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發展到清代，進入了一個大總結期。如何對歷史上浩如煙海的典籍進行梳理、詮釋和總結不僅關乎到文化傳承問題，也對當下的社會思潮有直接的影響。整理和重新解讀典籍首先就要識字，也就是要通過正確字義去理解前人的思想。於是，對古代文字學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說文解字》的研究就成為當時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領域。在眾多《說文》研究者中，桂馥是一位傑出人物。他在當時與另一位研究《說文》的學者段玉裁齊名，並稱“段、桂”，也是清代《說文》“四大家”之一。
桂馥，字冬卉，曲阜人。祖上籍貴溪，明初以從徵功世襲尼山衛百戶，因為這個緣由成了曲阜人。他早年嗜學，於書無所不讀，尤其喜歡小學金石，工篆隸。 後來，因為在民間逐漸有了名氣，結交了翁方綱。他們一起考訂金石，精研《說文》，切磋書藝，砥礪學術，前後長達近四十年。桂馥與翁方綱的交遊，擴大了交誼範圍、提高了學術造詣。他還有一位忘年之交，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桂馥與阮元也是相互切磋問學，詩作唱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憶。他還與歷城周永年“置借書園，藏書萬卷，並祠漢經師其中，貧士好學者輒貸與之。”可以算建造了一個民間圖書館。桂馥五十歲的時候才考中進士，被授予雲南永平縣知縣的職位，這個時候，桂馥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永平縣是雲南邊陲小縣。桂馥去了後治理得不錯，“政簡刑清，遂得以暇自理經生業”。
對這段仕宦的經歷，桂馥曾寫過一首《來何為》的詩，描述當時的社會現實以及他的感慨：“來何為，來何為，遠投萬里之邊陲。丈夫意氣不得伸，開口便惹長官嗔，無用唯有讀書人。小民苦向縣官訴，縣官含笑不敢怒，民兮民兮官將去。”
在學術上，桂馥“博涉群書，尤潛心小學，精通聲義。”他曾說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因此，他自己花了四十年時間，把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與諸經之義相疏證，寫成《說文義證》五十卷。“力窮根底，為一生精力所在。”
桂馥與段玉裁生是同時代人，也都是以研究《說文》見長。兩人齊名，學者以桂、段並稱，但兩人從未相見，也沒有相互看過對方的書，也是一件奇事。在評價桂、段二家優劣上。當時的研究者認為，“蓋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於聲；桂氏之書，聲亦並及，而尤博於義。段氏鉤索比傅，自以為能冥合許君之旨，勇於自信，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創義為多；桂氏專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闢，桂書繁而尋省易了。夫語其得於心，則段勝矣；語其便於人，則段或未之先也。”確實是持平之論。
但桂馥在訓詁中絕不僅僅是堆積材料，他不僅重視對文字字形的分析，也已然充分認識到讀音的重要作用，從聲音的角度探討詞的本義問題。許慎編排《說文》的目的是為解經書之義。桂馥準確把握許意，反向援引大量例證對《說文》釋義的準確性進行求證，求證過程中採用他解釋了古文、籀文，對人們深刻理解古文字大有裨益；他對古今字、通假字、異體字等的分析，為當今漢字的用字研究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和依據。
另外，在仕宦於滇南期間，桂馥追念舊聞，寫有隨筆疏記十卷，以其細碎，比之匠門木材，題曰《札樸》。這部《札樸》雖雜，但是考證十分精詳，雖不是桂馥一生心血所在，但卻能體現桂馥多方面的成就，也給後人留下了一部小百科全書。
桂馥還是一位劇作家。他晚年創作的雜劇《後四聲猿》取法明代徐渭《四聲猿》,演繹白居易、李賀、蘇軾、陸游的生活故事，細膩表達了自己天涯淪落之際內心世界的憤懣、感傷與無奈；詩意生存與人生追求、文學創作與經學研究於桂馥生命過程中的消長、互動，讓《後四聲猿》突破了乾嘉學術觀念而有了浪漫氣息。
桂馥的隸書名重當時，書風質樸平實。他的書法成就既是其師法自然的結果，又與傳統文化的薰陶、本人淵博的學養和虛心好學的態度密不可分。
桂馥於七十歲的時候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