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毛澤東多次起草電報，部署武漢解放工作。21日，渡江戰役打響。28日，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我四野主力還要一個多月才能到達漢口附近，接收漢口的準備工作尚未做好……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漢口敵軍驚慌，撤走得太早”。
武漢地處長江中游，是華中最大的城市，也是國民黨迫於戰局失利而提出“隔江而治”戰略防線上的重要據點，由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親自坐鎮佈防指揮。後來戰局果如毛澤東所料，白崇禧困守武漢到5月後南逃。
武漢這座曾掀起大革命風暴、湧流抗日救亡洪波的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歷史文化名城，終於在經歷了漫漫長夜後迎來黎明的曙光。
武漢解放的模式，在全國獨一無二。武漢的解放，既沒有經過戰爭，也沒有談判。武漢兵不血刃得以和平解放，是裡應外合的結果，在中國解放戰爭史上有著重要的歷史地位。回憶武漢解放的歲月，武漢三鎮的一些見證過的耄耋老人，在晚年難掩內心的激動。
“小諸葛”倉皇棄城南逃
1947年夏，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接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歷史性戰役相繼發生，國共雙方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大逆轉，全國解放的進程加快。
為阻擋人民解放軍向江南進軍，國民黨在1948年6月就成立了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由素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擔任總司令。
白崇禧集團將40個師中的27個師約25萬兵力部署在宜昌到湖口段和武漢地區。此外，以58軍組成武漢守備司令部，軍長魯道源兼司令，擔負武漢三鎮的守備任務。
1948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淮海戰場節節敗退，國民黨內部矛盾進一步激化。白崇禧在獲悉蔣介石有意“主動隱退，以促成國共‘和談’，阻止解放軍過江”之後，一面於12月24日、30日連電蔣介石，要求其“迅作對內對外和談部署，爭取時間”，擁護桂系首領李宗仁上臺，為自己增加政治籌碼；一面利用湖北等地的實力派和民主人士，以“民意機構”的名義發動“和平運動”，希望以局部和平及暫時喘息，來謀求與共產黨“劃江而治”。
隨著解放戰爭不斷向南推進，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告“引退”，李宗仁任代理總統，白崇禧繼續寄希望於李宗仁政府與共產黨“劃江而治”。對於白崇禧利用湖北民主人士發起的以繼續維繫國民黨獨裁統治，阻止共產黨及人民解放軍“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陰謀，中共中央洞察全局，在和談中堅持原則，徹底粉碎了蔣介石及桂系的把戲。
同時，中共湖北地下組織，充分利用一切社會關係，積極爭取民主人士，使“和運”陰謀流產腹中。2月，四野隨即派出兩個軍約12萬兵力，在12兵團司令員蕭勁光的統一指揮下，組成先遣兵團向武漢進發。
其中，第40軍於2月下旬從北平出發，3月23日跨過黃河，直抵鄭州，並於4月5日前奪取花園、孝感地區，逼近漢口。先遣兵團的另一支部隊第43軍也向南挺進，於4月5日進佔羅山、紅安等地。
中原人民解放軍江漢軍區部隊也連續作戰，橫掃了白崇禧集團在武漢西面、北面外圍的據點。到5月13日，解放軍又從東面攻佔了團風。至此，解放軍形成了從東、北、西三面圍剿敵軍的局面。
隨著國共議和的失敗及解放軍的步步逼近，白崇禧深知大勢已去。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他做好了撤退武漢的準備，但還是打算讓部隊表面上抵抗一下。然而，5月14日，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發動了“漢潯間渡江戰役”，從團風、蘄春一帶渡過長江，形成了對武漢的戰略合圍。
張軫，國民黨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隨著戰局發展，他對國民黨當局越來越失望，對內戰感到厭倦。
他的女婿張尹人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他通過女婿向共產黨表明了起義的想法，並組編了19兵團的128軍和127軍作為起義的基幹力量，在高級軍官中進行起義的宣傳和聯絡工作。
起義的前兩天，張軫冒著生命危險秘密至武昌勸說國民黨守備司令魯道源一同起義，然而魯道源向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顧祝同告了密。
5月14日，白崇禧在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約見張軫，出示了顧祝同的來電，並下令扣留了張軫，同時要求張軫打電話通知師長以上軍官明日10時來此開會。事發突然，但張軫仍然鎮靜自若，笑著要求到19兵團駐漢辦事處打電話。白崇禧猶豫再三，答應了張軫。
脫險後，張軫徑直奔向金口並立即召集高級將領會商。與會人員一致主張提前行動，宣佈起義。
15日凌晨，張軫所率的3個師2.5萬餘人在武漢附近的金口起義。金口起義，給國民黨的守衛武漢計劃以致命一擊，打亂了白崇禧武漢撤退時大破壞的行動步驟，壯大瞭解放軍解放武漢的聲勢。
眼見敗局已定，形勢直轉急下，白崇禧匆忙部署部隊撤離，他自己則在當天下午1時許乘坐“追月號”專機倉皇南逃。
當晚7時許，國民黨守備司令、58軍軍長魯道源發表書面談話稱“放棄武漢”；午夜時分，最後駐紮在武漢的國民黨第58軍全部倉惶撤離，而此時解放軍還沒進城，武漢三鎮進入“真空期”。
據武漢解放親歷者的敘述，“1949年5月15日晚上開始，漢口已是一座空城”，只有長江邊不時傳來“撤退的國民黨軍破壞碼頭和躉船的爆炸聲”。
5月16日下午，四野先遣兵團118師在鄧嶽師長、蔡炳成政委的率領下從江岸頭道街劉家廟浩浩蕩蕩進入漢口，標誌漢口解放。
走上街頭的市民們驚喜地發現，滿街到處可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標語，報童們高聲叫賣著新湖北日報社的中共黨員連夜趕編的《武漢解放》號外。
17日清晨，江漢軍區獨立一旅從蔡甸出發，進駐漢陽；下午5時許，四野第40軍153師從葛店沿武冶公路進入武昌。於是，漢陽、武昌也相繼解放。至此，武漢兵不血刃地迎來了解放。
很多人可能認為，武漢解放當天，三鎮遍地是歡呼雀躍、載歌載舞的場景，甚至許多文獻資料在說到當時情景時，也時常出現“市民們傾城而出，夾道歡迎，歡呼聲、鞭炮聲、鑼鼓聲響徹雲霄”類似的描述。
然而，據武漢城市史研究專家介紹，解放軍進城時，並沒有組織大規模的歡慶遊行場面，只有武漢地下黨及武漢社會賢達組織了部分市民夾道歡迎部隊進城。
由於擔心國民黨反攻，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在解放軍進城前，並沒有組織慶祝和遊行。真正的市民歡慶活動，到了5月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成立以後才陸續開展。
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對桂系應根據聯桂反蔣方針採取具體步驟的電報手稿
隱秘戰線的統戰策反
在抗日戰爭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就陸續派出趙忍安、李聲簧、曾惇等一批骨幹到武漢重新開闢黨的地下工作。1948年7月，為集中力量，統一領導，做好武漢城市工作，由曾惇、江浩然、張文澄、陳克東和劉實組成的中共武漢市委員會隨之成立。
此後，中共武漢地方黨組織快速恢復、發展，1948年冬至1949年4月，共建立了20多個黨支部，發展新黨員240餘名，約佔武漢解放時全市黨員的61%，發展黨的外圍組織10多個、外圍人員2000餘名。此外，武漢還活躍著一支重要的中共地下鬥爭力量：中央及武漢周圍解放區各級黨委城市工作部。
至1948年秋，以武漢為工作對象的城市工作部有11個，工作人員達2800餘名，其中中共黨員有50餘名，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與武漢地方黨組織相平行的另一重要組織系統和方面軍。
解放前，胡銘心是武昌地區中學聯合黨支部書記，領導中學的學生運動。從事地下工作時，胡銘心將國民黨湖北省黨部書記長陳良屏作為策反目標，因其沒有血債，同時掌握大量的機密。讓胡銘心擔任策反工作，是因為陳良屏的小舅子和胡銘心的親哥哥關係很好，通過這層關係，胡銘心與陳良屏曾有過接觸。最後，陳良屏主動將國民黨在湖北的一些機密告訴了胡銘心。
隨著解放軍兵臨武漢的日期越來越近，國民黨的黨政軍警人員人心開始出現動盪。一些上層人物面臨著去還是留的艱難抉擇。如果能夠策反這些人，那麼無疑對保護武漢和今後的城市建設有著重要意義。
各地的城工部隊員們也加大了策反的力度。其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成功策反了偽漢口特別市市長晏勳甫。中共江漢軍區天漢縣委城市工作部部長陸天虹和他的同事們就參與了這起策反活動。
偽漢口市市長晏勳甫是同盟會老會員，參加過北伐，國民黨中將軍銜。他是白崇禧很器重的人才。白崇禧多次表示要帶他一起離開武漢。到底是走還是留，晏勳甫一直很矛盾。為此，江漢軍區城工部找到了晏勳甫的同鄉、武漢工商界著名人士林厚周和晏勳甫的叔父、原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力勸晏勳甫留下，並表示予以優待。晏勳甫遂決心留下。
武漢解放前的一段時間，他基本閉門不出，不理政事。然而，為了脅迫晏勳甫到臺灣，白崇禧離開武漢前，將晏的家眷送到香港。5月15日上午10點，白崇禧又下令晏勳甫和他一起到武昌機場飛往臺灣。
曾在江漢軍區城工部工作過的阮冰回憶，當時，晏勳甫在眾人面前痛哭流涕，陳述他的困難和疑慮。林厚周、晏道剛等人找到晏家，要他相信共產黨既往不咎、立功受獎的政策，同時給晏的家眷寄去1000美元。
大家勸晏勳甫把漢口市在“真空”時期的各項工作承擔下來。可是，晏勳甫還是默默無言。在關鍵時刻，林厚周把電話移到了晏勳甫床頭，請他發號施令。就這樣，城工人員留住了晏勳甫，晏勳甫在床前指揮起所屬單位，特別是警察局和水電公司，要他們嚴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
在武漢市政府正式成立的交接大會上，晏勳甫將國民黨漢口市政府的全部檔案和財物交給了人民政府。為了保護好王家墩機場，城工人員劉業成找到了飛行員，說服不了飛行員就找些和地勤人員有同鄉、親戚關係的人讓他們混進去，讓地勤人員去對飛行員做宣傳：打內戰沒前途，不要再做對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經過解釋動員，那些受到宣傳鼓動的飛行員思想也開始轉變，認識到國民黨潰敗是改變不了的事實。城工人員鼓勵他們在反破壞、反逃跑、反遷移中做出貢獻，維護飛機和機場設備的安全，告訴他們在被命令轟炸時儘量把炸彈往空地上扔，等待解放軍接管。武漢告急時，白崇禧準備炸燬機場，城工部的童治周利用北方老鄉關係，策反了工兵連長李樹柏。
李先是派工兵像模像樣地安炸藥、埋地雷，騙過白崇禧派來監督的人，5月初接到爆破命令後，李樹柏不僅沒有點火，反而按照事先做好的記號，一個一個排雷。就這樣，王家墩機場得以保全。
中共武漢地下黨組織和各級城工部卓有成效的地下活動，以及統戰、策反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加之愛國民主人士掀起的和平運動，避免了戰火在武漢燃燒。
“不服周”的華中大都市的新生
1949年5月22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武漢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2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宣佈成立，發佈政字第一號佈告：劃前漢口市、武昌市及漢陽城區等所轄地區成立武漢市人民政府，任命吳德峰為市長。
“那一年記憶最深的是父親發表施政講話，那天我躲在後臺，從來沒見過這麼多人這麼激動地鼓掌，很多人眼睛裡都閃著淚光。”吳德峰的小女兒吳持生回憶說，她雖然只有10歲，在眾人的氣氛感染下，也情不自禁地跳起來鼓掌，眼眶溼潤了好幾次。
吳持生回憶，那天父親穿著類似中山裝的灰布上衣，腳蹬圓口黑布鞋，精神異常飽滿。他上臺後說的第一句話是：“今天我能與大家見面，感到非常高興。”旋即，他向全體人員指出：“過去武漢是消費城市，要建設成為一個生產城市，主要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商業經濟。共產黨有本事接管城市，也有本事建設好武漢。”
當時武漢一家民間報紙《羅賓漢報》這樣描述：“吳德峰的話字字句句鏗鏘有力，激昂、坦率、真誠。全體職員聽了他的話，會前悲觀情緒初步解除，鼓起了重新做人、建設武漢的勇氣。”
第二天，新建的中共武漢市委員會成立，張平化為書記。武漢市委成立後，相繼建立了市直屬機關黨委、企業黨委、學校文化黨委和市郊區黨委等組織機構。
這時，中共武漢市委、中原職工總會籌備委員會調集了700餘名幹部，組成39個工作組，分別到鐵路、海員、水電、郵電、機械、輕紡等行業的公營企業和較大的私營企業，瞭解情況，宣傳政策，協助接管，恢復生產。
解放初的武漢滿目瘡痍，社會動盪，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史料記載，武漢解放時，交通運輸中斷，城鄉隔絕，工業奄奄一息。
5月25日，吳德峰簽發了武漢市政府財字第一號佈告，根據“發展生產，保證供給，繁榮經濟，公私兼顧”的財政方針，宣佈廢止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某些苛捐雜稅，確定除農業稅以外的食鹽稅率，其他稅收暫按原稅率徵收；除規定稅收外，任何機關團體、部隊或個人非經政府批准，不得再徵派一文一粟。
6月11日，武漢市委發出第一號通知，宣佈建立中共武漢市委職工工作委員會。同日，在江漢電影院召開了全市職工代表大會，大會決定建立全市職工群眾的領導組織——武漢市職工總會籌備委員會。
武漢市職工總會籌備委員會的成立，標誌著大革命失敗後中斷22年之久的武漢工會組織重新得到了恢復。
為了儘快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武漢市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包括貫徹貿易自由政策，溝通城鄉關係；調整勞資關係，穩定資方情緒；發放貸款，銀行對私營工商業給予資金幫助，到當年10月，共爭取到300億元（舊幣）存款餘額供工商業短期週轉。
1946年，16歲的周文友從漢陽來到漢口，在一家藤椅店當學徒。“武漢解放前夕，街面上的店鋪都關了，我們也不例外。”周文友晚年回憶說，武漢要解放的消息還是店鋪老闆帶回來的。
“當時工商聯組織學生們從黃孝河把解放軍接到漢口，我們還前去湊過熱鬧。他們穿著麻布粗衣，腳踩草鞋，五個一排，踏著整齊步伐從我們面前走過。”武漢解放後，工商聯還組織商界代表們學習共產黨政策。
“老闆回來後告訴我們，共產黨講規矩，不搞‘燒殺搶掠’那一套，讓我們不要怕，該開業開業。”後來，周文友幫工的藤椅店照常開門。
毛澤東曾說，全國城市解放有三種模式，即北平、天津、綏遠模式。所謂三種模式，即北平的“和談”、天津的“戰爭”方式，與綏遠的“達成協議，暫緩解放”三種方式。
不過，武漢三鎮和平解放模式有別於以上三種，獨具特色，開闢了全國城市解放的新模式。回到人民手中的這座城市，開始書寫新時代的偉大華章。
1949年，魯雲亭剛滿15歲。他對早年民不聊生的生活深有感觸，在晚年說：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歷了吃不飽、吃飽、吃好、吃巧、吃健康這5個階段，“現在我們過著幸福安定的生活，但絕不能忘記歷史，我們有責任告訴年青一代當年發生的事”。
敢為天下先的武漢，始終深植一片以解放精神為內核的熱土。長江經濟帶的脊樑，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國家中心城市，世界城市發展中的亮點城市，每一幅藍圖都須篳路籃縷，每一個腳印都須披荊斬棘。
時間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偉大的書寫者。“不服周”的武漢人，真的在改變。“武漢，每天不一樣。”這一新的城市形象口號剛出爐時，也許並不引人注目，但是，聚小成為大成，積量變為質變，正是一個大都市走向現代化的內在邏輯。
通過這麼多年的奮鬥，武漢一步步成長為在國家戰略、全球競爭中肩負重任的城市，成為一座活力湧動、人才薈萃，一座溝通南北、聯通世界，一座現代開放、包容大氣的大都市。
[本文刊於《中華兒女》雜誌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