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之夜，我呆坐在辦公室，直到凌晨三點，震驚於食品安全又出嚴重問題，氣得直流眼淚。聯想到假疫苗、毒奶粉、虐童案等等，為祖國的花朵屢遭辣手摧殘而痛心疾首。
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廖顯桂，在同學群裡，在萬里之外，表達了同樣的切膚之痛。
他寫道：蘇丹紅鹽蛋、調白粉米粉、塑料驢皮、注水豬肉、三聚氰胺奶粉、地溝油、甲醛酒、砒霜火腿、牛皮紙豬肉餡、假糧種、染色黑毛豬……層出不窮。
假專家、假學歷假徵婚、假結婚、假離婚、假藥、假球、假古董、電信網絡詐騙、上大學冒名頂替，更有甚者，某三線城市副市長，居然也是假的……防不勝防。
廖同學呼籲：還我淨土，純我社稷。
可以說，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看出了問題所在：不少國人，唯利是圖，已經完全喪失了做人的底線。
有人說，這都是搞市場經濟的錯；這是一切向錢看的錯。前半句我不贊成，後半句我完全同意。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這樣的商業亂相。在它們的早期，原教旨資本主義也是一切向錢看的，那時候也是亂象叢生，導致了社會主義思想的勃興。
正是社會主義的思潮和工人運動，幫西方國家矯正了罪惡，走向了新生。
一，什麼是做人的底線？
人類這種動物，不同於其他一切動物，一是腦容量很大所以特別聰明，二是體能弱一對一打不贏大多數哺乳動物。因此人類只能採用群居的形式，才能生存下來。
我們的祖先從樹上下來那一刻，就面臨一個問題，如何解決群居的組織問題。其實群居動物如螞蟻、蜜蜂、草原狼、角馬等，都有這個問題，但它們都很好地實現了和諧共生。
它們沒有文字，靠得是代代相傳的、言傳身教（注：它們是有語言的）的一套規則，用人類的眼光看，它們採用的是不成文法體系，但非常有效。
人類的個體要聰明的多，偷奸耍滑的、多吃多佔的、妖言惑眾的、裝神弄鬼的、欺男霸女的……等等，絕對不是幾個不成文的規矩所能約束的。
我小時候曾經長期觀察過螞蟻群的習性，在數萬、數十萬只螞蟻中，根本找不到一隻故意偷懶的工蟻，也沒有一隻工蟻要求多勞多得。
所以我一直在表達一個觀點：地球上所有的群居動物，都是採取的社會主義的群居模式而生存的，這個流浪地球的每一條縫隙，都寫著社會主義法則。
這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只有人類，必須要有成文的系統法律，來解決對人的慾望的壓制、紓解、尊重、順應的工作，正像中國的先哲荀子正確指出的那樣，
所謂法令，本質就是對人的慾望的節制。法律要對自然資源、生產性資源、生活性資源、勞動成果性資源，按照一定的等級和數量進行限制性分配設計，資源有限，慾望無窮，所以需要全面規範，由此延伸出一些道德底線。
比如盜竊可恥、借錢要還，殺人償命；比如老師不能誤人子弟，醫生不得謀財害命，判官不許枉斷是非；又比如官員不得以權謀私。
我要特別強調一點，人類設立官員的本義，就是專門為公眾利益服務的，也就是說，為人民服務是古今中外對官員的最本質、最起碼的要求，沒有什麼理念還能超過這個概念。
這麼多年來，看到一些利慾薰心的人一門心思想當官，說實話，我很噁心。
簡單說，人類的法律系統，實際上對每一個人，每一個崗位，都設定了最低標準的要求，不能突破，這就是做人的底線。如果大規模突破了底線，那就叫綱紀鬆弛，禮樂崩壞。
二，底線是如何丟失的？
在人類的管理思想中，有一種主張叫依法治國，還有一種主張叫以德治國。古代的法家，認為只要設定嚴刑峻法，嚴格執行，就能實現天下大治。
商鞅就是這樣的觀點，但是他自己為這種變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朱元璋也是這樣的觀點，結果剝皮實草，殺了15萬貪官，殺到手軟，最後哀嘆：我想清除貪官汙吏，奈何早上殺了晚上又有犯的。這說明，一味用強，重典治世，也很難達到目的。
孔夫子是主張以德治國的，他希望人人皆為聖賢，那就幾乎不需要法律，恢復周禮即可。仁這個最高概念，就是“兩人”相處的理想狀態，也是一切人際關係的原點和落腳點。
每個人都能夠愛他人，當然社會也就萬事大吉了。但這也有些過於理想化了，實際上很難做到。所以正確的治理天下的方式是，以德教化，依法治理，兩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我國近現代經過了數次劇烈的社會轉型，傳統美德的教育出現過長時間的斷裂，以雷鋒、白求恩、陳永貴、王進喜、焦裕祿為支撐的紅色道德價值體系也受到了衝擊，而西方文明中優秀的道德價值體系，也沒有被很好消化吸收。
於是，我們還缺乏一種融合中國的、世界的、紅色的道德價值為一體的新價值體系，導致多年來德育出現斷裂、粗淺、缺失、家庭各自為政或放任自流等問題。
改革開放，就是在主導價值觀沒有建設完成，全民價值觀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很多人在迷茫、懷疑、頹廢、甚至道德價值滅失的精神狀態下，開始投身於激烈競爭的市場經濟。
由於絕大多數人不再躺在政府的懷抱，又缺乏社會保障，必須自己去面對生存的幾乎全部壓力（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的機制開始是很不健全的），生存的恐懼使人很容易把錢看得很重很重。
信仰缺失，頭腦空泛，為了生存，渴望致富的人們，很容易走向拜金主義。為了掙錢，一切底線都可以突破。
因為突破底線往往成本更低，掙錢很快。由於社會大規模轉型，法制建設滯後，由於社會監管力量、道德建設力量也全面被市場化侵染，突破底線的人們往往並沒有得到及時懲處。
更為痛惜的是，很多試圖堅守底線的人，並沒有及時得到肯定、救助。
比如不願意為病人出具虛假檢驗報告以騙取錢財的醫生，被所在醫院的全體同事所拋棄，甚至沒有一家醫院願意聘用她，她只能長期坐在醫院的過道里，充當新時代的祥林嫂。
每到出了令人震驚的突破底線的案件時，人們都會指責制度有失，監管不力。可是，大家想過沒有，如果道德素質普遍下滑，貓鼠串通，那麼，任何嚴密的監管制度和機制，都可能形同虛設。
沒有道德的系統教育，就沒有大規模的內心擁有崇高道德法則的人群，就沒有對規則充滿敬畏的人群，當然就會出現大量沒有底線的作為，也找不到真正優秀的制度設計專家和堅守原則的優秀監督人員，底線就會一次次被突破。
自然，也就會一次次出現向孩子，這世界上最聖潔、最可愛、最天真、最沒有辨別經驗、最容易上當受騙的、最好賺錢的、龐大的剛需人群，伸出黑手的醜聞。
三，如何重拾這條底線？
亡羊補牢為時不晚。儘管很多人認為我有些書生氣，但我還是堅持多年來的一個呼籲。
那就是，從現在開始，從娃娃抓起，我國要大規模對所有幼兒和少兒進行系統的道德教育，堅持為中華民族一代一代造就大批量的正人君子。
一條規則可以管住一百個君子，一百條規則管不住一個小人。唯小人難養也，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國家可以考慮不是把高中，而是把幼兒學前教育三年納入義務教育階段，應該出臺從3歲到12歲的系統德育大綱，要把培養大批道德高尚、言行高潔的小公民，作為幼兒園與小學時期的首要任務，而不是全民瘋狂地讓孩子學知識學技能，唯獨不學做人。
中國的幼兒教育與少兒教育，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就在這裡。我們培養了眾多聰明過人自私自利的孩子。而自私自利的孩子連父母都敢打罵甚至傷害，還有什麼底線不能突破？
一個從來沒人教育他拿別人東西可恥的人，一個小時候偷針受到稱讚的人，他就有可能在當了官員後，躺在幾個億的受賄贓款上怡然自得，鼾聲如雷。
從小看大，三歲看老，這是至理名言。
我一直致力於編寫“高貴靈魂從小塑造”叢書，第一卷就是圍繞立人（孝忠義仁禮）、立志（道德智勇毅）、立身（淡靜廉儉善）、立威（誠信勤寬嚴）的20個概念展開故事講述的。
我希望從中華傳統價值中汲取營養，為孩子構建一個完整的原初精神框架。但個人的力量太微不足道。
如果國家能夠組織中國最優秀的學者千百人，完成一個重要的人文科學研究工程，系統融合中華傳統，世界文明，紅色理想三者的精華，完成一部中華德經。
通過它，傳導一種清晰的價值信念：那就是，我們到底要把我們的孩子培養成什麼樣的人。
就像以色列人有一本《塔木德》，每一個孩子都要背誦。這樣，每個人從小就會形成系統道德價值觀念，再加上後來宗教的敬畏之心，社會完善的管理制度，突破底線的事情就會很少。
讓我們的小學，滾滾湧出正人君子的胚子吧。
三歲是小人，六十非君子。完成了最早道德定性的孩子們，將成為內心保有堅強道德底線的高尚公民，這樣的人去做事，將嚴格自律，這樣的人去監管，將鐵面無私。
當然，我承認，這有點遠水不解近渴。
應急的辦法是，所有監管過程，引入利益攸關方的監督，這比我們費九牛二虎之力完善制度，專門訂立新的法律要節約成本得多，也有效得多。
比如，對於有人將腐敗肉類加工給孩子們吃，監管可能疏漏，學校可能確實不知情，整個參與制作的所有人可能都沒有底線，而不舉報。但是，如果我們建立家長監督食堂衛生健康機制，問題就迎刃而解。
說句大家不生氣的話，這些家長在自己的工作領域，未必都有底線，但是，涉及到自己的孩子，涉及到切身利益，他們會堅守底線。讓利益攸關方參與監督，可能是目前最簡單最有效的辦法。
兩個都沒有底線的人，因為利益彼此對立，卻可能監督彼此守住底線。
我們用這樣應急的辦法，先度過難關，等第一批大規模的正人君子們從大學畢業後，我們就可以稍微喘一口氣了。我的同學廖顯桂也就可以把自己文學的才華，用到其他更有意義的事物上了。
最後的結語
立即動手建設幼少兒道德培育大綱和中華德經，全面系統回答我們到底要培養什麼樣的道德情操的下一代，並且這種教程要長期穩定，最好百年不易，是一件最重要的教育工程。
從現在起，大規模培養下一代的道德意識，而且代代堅持統一同一標準，為祖國培養出滾滾而來、滔滔不絕的正人君子，合格公民，是消除大量突破底線、危害社會現象的治本之策。
目前的當務之急，一是儘量採取利益攸關方介入監督的新機制；二是對偽劣食品的製造提供者，儘快出臺司法解釋，比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判處死刑，殺一儆百；三是對相關責任人從重處罰，極大地增加違法成本，令後來者畏懼。
我認為，我們不能僅僅把道德滑坡歸結為某人某事。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民族道德的建設者，我們應該從自己做起，永遠牢記劉備同志（在建設中華道德方面，他堪稱同志）的那一句話：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
讓我們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