西，一個“根”的概念。文革期間破四舊，很多傳統的古建築、古寺廟、古書、古玩……都被摧毀了。知青們下鄉後，連古樹也不放過，也要砍掉，理由是古樹佔了很大的地方，砍掉舊樹種新樹。
當時他想表達的就是那種樸素的、愚昧的、喪失良知的思想和對現實的無奈。
《孩子王》的背景雖然同樣是在文革時期，知青下鄉期間，但本質上要表達的內涵和《棋王》、《樹王》都有比較大的差異。《孩子王》故事情節並不複雜，敘述結構也單一。但他表達的是一種不合作態度。這個主題雖然在當時有點政治敏感，但也體現了它的價值獨特性。
二、阿城最偏愛的《孩子王》，到底在講什麼？
阿城說他最喜歡《孩子王》，《孩子王》算比較成熟了，因為有將近十年時間去仔細想。
小說開始時明確寫著寫作時間是一九七六，那時毛澤東還未去世，將來會怎樣，不知道。那時他已經是個農民了，空閒的時候寫寫東西，浪費紙張。他覺得當時的人生的狀態，只是不合作。
在當時的極權下，能採取的也只能是不合作，《孩子王》就是不合作狀態。
你請“我”教書，“我”就按我認為的去教，你不同意“我”的教法，“我”就離開，沒有什麼可爭辯的。如果你又要“我”來教，“我”還是按“我”認為的教，你認為不行，“我”無非是再走開。
《孩子王》劇照
作家賈行家在《一世讀阿城》一文中也評價道：
若我們和一個比自己強大得多的東西進行對抗，我們會下意識地去學習它，進而變成它的一部分。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對抗也是一種合作。
而“不合作”，是指在被不可避免的結局俘獲之前，自己先把握住自己的一種態度，我們也可以把它叫作“逃避”。
而在八十年代初，很少有人會有這種意識。所以說，阿城在那個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
《孩子王》劇照
阿城後來在《阿城文集》出版的發佈現場，和記者談到當年寫《孩子王》的一些感想。
他說《孩子王》傳達的思想也很簡單，就是和誰誰誰不合作。你叫我來，我就說我這一套。你說我這一套不行，你叫我滾蛋，那我就滾蛋。我不說我是冤枉的，你憑什麼叫我滾蛋。
沒有（爭論）這些東西。就是跟你不合作。在文革的時候，這是能夠做到的，又安全、又保持自己的一個方式。
不合作的人看這小說呢，就覺得你寫最後這人笑了，這個好。咱們不是臊眉耷眼地走的，咱們是很有信心地走的。
《孩子王》劇照
三、面對主流權力，我們應該何去何從？
時隔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也會遇到與主流不合作的時候。這個主題，是關於人類和權力的主題，無論身在職場還是官場，還是普通老百姓。都會多多少少遇到“不合作”這個主題。
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主人公高加林被無端的辭退。高加林高中畢業後，因沒有考上大學，就到村裡小學教書。教了三年書後，突然被村支書要高中畢業的兒子給擠了下來。
當高玉德老漢老兩口得知這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後，是憤怒、焦急、傷心痛哭。當高加林氣憤的說要豁出命去與村支書高明樓拼個高低時，高玉德老漢嚇的連忙阻止。
一家人在一場“暴風雨”後，高玉德老漢鄭重的對兒子說：“你聽著，你不光不敢告人家，以後見了明樓還要主動叫人家叔叔哩！臉不要沉，要笑！大家現在肯定留心咱們的態度哩。"
轉頭又囑咐老伴，以後見了人家要笑，再把自家種的茄子給人家送去一筐……。
路遙《人生》劇照高加林
這是高加林一家面對村支書“特權”時所做出的忍氣吞聲，明哲保身的做法。被支書兒子搶走了工作，不僅沒有去吵鬧，去上告，而採取了另一種飽經世故的忍耐和委曲求全。
這是一種對主流權力的妥協，世上有千萬種人生，就會有千萬種選擇的方式。
魯迅，文化戰線上的民族英雄。他面對國民黨反對派的主流權力又是何種態度呢？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的政變，魯迅先生非常氣憤。於是在上海吸收知識分子組成同盟會，但是剛剛成立就遭到了國民黨的打壓。國民黨稱魯迅先生為“墮落文人”，還發出通緝令捉拿。
也曾有人找魯迅，讓魯迅寫文章罵蔣介石。但魯迅拒絕了，他說如果用他的名字罵的話，恐怕他就沒法在國內待了。所以魯迅先生所有的作品一直沒有把矛頭直接對準蔣介石。但他一直用尖銳的文字去抨擊時政，喚醒國民。
魯迅先生就這樣把握著合適的尺度，既不去觸碰蔣介石的底線，也不放棄以筆為匕首。直到他生命的盡頭，都沒有放棄。
據2001年魯迅之子周海嬰出版的《魯迅與我七十年》，書中記載，1957年毛澤東在回答羅稷南的問題時表示，如果魯迅還活著，“以我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但毛澤東又於同年3月在《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我看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麼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捱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不過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魯迅敢說真話是持讚賞態度的。
這是面對主流權力，革命鬥士、民族英雄魯迅所可能會做出的選擇。
那麼我們的新世紀新時代的普通人面對主流權力又會是什麼樣？
電視劇《我是餘歡水》中，電視臺的新聞部白主任，一個幹了12年的新聞部副主任，一個一直被臺長壓的提拔不上去的失意老主任，一發現餘歡水的英雄事蹟，馬上和臺長申請，要把餘歡水事蹟進行包裝，大肆宣傳，給社會製造輿論話題，給自己邀功表績。
《我是餘歡水》劇照
他的目的是不想在副主任的位置上等到退休，他唯劉臺長馬首是瞻，一心想坐上新聞部正主任的位置。一心不想再讓臺長說他是“四平八穩”。
當他得知餘歡水是被誤診時，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當餘歡水厭煩了被當做癌症患者抬來抬去到處表演時，白主任氣急敗壞又痛哭流涕，給餘歡水訴苦。他說他12年來沒有吃過一頓早餐，不是不想吃，是沒有時間吃……。
白主任面對劉臺長的長期壓制，本以為抓住了餘歡水這個身患絕症的英雄，他就可以從此鹹魚翻身。沒想到，醫院院長給劉臺長打電話說穿了餘歡水被誤診的事。這下白主任可是前功盡棄，在劉臺長面前徹底歇了菜。
白主任面對主流權力，選擇的是極力使出渾身解數，往上面擠、往裡面鑽，可結果卻是弄巧成拙。
小結
面對主流權力，人們的選擇為什麼會各有不同。
因為選擇的出發點是自己，有的人看清楚了自己，有的人沒有看清自己。
但每個人的選擇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從自身的理想信念出發，從自身的處境出發。
《孩子王》中的知青老杆，他已經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真正的農民，他在生產隊裡已經幹了七年，砍壩、燒荒、挖穴、挑苗、鋤帶、翻地、種穀、餵豬、脫坯、割草，都會做了。教書對於他來說，並不意味著“魚躍龍門”，也不是從此就踏上了“康莊大道”。
他在教書的過程中，注重教的東西對學生實用、有用，他教的問心無愧。
如果“主流權力”認為他教的不對、不好，可以讓他離開。他離開了，沒有表現出任何死乞白賴和哭天喊地，反而是一種淡定和輕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不是不合作，是有自我意識、自我精神。
正如阿城在《棋王、樹王、孩子王》的後序裡所講，希望讀者可以讀出更多的東西，面對主流權力，有崇拜權力的，有祈禱的，有解脫的，還有情色、曖昧的等等。
面對主流權力該何去何從？
我認為，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負眾望。
以這三個“不”來作為尺子去衡量。“不合作”從另一層面看，不代表消極對抗，恰恰是關掉一扇門，又打開一扇窗的自由和灑脫。
人生是一項多選題，選擇什麼樣的答案，相信每個人都會做出自己合理、正確的判斷。
（完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