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百業蕭條，求職談何容易？李嘉誠求職四處碰壁，好不容易找到茶樓跑堂的工作。一天，他不小心把開水灑在客人身上，險些被炒魷魚。可沒多久，他自動辭工，進了舅父的公司，幹得好好的，突然又一次跳槽……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古代聖賢孟子的箴言，既是李嘉誠一生的寫照，又是他歷經艱辛不敗不餒的精神支柱。李嘉誠幼時就隨父誦讀，熟記於心。他少年喪父，獨立謀生，時時以此言鞭策自己。
“香港少寒冬，一有冷死麻雀凍死翁。”
1943年冬，正是香港少有的寒冬。北國的風，翻越南嶺，掠過珠江平原，直撲香港。日治時期，市景本就蕭條，寒冷降至，街上行人愈加稀落。
在這缺衣少食、人人自危的日子，誰也不會關注一對行街的婦人和少年——他們就是李嘉誠和母親莊氏。母親帶嘉誠沿街挨家挨鋪尋找工作，他們足足行走了一整天，從母子倆沮喪的表情，可知未能如願。
天黑許久，路燈才亮起來。燃料短缺，日軍實行燈火管制。酒樓飯鋪，飄出陣陣香氣，李嘉誠空乏的胃腹一陣陣痙攣，早晨喝的是菜葉煮稀粥，早就餓得肚貼背。
“阿誠，餓了嗎？阿媽給你買糯米雞。”母親心疼地問道。她身上帶了幾仙零錢。
“我不餓。”李嘉誠用堅定的語氣回答道。他深知現實的冷酷，不找到工作，一家人連一日兩頓稀粥都喝不上。
母親微微側過臉，淚水撲簌簌往下淌。
母子倆步履蹣跚回到家，雙腳滿是血泡。李嘉誠躺在床上不願動，母親把在路上撿的菜葉洗淨，生火煮粥。
舅父帶來一小袋米，他問了問一家人的起居飲食，板凳沒坐熱就告辭。他應該知道姐姐外甥外出找工作，就是一句不提。
翌晨，李嘉誠堅持一個人出門，他不忍母親跟著他一拐一拐，艱難地行街。
母親說：“你去找潮州的親戚和同鄉，潮州人總是幫襯潮州人的。”母親說了一串人名地址，他們都曾與李嘉誠的先父有交往。
李嘉誠先趕往上環的黃記雜貨店，店主黃叔原先住在潮州北門，與李家租屋僅隔兩條巷，他還是嘉誠伯父李雲章的學生。
李嘉誠呆在街邊愣怔，店鋪關門，“黃記”布幌蕩然無存。他透過門縫看，裡面空無一物，只剩滿地的垃圾。李嘉誠不知黃叔出了什麼事，破產？外遷？或被日本人抓去？他曾聽舅父與先父談商界的事情：日軍當道，市景肅殺，生意難續，生意人，執笠(倒閉)的多於開張的。
父親認識的潮籍人都是小商小富，李嘉誠冒出個幼稚的想法，去銀行找工作，掃地、抹灰、煲茶、跑腿，幹什麼都行。銀行是做錢生意的，銀行不會沒錢。
等待他的，只有閉門羹。
夜幕降臨，李嘉誠拖著疲憊的雙腿回到家，找工的結果一覽無遺地寫在他失意的臉上。母親卻露出難得的笑顏，告訴他：
“舅舅叫你上他的公司做工。”
李嘉誠愣住了，淚水在眼眶裡打轉轉。這兩天，他遭受了太多的辛苦和委屈，雙腳跑得又腫又疼，白眼冷語，深深挫傷他的自尊心。儘管如此，他仍覺得好事來得太快了。
母親給嘉誠擦乾淚水，自己的淚水卻奪眶而出，母親高興地說：“進了舅舅的公司，天天跟鐘錶打交道，這是一門好技術，日後準能發達。阿誠，你可要好好做，聽舅舅的話。”
諄諄教誨間，她瞞住了一個事實。莊靜庵並不忍心讓外甥小小年紀，就獨自闖蕩謀生，他原本就有意讓嘉誠進他的公司。但他擔心嘉誠找工作太容易，不思自強自力。故而先讓嘉誠嚐嚐找工作的苦頭，這樣才會珍惜來之不易的職業。
“我不進舅舅的公司，我要自己找工作。”李嘉誠想起先父的遺言及行為，促使他迅速做出這樣的決定。他不想受他人太多的蔭庇和恩惠，哪怕是親戚。
母親直愣愣望著嘉誠，以為聽錯了。嘉誠果斷地重複一遍。母親不再吱聲，她發現兒子在清高這一點上，太像他的父親，並且比他父親還要倔強。
李嘉誠確實有幾分倔強，兩天遭受的種種挫折，使他產生了一個頑強的信念：我一定要找到工作!
母親同意嘉誠再去找一天工作，“事不過三，第三天還找不到，就一心一意進舅父的公司做工。”
“春茗”茶樓的工作
蒼天不負有心人，次日正午，李嘉誠在西營盤的“春茗”茶樓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卻不能上班，老闆要李嘉誠找一位有相當資產和信譽的人擔保。
李嘉誠興沖沖跑回家，跟母親說起這事。最好的保人，就是做中南鐘錶公司董事長的舅父。舅父不在家，嘉誠又等不及，母親就隨嘉誠先去茶樓看看。
母親見了老闆，向他訴說家庭的不幸。老闆動了惻隱之心，竟同意母親為兒子擔保。
李嘉誠進了茶樓做煲茶的堂仔。
廣東人習慣喝早晚茶，天矇矇亮，就有茶客上門。店夥計，按照季節的不同，必須在早上5時左右趕到茶樓，為客人準備茶水茶點。
舅父送了一隻小鬧鐘給嘉誠，好讓他掌握早起的時間。通過求職這件事，舅父不再懷疑外甥獨立謀生的能力。不過，還不敢預料嘉誠今後會幹出驚天動地的業績。而當時的李嘉誠，也不敢有宏願大志，眼下最現實的，是好好做這份工作，養活母親和弟妹。
李嘉誠每天都把鬧鐘調快10分鐘響鈴，最早一個趕到茶樓。調快時間的習慣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時間的前面。
茶樓的工時，每天都在15個小時以上。茶樓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時。李嘉誠回憶這段日子，說“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萬家燈火回家來”。這對一個才十四五歲的少年，實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時，茶客較少，但總會有幾個老翁坐茶桌泡時光。李嘉誠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大夥計休息，他卻要呆在茶樓侍候。
李嘉誠對兒子談他少年的經歷：“我那時，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樓是個小社會，三教九流，什麼樣的人都有。他們與先父所說的古代聖賢相去甚遠，但一個個都是這麼實在，富有鮮明的個性。他們或貧，或富；或豪放，或沉穩。也許是泡在書堆裡太久的緣故，李嘉誠對茶樓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別的新鮮感。他會揣測某一茶客的籍貫、職業、財富、性格。他由此而養成觀察人的習慣，這對他日後從事推銷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誠尤其喜歡聽茶客談古論今，散佈小道消息。他從中瞭解了社會和世界的許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課堂，聞所未聞；不少說法，與先父和老師灌輸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誠發現，世界原來是這麼錯綜複雜，異彩紛呈。李嘉誠的思維不再單純得如一張白紙，又因為先父的訓言刻骨銘心，他在紛紜變幻的世界沒有迷失自我。
聽茶客談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療法。有一次，李嘉誠聽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聽到大夥計叫喚，慌慌張張拎茶壺為客人衝開水，不小心灑到茶客的褲腳上。
李嘉誠嚇壞了，木樁似地站在那裡，一臉煞白，不知向這位茶客賠禮謝罪。茶客是茶樓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爺。若是挑剔點的茶客，必會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誠誠惶誠恐，等待茶客怒罵懲罰和老闆炒魷魚。在李嘉誠進來之前，一個堂倌犯了李嘉誠同樣的過失，那茶客是“三合會白紙扇”(黑社會師爺)。老闆不敢得罪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請罪，然後當即責令他滾蛋。
這時老闆跑了過來，正要對李嘉誠責罵，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茶客說：“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這位小師傅。”茶客一味為李嘉誠開脫，老闆沒有批評李嘉誠，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會兒就走了，李嘉誠回想剛剛發生的事，雙眼溼漉漉的。事後老闆對李嘉誠道：“我曉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褲腳。以後做事千萬得小心。萬一有什麼錯失，要趕快向客人賠禮，說不準就能大事化了。這客人心善，若是惡點兒的，不知會鬧成什麼樣子。開茶樓，老闆夥計都難做。”
回到家，李嘉誠把事情說給母親聽，母親道：“菩薩保佑，客人和老闆都是好人。”她又告誡兒子：“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積善必有善報，作惡必有惡報”。
李嘉誠再也沒見過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為鉅富後對友人說：“這雖然是件小事，在我看來卻是大事。如果我還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讓他安度晚年，以報他的大恩大德。”
這是李嘉誠一生中惟一一次“飯碗危機”。一年後，李嘉誠辭去茶樓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鐘錶公司。
他已經熬過最艱辛的一年，老闆給他加了工錢，他能夠向其他堂倌一樣，輪流午休或早歸。茶樓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謝茶樓老闆，老闆成全了李嘉誠養家餬口的基本願望，給予他極好的人生鍛鍊。
在中南鐘錶公司的工作
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誠猶豫了好些天。他渴望從事新的職業，尤其是跟複雜鐘錶打交道的行當。李嘉誠邁向社會，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現在李嘉誠又覺得，他似乎不應再有太多的顧慮。自己是在社會闖蕩和磨鍊過的人，進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賜，而是為舅父做事。
莊靜庵回憶少年李嘉誠時說：“阿誠的阿爺謝世太早，故阿誠少年老成，他的許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誠進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為嘉誠是外甥而特別照顧。李嘉誠從小學徒幹起，初時還不能接觸鐘錶活兒，做掃地、煲茶、倒水、跑腿的雜事。李嘉誠在茶樓受過極嚴格的訓練，輕車熟路，做得又快又好。開始，許多職員不知李嘉誠是老闆的外甥，他們在莊靜庵面前誇李嘉誠，說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別人的臉色，就知道別人想做什麼，他就會主動幫忙”。
李嘉誠進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學會裝配修理鐘錶。他利用打雜的空隙，跟師傅學藝。他心靈手巧，僅半年時間，就學會各種型號的鐘表裝配及修理。
舅父對嘉誠的長進心喜不已，但他從不當面誇獎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時代結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變，只是太陽旗重新換成米字旗。戰前，香港人口163萬，日治時期銳減為60萬。大批的房屋遭破壞，英國接管香港，有17萬人無家可歸。戰時逃出香港避災的人，以每月10萬人的數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匱乏，港英政府採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給，復興香港經濟。
莊靜庵預見香港經濟將有超常的發展，於是擴大公司規模，調整人事。李嘉誠被調往高升街鐘錶店當店員。
李嘉誠在茶樓，已學會與人打交道；進中南公司，經過裝配修理的學藝，對各類鐘表瞭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鐘錶銷售，做得十分出色。與李嘉誠同在高升鐘錶店共事的老店員，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道：
“嘉誠來高升店，是年紀最小的店員。開始誰都不把他當一回事，但不久都對他刮目相看。他對鐘錶很熟悉，知識很全，像吃鐘錶飯多年的人，誰都不敢相信，他學師才幾個月。
當時我們都認為他會成為一個能工巧匠，也能做個標青(出色)的鐘表商，還沒想到他今後會那麼威水(顯赫)。”
少年時的李嘉誠，就顯示出與眾不同。只是他的社會地位低下，不引人注意。他在茶樓打工，常常利用短暫的空閒默讀英語單詞。他怕遭茶客恥笑和老闆訓斥，總是靠牆角，迅速掏出卡片溜一眼。他深知眼下吃飯比求知更重要，只能給自己定下最低目標——不遺忘學過的單詞。
大凡成大器者，聰明是其一，重要的還是勤奮。
進了中南公司，晚上的時間全是自己的，白天做工不那麼勞累。李嘉誠給自己定下新目標——利用工餘時間自學完中學課程。他年少位卑，骨子裡卻有股不屈的傲氣，渴望出人頭地，像舅父，像茶樓遇到的“大粒佬”(大老闆)，幹一番大事業。雖是在戰時，科技的力量無所不在，中國遭受日本侵略，日本在太平洋戰場最終敗在美國手裡，無不與科技有一定的聯繫。進入和平年代，科技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日新月異。
沒有知識，很難做成大事業，這是極淺顯的道理。
李嘉誠儘管有十分強烈的求知慾望，卻為買教材而發愁。他的工薪菲薄，要維持全家的生活，還要保證弟妹讀書的學費，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風順讀完應讀的學業，而不是像他這樣。李嘉誠想到一個絕妙的辦法，購買舊教材。許多中學生，將用過的教材當廢紙賣掉，或當垃圾扔掉，就有書店專門做舊書生意。
李嘉誠談起節省幾港幣買新書的錢，言談表情，比現在賺幾億港元還興奮：
“先父去世時，我不到15歲，面對嚴酷的現實，我不得不去工作，忍痛中止學業。那時我太想讀書了，可家裡是那樣的窮，我只能買舊書自學。我的小智慧是環境逼出來的。我花一點點錢，就可買來半新的舊教材，學完了又賣給舊書店，再買新的舊教材。就這樣，我既學到知識，又省了錢，一舉兩得。”
從這件小事，可見少年李嘉誠，已開始具備商業頭腦。
1946年年初，17歲的李嘉誠突然離開勢頭極佳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間小小的名不見經傳的五金廠，做行街仔(推銷員)。
同事大惑不解，阿誠是老闆的外甥，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叻仔(有本事的青年)，在公司前程無量。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他為的是哪般？莫非他神經出了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