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困扰我大半年的“白内障”终于被摘除了。换上了人工晶体。换上人工晶体的左眼，视力恢复到了零点六，右眼是零点三，过段时间，视情况而定右眼的手术时间。
从今天起又可以继续敲击键盘了。
老婆说我的“白内障”是看电脑，看出来的，是敲击键盘，敲出来的，不让我继续了。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趁老婆不在家，偷偷的干起来。
以下是住院期间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一、 侯教授接诊
我是在网上预约的。
在网上预约了四次，历时一个多星期，都失败了。最后，在朋友的提醒之下才预约成功。
在医院看病，谁都想找最好的、顶尖的医生，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西京医院眼科顶尖的医生，就那么四五个，这四五个，一般只是指导其他医生的工作，或者是疑难病症，才亲力亲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只是眼科的一般手术，主治医生或者副主任医师都能做，而且能做的很好。
我走了那些弯路，耽误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力求最好”的想法导致的。应该是找最适合你的，才对！后来预约了侯旭教授，一次预约成功。
侯旭教授，留美博士后，后又作访美学者多年。在西京医院眼科，任副主任医师，还兼职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的教学工作。多年来主刀“青光眼”、“白内障”的手术，无一例事故。
他不到四十岁，身材不高，带着一副近视镜，镜片后闪烁着和善、睿智的目光；他举止儒雅，是一位学者型的年轻医生。
他话不多，给我做完检查之后，他说：“做手术”。简洁、明了，没有多余的话。他的声音不高也不低，音质柔和、悦耳。待我同意后，他开了住院单，让我到住院部去排床位。
安排床位很顺利，星期五住院，周一做手术。
周五、周六和周日，三天全部是检查，然后决定手术方案和人工晶体。
周一手术，周二术后观察，周三出院。
在选择人工晶体上有一细节，值得记之。
一般的问题，都是主治医生处理的，但是，在手术方案的选择以及使用何种人工晶体方面，却是侯教授亲自和我谈。他说，人工晶体有八九百的，有三四千的，还有八千以上的……。他强调说，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只是所使用的材料和进货渠道不同罢了。我问他使用寿命呢？他回答，终身，便宜的、贵的，都是终身！我说那就请您选一个最适合我的。他笑了笑，轻轻地说，那就三四千的吧？又补充道，一般人都选这。我答应了。
“人工晶体，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寿命都是终身的”。以前，好像没有人这样讲过。大多数人都认为越贵越好。
以赚钱为目的的医院和医生，根本不会讲，然而，在西京医院，在西京医院眼科的诊疗室里，让侯教授讲了出来，还真让人感动！
二、大山里来的孩子
我入院的时候，在病房的一床，有一位从贵州大山里来的孩子。
他，长得白白净净，瓜子脸，个子高挑，刚满十五岁，身高就超过了一米七。成年后，一定是个美男子。
我是九点左右入病房的，我看见他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面朝墙，到了十二点，他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仍然是面朝墙，只是偶尔上卫生间去一下。
十二点过后，他的妈妈背着一个旅行包，左手拎着盒饭，右手拿着打扫卫生的工具，后边跟着十二三岁的一个男孩，进了病房。他一骨碌爬起来，接过妈妈手中的饭盒，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又帮妈妈卸下旅行包。
妈妈后边的哪位男孩是他的弟弟。
妈妈打开饭盒，把筷子递到他的手上，让他吃中饭。，他看着弟弟，弟弟也看着他。他犹豫了一下，就吃起饭来。刚吃了没几口，突然问，妈妈和弟弟吃了没有。妈妈说，你先吃吧，我们等一会再吃。那个男孩放下饭盒，不吃了！他坚持要将饭食分一半给弟弟吃。弟弟坚决不要，他坚决要给，妈妈在一旁擦眼泪。在他们的推让中，和后来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了，因为儿子住院，妈妈就给儿子“开了小灶”，买的饭食增加了鸡腿、大肉什么的。等儿子吃完后，她和小儿子再去吃比较便宜的。
他们住在贵州的大山里，夫妻俩在西安打工，两个儿子在老家读书，老家再没有其他的亲人，只有哥弟俩相互照应着。上学的时日里，兄弟俩吃住在寄宿学校，放假了，或者是，妈妈辞掉工作，回去照顾他们，或者是他们来西安，帮爸爸妈妈干点活，挣点钱，帮衬家用。
下午，下班后，小孩的爸爸来了，这次是他一个人，右手提着工具箱，左手拎着盒饭。
他招呼儿子吃饭。儿子一边吃饭，我们一边聊。
孩子的病是视网膜坏死。这个病得了好几年了。这次是急性发作，再也不敢再拖了。
他说，孩子几年前，病还不怎么重，在县医院看，他要求转院到成都的华西医院，或者是西安的大医院来看，但是人家就是不给开转院证，没有转院证，“合疗”就不能报销，就要自费，夫妻俩就拼命的挣钱，想等挣足了钱，来大医院给孩子看病，结果，一拖就是几年。说到这，孩子的爸爸，痛苦的低下了头……
这个男孩也是星期一上午做的手术，也是侯教授做的。那只病眼的眼珠虽然保住了，但是，看不见了。侯教授后来说，他尽力保住孩子的眼珠，只是想不让孩子破相，给孩子日后的生活留下一片阳光。
星期三，他和我一块出院。妈妈带着他和弟弟乘“高铁”，到成都，然后，再从成都回到他们贵州的大山里。我坐“地铁”回到我的家里。
我知道，九月份哪个男孩和他的弟弟，还要继续在大山里的学校里，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妈妈仍然要来西安打工；他们哪所学校操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会照样升旗。
三、王主任来查房
周二，是西京医院眼科主任例行的查房日。
其实，医生和护士们在周一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医疗器械的摆置，病历、护士日记的摆放，都井井有条，病房里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床头柜上只允许放置茶杯和药物，病人家属全部清理出病房……
医生护士们的工作是认真的、勤勉的。
八点刚过，王主任就带着眼科的全体医生来查病房了。
他穿着白大褂，带着卫生帽、眼镜和口罩，只能知道他的个头并不高，举止稳健，温文尔雅。
他先走到贵州那个小孩的病床前，查看小孩的病情，然后，又询问侯教授手术的情况。侯教授简洁、明了的做了汇报和说明。
王主任大概觉得这个贵州小孩的病，具有典型性，又从病理的角度阐述这种病的病变、发生、及后果；还具体的阐述了，这种病的预防及其对眼镜的保护措施。他强调：这类病，发病在一个眼球上，这只是现象，根本问题是，看起来很好的那只眼球，也已经染上了病毒，如果，我们的医生预见不到这一点，或者看不到这一点，没有采取防范措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这个小孩的另一只眼睛出了问题，那是我们西京医院的失职，也是我们西京医院的耻辱……
听到这，我鼓掌了。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鼓掌，大家都看着我。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我也因为打扰了主任的教学而羞愧。羞愧归羞愧。但是，我还是愿为王主任而点赞。
当今社会，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是一个人性扭曲的社会，更是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不少教授、专家、学者，心甘情愿的做“利益集团”的“犬儒”，而忽悠百姓；专家们为了什么虚幻的价值观，满嘴跑火车地胡乱点评国际时政，对一次次的误判、错判而毫不脸红，仍然在大言不惭地误导国民。
这个社会充满了恐吓、欺骗和讹诈。
高官们和富豪们无不寻思着转移财产于国外；“戏子”们一遍又一遍地演绎着盛世太平，小小老百姓是“小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满足于酒足饭饱；主流媒体毫不负责的梦呓着“厉害了——我的国”。
全不顾危机已经悬挂在头顶，谁也逃脱不了！
王主任，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在为病人的十年、二十年之后着想。我为他点赞。
我要为我的国家祈福——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死绝！
中国需要更多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中国的脊梁，中国的希望！
2018-7-19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