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坎通纳在The Players' Tribune上更新了一篇亲笔信。这一次，这位曼联国王并没有像很多球员那样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历程，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讲述了一些家族往事，并以更高的视角号召足球应回归于其本身的意义。全文如下：
足球会给予你人生的意义。我一直深信这一点。
但你的人生，你的故事，你的存在，它们也同样给予足球意义。
这一次，我准备写一些此前从未说过的话题。我需要为你讲一个故事，一个让我成长为如此模样的故事。故事的开始甚至要追溯到我还未出生的岁月。
我们要从尚处于西班牙内战时期的1939年讲起。我的外公成长于巴塞罗那，在那场残酷的战争迎来苦涩的结局前，他一直在抵抗独裁者弗朗哥的势力。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他成了被通缉的人。在弗朗哥麾下的国民军战士包围巴塞罗那之前，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逃脱。危急之下，他必须要徒步穿过比利牛斯山来到法国，为此他甚至没有时间好好与人道别。但这就是他要面对的结局，活着或是死亡。
在他离开之前，他见了自己的女朋友，并问她，“你是否准备好跟着我一起走？”
当时他28岁，而她只有18岁。对于她而言，这个决定意味着她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人、朋友，告别熟悉的一切。
但是她说，“好，当然准备好了。”
这个人就是我的外婆。
残酷的战争令很多西班牙人流离失所，本图为“墨西哥手提箱”摄影展中的一张拍摄于滨海阿尔热莱的照片
他们一起逃至位于法国海岸线上的滨海阿尔热莱的难民营。当时那里接收了超过10万名西班牙难民。你能想象到如果法国人拒绝接收他们将会是怎样的情景吗？不过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们用同情心对待着这些难民，在人道主义的光环下，人们总会向受难的人们展现出同情与怜悯，并施以援手。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些难民得到了一个去圣艾蒂安康塔累斯修建一座大坝的机会。移民的生活从此开始。你必须要去该去的地方了，你也必须要做你该做的事情了。因此他们共同来到那里，开始了新生活。
几年后，我的母亲出生了，随后他们举家搬至马赛生活。
这是一段与我血缘有关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之后，才诞生了如今的我。但这段往事在我的脑海里却也如一段飘渺的梦一样。由于处境艰难，他们在经历这段艰难的岁月时只有故事，没有任何照片记录，因此这些往事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在2007年，摄影家罗伯特-卡帕著名的“墨西哥手提箱”在墨西哥城内的一座房子里被找到。在里面的旧盒子中，留存着西班牙内战时期的4500张底片，而它们已经遗失了超过60年的时间。没人知道这些底片，这个手提箱是如何来到墨西哥的。
“墨西哥手提箱”中的内容很好地反映了那个十分匮乏影像资料的年代里战争的残酷性
我对此十分好奇，于是赶在他们在纽约举办关于这个手提箱的摄影展时，我带着妻子一同前往观看。
这其中绝大多数的照片都只是以微小的底片形式展出，足有数千张。你必须要借助放大镜才能看清它们。但在位于影展中心位置放置的一些图片则非常巨大，甚至几乎有三米高。照片中人的尺寸被放大至真人大小。看着这些照片，你甚至有种能够触碰他们的感觉。
而我也是在这里见到了自己的外公。这看似不太可能，不是吗？
但他却真的以一个年轻男子的形象呈现在那里。我深信那就是他，但我并不能完全确定，因为我在很小时候就不曾再见过他了。因此，当这次展览一个月后转至法国举办时，我让母亲也去看一看。
他又一次出现了，以一个年轻男子的形象呈现在展览中。
我说，“真的是他吗？”
母亲说，“是，就是他。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翻山越岭的。”简直不可思议。
想象一下，倘若外公没能成功的话将会如何，倘若外婆没陪伴在外公身边又将会如何。或许此后连我的母亲都不存在，更不要说之后的我了。然而，这只是我要讲的故事的一半，此外还有另一张照片影响了我的人生。
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同样也是移民。1911年，由于贫困，他们从撒丁岛逃至法国避难。在来到法国后三年，我的曾祖父受到服役征召，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深受毒气伤害的他在晚年为了更通畅地呼吸，甚至要抽桉树叶。
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法国士兵的身份参战，他在战争结束返家后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最终，他攒够了钱，在马赛市区的某个小山顶上买了块地，那里还有一个小洞穴，而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差不多是十几岁的年纪。尽管我的爷爷会建房子，但在需要建造时间的那个阶段里他们还需要住处，所以他们要怎么办才好？很简单，他们在洞穴内住了两年多，甚至只能用炉灶来取暖。当家人们讲起这种“过去的故事”时，你总会感觉有些飘渺而不切实际，但的确有一张拍摄于1956年冬天的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我的爷爷奶奶以及父亲一同在洞穴里，裹着毛毯取暖。
爷爷从洞穴外开始，年复一年地一点点建起了房子。他先做了一个壁龛，接着是一个小平台，然后再在其上方为我父母建造了一座房子。那是我成长的地方，也是我继承了的地方。它自然也融入了我的血液。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就有要抗着10个沙袋到小山上的房子旁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们仍未彻底完成修建，而我每次都必须要做完这些后才能踢球。当时，父亲白天会继续修建房屋，而晚上则会去精神病院做护工。即便这些记忆只是往事的碎片，但它依旧有着特别的含义。
父亲去那家特别的医院做护工是因为他自己的教父当时是那里的病人。教父的名字叫苏维尔，同时还是我奶奶的哥哥。他曾在二战期间被投入狱中长达五年，这段经历所带来的创伤最终令他住进了爱德华-图卢兹医院。我的父亲与苏维尔颇为亲近，并受他的影响成为了一名照看精神病人的护工。最终他得以与自己的教父同处一间病房，每晚照顾他。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过去，我的藏在心灵身处的故事。我曾在世界各地驻足过。实际上，为了重新拾起家族的历史，我去年刚刚在撒丁岛买了一块农地。不过对我来说，我始终会全心全意地爱着马赛这座城市，因为正是在这里的记忆塑造了我。它永远是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地位的城市。
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会这么踢球的时候，这就是答案。足球赋予人生以意义，没错。但人生也同样会赋予足球以意义。我几乎从未讨论过这些往事，尤其是关于我父亲的教父这一段。这些话说起来很难。而当我谈论起这段故事的时候，似乎有天使在与我做着沟通一样。但我分享自己的这些故事是出于一个重要的原因的。
在我们如今生活的这个时代中，仍有很多人受到贫穷、战争等影响及困扰，甚至是需要移民。如今，全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没有钱买一个足球，更不要说花上200欧元去现场看一场英超联赛，或是花上400欧元在电视上看足球比赛了。足球是人生中最伟大的老师之一，它也是人生中最伟大的激励者之一。但如今足球的商业模式却忽略了这世界上太多太多的人了。
贫民区需要足球，而足球也需要贫民区，两者的需求是一致的。我们需要支持、鼓励足球以更可持续、更积极、更包容的姿态存在，而我会为此尽一切努力。这也是我加入到“共同计划”运动，并成为他们第一个导师的原因。“共同计划”的目标是将整个足球产业中1%的收入投入至草根足球慈善机构，如今已经有超过60名球员承诺将自己薪酬的1%捐献给该计划。更美好的是，这其中既有来自豪门的球员，也有来自小球队的球员，除男足球员外也有女足球员，他们遍布全球不同地区的联赛。
坎通纳成为了由马塔所发起的“共同计划”的首位导师
足球应该是属于所有人的。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在这项运动中处于舞台最中央的人们自然也应该团结起来，为足球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发挥作用。我们所有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是移民还是世世代代的当地人，都应该在足球运动中找到同样的快乐与喜悦。我们用同样的语言交流，我们也用同样的情绪释放自我。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为那支曼联效力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你表现得那么好？”
人们总想听到内容丰富的答案。我想，他们应该是希望能够从中探究到某些秘密吧。但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弗格森爵士非常擅长一件事：在数小时的努力之后，无论何时我们登场比赛，我们总能自由地踢球。我们可以在比赛中充分地感受到这种自由，可以向我们想要区域进行跑位，以我们想要的方式比赛。
我只能享受这样的足球。
但如果没有自由的话，足球将会怎样？
因此，请大家允许我对那些负责运行、经营这项全球性运动的人——球员、经纪人、赞助商及各组织机构等提出同样的问题。
如果足球与自由无关的话将会怎样？
如果人生没有自由的话将会怎样？
人生的意义又是如何？
我想我们都会认为，我们可以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到更多。
写到这里，相信你已经了解了我的过去。我来自于一个有着移民、叛逃者、军人以及工人的家庭。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但对我来说，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我们能够在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寻找到真正的快乐。
这或许是家人们一起共进的一次简单的野餐，我们三双袜子卷成球后再用一根鞋带系好的一个球，大家顶着阳光一起踢着、玩着，然后躺在草坪上。我们惊叹于这一切，却也习以为常。
当我在30岁那年决定退出足坛时，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做了件对我来说意义特别的事情。我去了那座外公外婆在1939年必须逃离的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
是的，我去了巴塞罗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