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5月3日是國際新聞自由日嗎？相信大多數對於這個國際新聞自由日沒什麼感覺和概念。
2020年5月3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國際新聞自由日做了視頻致辭。
視頻中古特雷斯強調了媒體在面對新冠疫情下對政府有效的監督作用，同時也強調了錯誤信息及陰謀論對於疫情二次蔓延的推動，最後強調了新聞自由的積極意義。
世界新聞自由日是源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由聯合國1993年正式確立，旨在提高新聞自由的意識，並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論自由的權利，該權利銘記在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中。
新聞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是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在新聞活動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公民重要的民主政治權利之一。
簡單總結其實就是首選有傳遞信息的義務，同時有輿論監督的權利，通過前兩條來實現大眾權利的保障。
因此一些宣稱民主制度的國家，把公民享有新聞自由的條文寫入憲法。以此彰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實現公眾對權利的輿論監督。
1、監督是永恆的主題
新聞自由這樣的觀點很多人都是從西方文化的宣傳中逐漸瞭解端倪。而水門事件中，媒體直接影響了美國政局。監督，監督美國總統，讓西方媒體不僅收穫了聲譽，同時也給美國媒體指明瞭方向。全球新聞行業最重要的獎項普利策獎每年的獲獎新聞幾乎都與監督政府有關。從特朗普財富來源到槍擊事件引起的控槍爭論。
2、西方媒體監督政府，但不代表政府不控制媒體
因為西方媒體過去幾十年來的世界主流輿論地位以及西方文化價值觀的持續性輸出，讓很多人誤以為西方媒體是完全自由的，是“不受政府管制的”，進而得出結論說西方媒體是自由媒體。
以美國為例：美國有政府機構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負責向美國的電臺、電視臺發放牌照，同時對節目的內容進行了最基本的限制，並且負責規定所有美國國內的無線和有線通信行為。委員會可以根據“公共利益、方便或必要”的理由發放或不發放通信執照。
FCC的委員和主席則由美國總統提名，特朗普新官上任後即提名的現任FCC主席Ajit Pai，最後就將奧巴馬時代FCC針對互聯網服務提供商(ISP)制定的隱私規則給廢除了。這並不是無可溯源的現象。早在 2014 年，特朗普就曾經對網絡中立性表示，他說：“奧巴馬對互聯網的攻擊是又一次從上到下對權力的攫取。網絡中立性就是‘公平原則’。”
因此可見FCC的政策其實與政府政策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
3、西方控制言論的不是政府，但是卻是大資本利益集團
西方媒體雖然沒有“國有”媒體的概念，但是西方媒體身後卻是有資本撐腰的。特別是主流媒體，恰恰是因為有龐大而集中的資本源源不斷的支撐才獲得巨大的社會影響力。而資本通過媒體在社會獲得影響力，還通過其代理人在政府獲得影響力。這就形成了政治（軍事），資本，文化（輿論）的完全整合。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媒體可以批評政府，可以批評社會，但是主流媒體並不會批評和其背後資本相關的那些事兒，比如“政治獻金制度”和受賄是完全區別開來的。
在這次新冠疫情過程中，從《紐約時報》面對中國和意大利兩國封城抗疫的雙標報道；
網友對於西方媒體雙標的嘲諷
到美國驅逐中國記者；再到西方媒體淡化本國疫情，藉機汙名化中國。讓大家其實清楚的看到西方媒體所謂的“新聞自由”。
絕對意義上的新聞自由是否能實現我們不做深度討論。畢竟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及應用，大眾即媒體。新聞自由關乎大眾，新聞自律也同樣關乎個人。
“在全世界，凡是有資本家的地方，所謂出版自由，就是收買報紙、收買作家的自由，就是買通、收買和炮製”輿論“幫助資產階級的自由。”----列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