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嶸均，華東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吳悠，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原載於《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5期
[摘 要]在網絡信息化時代，虛擬公共領域對人們的思想意識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網絡媒介技術的普及應用、網絡草根文化的崛起以及“娛樂至死”氛圍等的形成，推動並加速了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發展趨勢。這導致主流意識形態存在被弱化、淡化以及分化的潛在風險。為了消解風險並切實保障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及其權威性，就需要對不適應網絡環境發展變化的要素，以及網絡政治生態和網絡社會生活等進行調適。
[關鍵詞]虛擬公共領域；主流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化；風險與調適
在網絡信息化時代，互聯網的普及和應用加速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的變革，“社會的組織結構與運行方式正在極大改變，一種以新型信息系統為紐帶的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運行方式正在形成。高新信息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社會高度信息化，不僅改變著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也改變著社會的宏觀結構和組織方式，造成社會運行模式的極大改變”。就其引發的意識形態變革而言，網絡空間無疑為人們創造了一個信息溝通、話語流動、情感表達和思想交流的意識空間。人們藉助語言文字、圖像符號、音頻視頻等方式，隨意在網絡上進行思想交流、信息溝通、情感表達等活動，但是我們不難發現，這種看似隨意的交往意識很多時候卻會對主流意識形態產生解構作用，主要表現在，“網絡語言的隨意性解構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穩定性；碎片性傳播解構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整體性；戲謔性調侃解構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短促性解構了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延續性”。正是這種解構作用，使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呈現出去意識形態化趨勢。那麼，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趨勢是怎樣生成的？它顯現出什麼樣的風險？面對去意識形態化風險，我們又應該進行怎樣的調適？本文旨在嘗試回答這些問題。
一、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趨勢的生成
意識形態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哲學家德斯圖德·德·特拉西提出的。在特拉西之後，很多思想家對意識形態理論不斷進行補充和完善，其中馬克思在這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雖然意識形態的首要含義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理論體系，但是“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意識形態只是有階級存在的社會形態的社會意識，而社會意識則是指一切社會形態的意識”，也就是說，作為社會意識範疇的意識形態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種形態的；任何社會都存在多種意識形態，其中必然有一種意識形態是佔主導和支配地位的，其餘的社會意識形態則處於從屬和被支配地位，往往統稱為“非主流意識形態”，而佔主導和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本質上就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往往被稱為“主流意識形態”，有學者將其定義為“一定社會的階級、集團基於自身利益對現存社會關係自覺反映而形成的認知體系，由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學、道德、藝術、宗教等社會學說及觀點所構成，反映了一定階級或集團的利益取向和價值取向，併為其服務，成為其政治綱領、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社會思想的理論依據”。筆者從社會意識範疇出發區分主流意識形態和非主流意識形態，目的在於分析網絡空間所呈現的去意識形態化現象。
事實上，網絡技術的出現為意識形態的發展開闢了一個新的場域——網絡虛擬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源於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哈貝馬斯認為，公共領域是具有公共性、公與私界限分明的獨立領域，其核心在於它的批判功能，在於它是通過公共討論後形成的輿論，可以直接與公共權力機關相抗衡，因而，公共領域是指“一種介於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力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於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並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們把網絡空間的虛擬公共領域看作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意義上的一個延伸，其批判性功能則體現在聚焦於關注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形成共同意見、維護公共利益。筆者對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的借鑑，主要限於其在關注公共事務、進行公共討論、形成共同意見、維護公共利益的批判性功能上。
藉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概念，可以看到，網絡虛擬公共領域是作為一種想象的文化建構共同體或虛擬實境而存在的，雖然是“虛擬”的，但不是“虛無”的，它是現實空間意識形態的一個延伸，因而不是憑空產生的。但是，虛擬公共領域由於獨有的隱匿性、開放性、無界性等特點，更有利於反映普通大眾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為，“與自然界的有機體類似，網絡是一個文化有機體，它在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基因’的表達”。就此而言，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必然會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思維習慣和方式等方面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隨著人們思維方式的改變，人們的思想觀念和意識觀念也必然發生相應的改變，因為“人們的思想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也就是說，“網絡空間是現實空間的折射，個體觀念的塑造受制於現實空間和網絡空間的雙重影響。現實空間的信息可以隨時輸入網絡空間，而在網絡空間中的信息既是現實空間的反映，又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現實空間”。因此，隨著網絡技術、信息技術、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等不斷髮展，在探索自然、社會和人類發展規律的過程中，人們必然會利用新技術重新闡釋並創造性地描述關於新的社會發展和新的文化體驗的理論。也就是說，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幫助人們“建立了廣泛的網絡”，並“激活了集體行動”的慾望和動力，因為“電腦、因特網不是像一般的科技產品那樣在傳統時間和空間下推動現代化進程，而是創造了一種新的時間和空間：電腦時間和空間；創建了一個新的世界：信息世界”。就此可以推斷，人類在利用電腦、因特網等的現代網絡信息技術創建新的網絡時空和信息世界的同時，也必然會創生出一個不同於以往階段的精神世界和心理觀念空間。從文化科學史的角度來說，在人類認知的演進或進步方面，“每個時代自有其全新的看法和其特殊的觀點，因此每個時代均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同一事物’”。在當前網絡信息時代，人們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新的視角”就是網絡空間的信息生成視角。那麼，就其對意識形態領域所產生的影響而言，人們在網絡實踐中會如何看待意識形態這個“同一事物”呢？
在網絡實踐中，我們發現，人們在意識形態認識方面呈現出去意識形態化的趨勢。在闡明這一觀點之前，我們有必要闡釋清楚“去意識形態化”這一概念。筆者認為：“所謂去意識形態，就是指在對意識形態各個組成部分進行分解的基礎上把握其本質，根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變化發展的需要，消解其不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變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同時建構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環境變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可以將這一解構和重構意識形態的過程變化，稱為去意識形態化。在去意識形態概念中，‘去’的含義應該具有現代性中‘解構’和‘重構’的雙重含義。”因此，去意識形態化，並非對現有的國家意識形態全盤否定，也不是要徹底推倒重建，而是要在保持現有意識形態本質與功能大方向不動搖的基礎上，通過局部調整其內容與形式，優化傳播方式、解釋能力、引領能力和包容能力，使國家意識形態具備凝聚共識、政治整合的能力，與時俱進，更好地適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事實上，在今天的自媒體時代，網絡實踐活動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虛擬公共領域的去意識形態化是必然趨勢。
第一，網絡媒介技術的特點是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生成的重要原因。在當今時代，以網絡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通信技術等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對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人類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事實上，“當前的技術變革已經轉變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涉及我們工作休閒的方式、學習交流的渠道以及解釋改造世界的方式”。就其對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言，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正在加速網絡空間的去意識形態化。在日常網絡實踐中，“我們不再是‘人’，而是出現在另一個人的電腦屏幕上的信息”，因而，我們彼此接觸到的信息都是在屏幕上被數字化的“所指”和“能指”，而這種雙向的不確定性和隱匿性特徵，則使行為主體可以脫離社會身份的內在約束和外在監督，在網絡空間中更自由、真實、隨意地宣洩自己的情緒、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等。此外，由於互聯網是一個面向全世界開放的信息分享平臺，人們可以輕易突破地點、民族、種族、膚色、性別、年齡、職業等限制，進行多元價值和文化的交流，也很容易接觸到諸如色情、暴力、恐嚇等負面信息，而這些都極易侵蝕主流意識形態。
第二，網絡的普及促進了草根文化崛起，推動了“去意識形態化”趨勢。在網絡傳播時代，網絡作為一種媒介，越來越成為普通民眾進行溝通交流和社會交往的技術工具，因而網絡技術便利了人們獲取和佔有信息，使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信息發佈員或新聞播報員。交互式的信息傳播生成了話語體系的非中心化，信息的流通越來越朝大眾化、草根化、多元化方向發展。一方面，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有機會更便捷及時地接受與傳遞信息；另一方面，網絡空間為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可能。網絡民主成為虛擬公共領域獨有的民主形式，參與主體可以是任何人，每個人都能就自己關注的社會問題發表見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權力機構和大眾媒體的話語壟斷，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公眾的表達權和言論自由。在虛擬公共領域裡，缺乏平民化視角的“精英言論”往往受忽略或“棒殺”，而網絡空間的“草根言論”由於“接地氣”而具有了鮮活的生活色澤、民間溫情、生存疾苦、戲謔嘲諷、嬉笑怒罵等特徵，會得到點贊和熱捧。因此，“草根民眾”很少會根據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觀念去行動，而更多地根據底層群眾的價值觀念和利益訴求去採取行動。
第三，網絡虛擬公共領域所營造的“娛樂至死”氛圍，加速了去意識形態化的發展趨勢。公共輿論領域是“一個關於內容、觀點、也就是意見的交往網絡。在那裡，交往之流被以一種特定方式加以過濾和綜合，從而成為根據特定議題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見或輿論”。一種公共意見或輿論的形成和出現，只有基於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和環境才有可能，一旦離開了當時當地的社會條件和環境，它也就不會產生什麼效力。我國虛擬公共領域如今在很大程度上被娛樂化了，很多網民更多的不是表達意見、交流觀點、達成共識，而是消遣娛樂、打發時間甚至宣洩情緒，因而他們對公共事務的熱情遠不及娛樂八卦。
綜上所述，網絡媒介技術的發展和普及，導致網絡草根文化興起，為普通大眾營造了“娛樂至死”的人文虛擬空間。然而，當我們“闡述任何一種關於人類關係的圓滿的現代倫理時，最重要的是承認人對於人類範圍外的環境權能必有的限度，承認人對人彼此間的權能宜有的限度”。從網絡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視角出發，我們應重視人們表達思想觀點、交換社會信息、抒發心理情感等網絡實踐活動，是如何在有意無意中解構並重構主流意識形態，並導致主流意識形態呈現被弱化、淡化甚至被分化的趨勢。
二、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風險
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並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因而，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技術和社會環境中，意識形態的發展和表現是不同的，即使它沒有在根本上影響政治集團的統治，但是由於技術和社會環境的變化，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問題上，普通民眾常常無法超脫於由此而造成的超理性或不合理的偏見與衝動。在當下中國，網絡空間中“諸如‘片面、重複、倒位’等負面效應便將中國人原有的理性邏輯肢解成碎片化的理性認識，‘偏激、武斷、情緒化’等負面心理效應便對原有的理性心理空間進行擠壓”。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以及社會關係與行為規範等都會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價值體系也發生了相應改變或調整。從網絡虛擬公共領域來看，由於受信息化網絡化技術和社會發展環境的影響，總體來說，主流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化的風險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存在被弱化的風險
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新科技發展對人類思維造成的最直接影響就是催生了哈貝馬斯所闡述的“技術統治的意識”。為此，必須清楚認識到人類社會經濟、文化生產、政治認同以及意識形態等與現代信息技術緊密結合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避免單向度地看待“技術統治”的意義。客觀地說，這種佔統治地位的技術統治的意識，實際上構成了當今網絡時代裡意識形態更為細微的背景環境，它“使科學成了比舊的意識形態的類型更難以抗拒的，更具有深遠影響的偶像”。[3]這就給人們帶來一種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錯覺，因而在技術進步帶來的生活便利和開闊視野中，各式各樣社會輿論的傳播便有了技術支撐，而且，“傳播技術前進一小步，監管難度就增加一大步。隨著分佈式數據存儲、點對點傳輸、共識機制、加密算法等計算機新技術的應用，信息技術傳播出現新特點，如信息在分佈式節點中存儲和傳播，不需要通過網絡化平臺運行，數據信息完全由用戶通過個人密鑰控制，第三方無法查看、刪除、篡改等。這種去中心化、加密性、不可刪改性的技術特性，使得用戶信息得以規避監管”。因此，這些都對輿論安全和輿論監管造成了潛在風險。當前，網絡信息技術在輿論安全方面的風險，主要表現在其對傳播渠道和平臺的控制、對傳播內容的選擇性分發推送以及對監管的技術規避。然而，不管是網絡技術還是信息技術，只有與一定的主體相聯繫，才能產生合目的性的價值指向。正是由於這種屬性，網絡使用主體自身的意識形態就會自然地映射到網絡空間。這是因為，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無非是人們對社會現象與事件總的看法、態度和思想等的外在反映，以社會輿論的形式再反作用於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以及社會關係與行為規範等，並最終表現為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秩序和社會價值體系的重塑和再造，起到或鞏固強化，或改造乃至摧毀，進而重建的作用。當社會意識形態與主流意識形態一致時，就會產生同向強化的作用；相反，則會產生異向弱化的作用。就當前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在交互性、虛擬性、匿名性的網絡技術背景下，自由、開放、共享的互聯網精神，為廣大網民創造了平等的信息交流場所。在網絡空間中，現實社會里“人”的概念以及有關於人的身份、地位、工作、家庭環境、收入狀況等私人信息都被數字和符號取代，雖然我們每個人在網頁上都知道彼此作為個體的存在性，但人們一切有形的社會標識消失於無形，因而懸浮於網絡空間的只是人們思想意識的符號，這就為各種社會思潮，如新儒學、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利己主義、後現代主義、拜金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的傳播提供了便捷，而當這些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非主流意識形態充斥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就很容易被弱化。
（二）存在被相對淡化的風險
主流意識形態被相對淡化的風險，既是網絡傳播的移動化、社交化、無界化、泛媒介化等的技術屬性所導致的，也是因為“現代媒體實際上已經成為政黨的最大競爭對手，它們和政黨爭奪受眾（成員），爭奪對社會主流意見的主宰權。政黨的一些傳統政治功能，如言傳功能、教育功能等，已在媒體的衝擊下喪失殆盡”。
在網絡虛擬公共領域中，這一風險主要體現在：首先，在政治信息的獲取方式上，以往人們大都依靠報紙、電視等傳統渠道，信息量有限。現在通過互聯網，公眾不僅可以搜索任何自己想了解的政治信息，也可以隨時獲取任何其他信息。其次，在網絡空間中，普通民眾不再是單向信息接收者，也可以成為發佈者。這樣，網絡便充斥著大量非官方信息，這些信息有些帶有主觀隨意性，質量難免良莠不齊，一旦出現具有有害性、煽動性、行動性的信息，就會造成信息接收者的困惑，尤其是一些錯誤言論或謠言，因其具有煽動性、更加吸引眼球等宣傳特性，所以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衝擊更為致命，容易造成信息受眾先入為主地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真實性和合理性產生懷疑。這不僅導致主流意識形態的可信度降低，而且主流意識形態教育群眾、整合社會的難度也由此增加了。最後，在政治參與方面，網絡政治參與的直接性、平等性、便捷性、交互性、高效性等優勢，拓寬了大眾政治參與的渠道，增強了大眾話語權，某種意義上也造成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淡化。
（三）存在被日漸分化的風險
在任何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和許多非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存在，主流意識形態很難取得絕對統治的地位。這是已經被歷史多次證明了的最基本的社會規律之一。對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清醒的認知，否則會造成很大的人為災難。
從政治統治的角度來說，爭奪意識形態控制權，實質上就是爭奪輿論話語權，因為誰掌握了輿論話語權，誰就能夠通過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化來凝聚人心，增進社會認同、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以達到有效的社會動員以及維護統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目的。“像所有思想觀念一樣，意識形態是一種武器，它可以提高國民的士氣，並隨之增加國家的權力，而且正是在這樣的行動中，它會瓦解對手的士氣。”一般而言，在任何社會中，主流意識形態“起著擴大政治認同、進行政治整合、規範政治行為、增強政治體系的合法性、促進政治穩定的作用”。而非主流意識形態，對主流意識形態則起到分散乃至分離的作用。一旦主流意識形態被侵蝕，就會導致信仰坍塌、認同危機和道德失範。因此，我們應力求將非主流意識形態限制在可控的範圍之內。在當下中國，“在多元中立主導、多樣中謀共識，牢固確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加強理論創新與理論宣傳、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的理論工作，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需要，也是應對挑戰的需要”。就此而言，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有足夠的包容性，充分尊重差異性，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聯結民眾及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從根本上滿足人民的願望和訴求、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產，進而保持政治安全穩定和社會長治久安。
三、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風險調適
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風險既是潛在的，也是現實的。網絡主流意識形態引領失敗，就意味著主流意識形態失控，勢必威脅人們的社會生活和國家安全。當前，網絡虛擬公共領域中的意識形態是我們探討和觀察的主要對象。在網絡空間中，網絡匿名所提供的便捷，不僅容易讓社會個體自律意識減弱，也容易使社會個體無視法律的規範和約束。由此，網絡空間便充斥著“黃賭毒”等不良信息，網絡失信、網絡暴力、網絡水軍、網絡犯罪等失範行為更是層出不窮。在網絡隱匿狀態下，有些個體越出了理智的控制，不僅喪失了恐懼感和犯罪感，也模糊了罪與非罪、道德與非道德的界限，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雖然只發生在網絡虛擬環境中，但隨著信息化社會加速發展及網民數量不斷增加，網上網下的銜接與轉換已非常容易，因而由虛擬空間的“坐而論”轉向現實社會的“起而行”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大。
“從方法論角度看，任何意識形態都以一定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為基礎，而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具體表現為一套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影響著人們‘怎麼想’和‘怎麼做’。意識形態的作用，從現實意義上看，就是通過它所包含的一套‘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它在現實社會中化為人的自律行為，也化為人內心中對自我的自覺要求，因而它既自我立法又自我遵從，也是社會規範內化的結晶。可以說，這是意識形態發揮作用最具體、最廣泛的途徑。基於上文分析可見，總體上，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降低了這些客觀規範對人的約束力，使原本存在於現實生活中的規範和秩序逐漸失效；此外，網絡空間中諸多的負面心理、情緒言行，對人們的想象空間、意識空間和心理空間產生了巨大的擠壓作用。因此，在現實空間意識形態建設向網絡虛擬空間轉型的關鍵時期，不僅適用於網絡虛擬公共領域的意識形態還未能完全“破舊”而“立新”，而且在“新舊”更替的過程中，勢必會出現兩種不同規範體系的並存與衝突，導致很多人社會行為失範。對此，我們必須要順應網絡虛擬公共領域生成和發展規律，實時化解網絡空間主流意識形態被弱化、淡化和分化的風險，及時對人們的社會生活進行合乎實際的調適。
理論上看，人們對制度、規範甚至風俗習慣的遵守源於內心對意識形態的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價值認同。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就在於將某種思想、理論、理想、信念、原則等確立為共同的價值觀念和取向。通過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教育，人們在社會實踐中達至共同的價值取向，並以此作為標準規範自己的行動。在網絡信息化時代，這要求我們立足於“意識形態運作環境的深刻變遷，不斷拓寬和改善意識形態教育的渠道和方法”，儘量使用對現實的闡述與說明取代喊口號式的政治動員，避免將意識形態從外部直接僵化地灌輸給群眾，而是更多發動群眾親身體驗。越是能夠這樣做，“就越會深入他們的心坎”。
在實踐方面，主流意識形態要能夠有效發揮作用，就必然需要牢固的物質基礎。要使主流意識形態真正具有凝聚力，被民眾重視，黨和政府就必須始終站穩人民立場，把“對多數人利益的確認、維護和保障”作為根本前提和執政宗旨，在不斷提升執政水平和執政能力的基礎上，滿足人民多層次的需求，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在關涉民生的公共領域為人民提供滿意的服務。
從國家意識形態安全角度來看，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影響舉足輕重。在資本及技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內意識形態國際化、國際意識形態國內化、線上意識形態線下化、線下意識形態線上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極大加劇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隱患。對於一個國家或社會秩序的穩定，網絡意識形態傳播的侵蝕作用甚至會超越軍事力量，起到顛覆和摧毀一個國家政權的作用，“茉莉花革命”就是很好的佐證。就此而言，“互聯網的發展使主權國家置身於一個沒有固定邊界的虛擬的信息世界之中，為此，國家不僅要維護傳統邊界的安全，還要維護互聯網主權邊界的安全，這標誌著以軍事為中心的國家安全範式轉變為以信息為中心的國家安全範式”。在網絡空間中，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和鬥爭表現得更加隱秘、激烈。當前，西方國家“從抽象的人性出發，強調民主、自由、平等的超階級性，否認人的現實階級性、社會性及歷史性，強調人類共同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其實踐追求就是要將人類文明納入資本主義所建立的所謂普遍文明的軌道”。由此看來，西方國家和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較量和鬥爭的根本目的，不在於發展方式的不同，而在於西方國家試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發展軌道，在中國推行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和政治體制。正是出於這一目的，西方國家把網絡空間當作推行其意識形態的重要場所。“未來世界政治的魔方，將控制在信息強權的人手裡，他們會使用手中掌握的網絡控制權、信息發佈權，利用強大的語言文化優勢，達到暴力與金錢無法征服的目的。”為此，西方國家牢牢把控網絡空間意識形態話語權，並充分利用網絡媒介宣傳西方制度。當前，在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迅猛發展的趨勢下，我們要始終堅持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在築牢自身軟實力建設的基礎上，順勢而變，不斷創新話語體系，並努力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
調適網絡空間社會生活、保障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和權威性，我們首先要努力搭建好政府的網絡政務平臺，及時傳遞政務信息，滿足民眾的信息需求；其次要主動拓寬民眾政治參與的渠道，爭取讓每個民眾都能反映問題、表達意見；再次要結合互聯網的信息傳播規律，實現意識形態領域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做到有效“規範政治言論”，不該管的無害言論就大膽放開；最後要儘快轉變治理理念，改變傳統的管制思維，以準確客觀、易於接受、生動活潑的意識形態話語表達方式，實現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對日常生活意識形態話語的借鑑、吸納，盡力使意識形態傳播的內容與當前國內外形勢與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相結合，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特別要注意的是，要切實擴大公民的網絡政治參與，不斷提高人們的政治效能感，培育人民群眾民主、自由、平等、理性、寬容等現代理念，提升公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責任意識與公共精神。只有這樣，主流意識形態才更容易獲得人民認同，最終有效提高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性和信任度。任何政治體系“只有對急劇變革的網絡技術具有較強的適應性，才能順應網絡技術發展趨勢和要求，進而才能更為有效地應對諸多網絡政治安全問題”，為此，我們要力求做到以下三方面內容。
第一，本著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事實和客觀規律的態度做好網絡輿論宣傳，正確引導世風民俗、日常倫理、道德習俗等，做好主流意識形態與人們日常生活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有機結合，有效發揮意識形態同向引領的社會功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發揮輿論導向的作用，“輿論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之禍。好的輿論可以成為發展的推進器、民意的晴雨表、社會的黏合劑、道德的風向標，不好的輿論可以成為民眾的迷魂湯、社會的分離器、殺人的軟刀子、動亂的催化劑”。因而，只有發揮線上線下、兼容幷包的優勢，才能真正贏取主流意識形態宣傳與教化的陣地，進而贏得民心、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同。
第二，要始終重視併發揮傳統優秀文化這一聯結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並利用傳統優秀文化建設好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在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進程中，有許多人始終在拋棄傳統與懷疑未來的困惑中徘徊。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始終縈繞著為何承接傳統、如何走向未來的疑惑。在現代社會功利性價值的驅使下，他們不僅迷失了自我，而且失卻了追尋生命和生活的終極價值與人生意義，陷入蠅營狗苟、自我放逐的茫然中而百無聊賴、一事無成。在網絡空間中，這種思想意識更為普遍。由此，網絡空間中各種粗俗、低俗、庸俗等的文化氾濫成災，顛倒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且西方各種社會思潮乘虛而入，導致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東方與西方之間、特殊價值與普遍價值取向之間發生斷裂與衝突。這是我國當前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主要問題和矛盾。
第三，要始終遵循意識形態真理性、政治性、社會性的評價標準。在真理性評價標準方面，意識形態要始終著力於追尋真正的生活與生命的終極存在價值和意義。在政治性評價標準方面，我們始終要以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為行動指南，始終正確認識意識形態輿論宣傳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和向心力”。在社會性評價標準方面，我們要始終認識到，在網絡空間中，意識形態對社會秩序和社會穩定的維護作用主要體現在信息傳播秩序對網絡輿論的正向引導方面。一旦網絡輿論引導失序，就很難凝聚人心、形成共識，最終必然危及社會和諧和穩定。
通俗地說，意識形態工作就要本著人心相通、人性相通、德性相通、人情相通、事理相通的講情說理原則，採取“事與理合、情與意諧”的方式方法，切人性、達目的，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最終達到對真善美的弘揚與對假惡醜的鞭撻。同樣，對於網絡空間的意識形態工作，不能將其神聖化或虛無化。在全球化時代，要特別注意技術和資本合流干預乃至侵入意識形態安全領域的問題。當前，“一些大型互聯網企業，都通過上市甚至在境外上市進入資本市場，又憑藉資本市場的優勢進入傳媒領域，實現資本與傳媒的結合”。資本和技術合流，給輿論安全帶來的風險有二：一是使網絡媒體所有者的成分構成更加複雜；二是可能出現資本干預輿論的情況。因此，需要特別注意防止資本控制意識形態領域。總之，在網絡空間裡，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需要將內蘊現代理唸的主流意識形態建設與大眾化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結合起來，消解各種意識形態中不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變化發展的成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積善求是，以便更好地為人們進行價值判斷和行為選擇提供根本準則，進而消解網絡虛擬公共領域去意識形態化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