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之夜，我呆坐在办公室，直到凌晨三点，震惊于食品安全又出严重问题，气得直流眼泪。联想到假疫苗、毒奶粉、虐童案等等，为祖国的花朵屡遭辣手摧残而痛心疾首。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廖显桂，在同学群里，在万里之外，表达了同样的切肤之痛。
他写道：苏丹红盐蛋、调白粉米粉、塑料驴皮、注水猪肉、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甲醛酒、砒霜火腿、牛皮纸猪肉馅、假粮种、染色黑毛猪……层出不穷。
假专家、假学历假征婚、假结婚、假离婚、假药、假球、假古董、电信网络诈骗、上大学冒名顶替，更有甚者，某三线城市副市长，居然也是假的……防不胜防。
廖同学呼吁：还我净土，纯我社稷。
可以说，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出了问题所在：不少国人，唯利是图，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有人说，这都是搞市场经济的错；这是一切向钱看的错。前半句我不赞成，后半句我完全同意。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这样的商业乱相。在它们的早期，原教旨资本主义也是一切向钱看的，那时候也是乱象丛生，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勃兴。
正是社会主义的思潮和工人运动，帮西方国家矫正了罪恶，走向了新生。
一，什么是做人的底线？
人类这种动物，不同于其他一切动物，一是脑容量很大所以特别聪明，二是体能弱一对一打不赢大多数哺乳动物。因此人类只能采用群居的形式，才能生存下来。
我们的祖先从树上下来那一刻，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群居的组织问题。其实群居动物如蚂蚁、蜜蜂、草原狼、角马等，都有这个问题，但它们都很好地实现了和谐共生。
它们没有文字，靠得是代代相传的、言传身教（注：它们是有语言的）的一套规则，用人类的眼光看，它们采用的是不成文法体系，但非常有效。
人类的个体要聪明的多，偷奸耍滑的、多吃多占的、妖言惑众的、装神弄鬼的、欺男霸女的……等等，绝对不是几个不成文的规矩所能约束的。
我小时候曾经长期观察过蚂蚁群的习性，在数万、数十万只蚂蚁中，根本找不到一只故意偷懒的工蚁，也没有一只工蚁要求多劳多得。
所以我一直在表达一个观点：地球上所有的群居动物，都是采取的社会主义的群居模式而生存的，这个流浪地球的每一条缝隙，都写着社会主义法则。
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只有人类，必须要有成文的系统法律，来解决对人的欲望的压制、纾解、尊重、顺应的工作，正像中国的先哲荀子正确指出的那样，
所谓法令，本质就是对人的欲望的节制。法律要对自然资源、生产性资源、生活性资源、劳动成果性资源，按照一定的等级和数量进行限制性分配设计，资源有限，欲望无穷，所以需要全面规范，由此延伸出一些道德底线。
比如盗窃可耻、借钱要还，杀人偿命；比如老师不能误人子弟，医生不得谋财害命，判官不许枉断是非；又比如官员不得以权谋私。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人类设立官员的本义，就是专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古今中外对官员的最本质、最起码的要求，没有什么理念还能超过这个概念。
这么多年来，看到一些利欲熏心的人一门心思想当官，说实话，我很恶心。
简单说，人类的法律系统，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岗位，都设定了最低标准的要求，不能突破，这就是做人的底线。如果大规模突破了底线，那就叫纲纪松弛，礼乐崩坏。
二，底线是如何丢失的？
在人类的管理思想中，有一种主张叫依法治国，还有一种主张叫以德治国。古代的法家，认为只要设定严刑峻法，严格执行，就能实现天下大治。
商鞅就是这样的观点，但是他自己为这种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朱元璋也是这样的观点，结果剥皮实草，杀了15万贪官，杀到手软，最后哀叹：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这说明，一味用强，重典治世，也很难达到目的。
孔夫子是主张以德治国的，他希望人人皆为圣贤，那就几乎不需要法律，恢复周礼即可。仁这个最高概念，就是“两人”相处的理想状态，也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原点和落脚点。
每个人都能够爱他人，当然社会也就万事大吉了。但这也有些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正确的治理天下的方式是，以德教化，依法治理，两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我国近现代经过了数次剧烈的社会转型，传统美德的教育出现过长时间的断裂，以雷锋、白求恩、陈永贵、王进喜、焦裕禄为支撑的红色道德价值体系也受到了冲击，而西方文明中优秀的道德价值体系，也没有被很好消化吸收。
于是，我们还缺乏一种融合中国的、世界的、红色的道德价值为一体的新价值体系，导致多年来德育出现断裂、粗浅、缺失、家庭各自为政或放任自流等问题。
改革开放，就是在主导价值观没有建设完成，全民价值观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很多人在迷茫、怀疑、颓废、甚至道德价值灭失的精神状态下，开始投身于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
由于绝大多数人不再躺在政府的怀抱，又缺乏社会保障，必须自己去面对生存的几乎全部压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机制开始是很不健全的），生存的恐惧使人很容易把钱看得很重很重。
信仰缺失，头脑空泛，为了生存，渴望致富的人们，很容易走向拜金主义。为了挣钱，一切底线都可以突破。
因为突破底线往往成本更低，挣钱很快。由于社会大规模转型，法制建设滞后，由于社会监管力量、道德建设力量也全面被市场化侵染，突破底线的人们往往并没有得到及时惩处。
更为痛惜的是，很多试图坚守底线的人，并没有及时得到肯定、救助。
比如不愿意为病人出具虚假检验报告以骗取钱财的医生，被所在医院的全体同事所抛弃，甚至没有一家医院愿意聘用她，她只能长期坐在医院的过道里，充当新时代的祥林嫂。
每到出了令人震惊的突破底线的案件时，人们都会指责制度有失，监管不力。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道德素质普遍下滑，猫鼠串通，那么，任何严密的监管制度和机制，都可能形同虚设。
没有道德的系统教育，就没有大规模的内心拥有崇高道德法则的人群，就没有对规则充满敬畏的人群，当然就会出现大量没有底线的作为，也找不到真正优秀的制度设计专家和坚守原则的优秀监督人员，底线就会一次次被突破。
自然，也就会一次次出现向孩子，这世界上最圣洁、最可爱、最天真、最没有辨别经验、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最好赚钱的、庞大的刚需人群，伸出黑手的丑闻。
三，如何重拾这条底线？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尽管很多人认为我有些书生气，但我还是坚持多年来的一个呼吁。
那就是，从现在开始，从娃娃抓起，我国要大规模对所有幼儿和少儿进行系统的道德教育，坚持为中华民族一代一代造就大批量的正人君子。
一条规则可以管住一百个君子，一百条规则管不住一个小人。唯小人难养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国家可以考虑不是把高中，而是把幼儿学前教育三年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出台从3岁到12岁的系统德育大纲，要把培养大批道德高尚、言行高洁的小公民，作为幼儿园与小学时期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全民疯狂地让孩子学知识学技能，唯独不学做人。
中国的幼儿教育与少儿教育，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就在这里。我们培养了众多聪明过人自私自利的孩子。而自私自利的孩子连父母都敢打骂甚至伤害，还有什么底线不能突破？
一个从来没人教育他拿别人东西可耻的人，一个小时候偷针受到称赞的人，他就有可能在当了官员后，躺在几个亿的受贿赃款上怡然自得，鼾声如雷。
从小看大，三岁看老，这是至理名言。
我一直致力于编写“高贵灵魂从小塑造”丛书，第一卷就是围绕立人（孝忠义仁礼）、立志（道德智勇毅）、立身（淡静廉俭善）、立威（诚信勤宽严）的20个概念展开故事讲述的。
我希望从中华传统价值中汲取营养，为孩子构建一个完整的原初精神框架。但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
如果国家能够组织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千百人，完成一个重要的人文科学研究工程，系统融合中华传统，世界文明，红色理想三者的精华，完成一部中华德经。
通过它，传导一种清晰的价值信念：那就是，我们到底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就像以色列人有一本《塔木德》，每一个孩子都要背诵。这样，每个人从小就会形成系统道德价值观念，再加上后来宗教的敬畏之心，社会完善的管理制度，突破底线的事情就会很少。
让我们的小学，滚滚涌出正人君子的胚子吧。
三岁是小人，六十非君子。完成了最早道德定性的孩子们，将成为内心保有坚强道德底线的高尚公民，这样的人去做事，将严格自律，这样的人去监管，将铁面无私。
当然，我承认，这有点远水不解近渴。
应急的办法是，所有监管过程，引入利益攸关方的监督，这比我们费九牛二虎之力完善制度，专门订立新的法律要节约成本得多，也有效得多。
比如，对于有人将腐败肉类加工给孩子们吃，监管可能疏漏，学校可能确实不知情，整个参与制作的所有人可能都没有底线，而不举报。但是，如果我们建立家长监督食堂卫生健康机制，问题就迎刃而解。
说句大家不生气的话，这些家长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未必都有底线，但是，涉及到自己的孩子，涉及到切身利益，他们会坚守底线。让利益攸关方参与监督，可能是目前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
两个都没有底线的人，因为利益彼此对立，却可能监督彼此守住底线。
我们用这样应急的办法，先度过难关，等第一批大规模的正人君子们从大学毕业后，我们就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我的同学廖显桂也就可以把自己文学的才华，用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物上了。
最后的结语
立即动手建设幼少儿道德培育大纲和中华德经，全面系统回答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道德情操的下一代，并且这种教程要长期稳定，最好百年不易，是一件最重要的教育工程。
从现在起，大规模培养下一代的道德意识，而且代代坚持统一同一标准，为祖国培养出滚滚而来、滔滔不绝的正人君子，合格公民，是消除大量突破底线、危害社会现象的治本之策。
目前的当务之急，一是尽量采取利益攸关方介入监督的新机制；二是对伪劣食品的制造提供者，尽快出台司法解释，比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判处死刑，杀一儆百；三是对相关责任人从重处罚，极大地增加违法成本，令后来者畏惧。
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把道德滑坡归结为某人某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民族道德的建设者，我们应该从自己做起，永远牢记刘备同志（在建设中华道德方面，他堪称同志）的那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让我们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