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來中國乒乓球隊一直人才濟濟，但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板領跑、百花齊放的局面相比，如今是兩面弧圈佔據了主流。作為特殊打法中的一員，曾經擔任中國乒乓球隊領隊、中國乒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國際乒聯技術委員會主席的姚振緒向我們講述起那個百花齊放年代的故事。
第26屆北京世乒賽，中國男隊以快攻打法挑梁，首次捧起斯韋思林杯。
百花齊放中的特殊打法很難定義
如果要給特殊打法下一個定義，這恐怕很難。在我看來，能夠稱得上特殊打法的，應該有這樣兩個“少”的特點——其一是使用這種打法的人少，其二是用這種打法打比賽輸得少。
王傳耀是我國早期直板兩面攻的代表
既然是特殊打法，必然是不隨大流的。大流是什麼？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直板快攻打法就是大流。在李富榮、莊則棟的年代，左推右攻幾乎佔了百分之八九十，兩面攻僅佔百分之十左右，但我們並不能說兩面攻就是特殊打法，因為用的是同樣的球板，只是在進攻打法上略有區別，一個是單面攻，一個是兩面攻。
在當年為什麼說張燮林可以稱為特殊打法，因為他第一個用到了長膠這個特殊的球拍，加上他自己獨特的直拍削球打法，才能稱之為特殊，才能成為“秘密武器”。其實後來各個時期中國隊的“秘密武器”都可以稱得上特殊打法。
從器材層面講到特殊打法，多數都和膠皮的顆粒有關。同樣作為顆粒膠，普通膠粒只有1.2毫米左右高，但長膠可以達到1.6到1.8毫米，打出來的球軟，速度不快，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到現在盧森堡的倪夏蓮憑藉顆粒打法的優勢，仍然能在歐洲的一線打球，還能參加奧運會。
此外，我們經常提到的正膠和生膠，在國外統稱為顆粒膠。我們國內分為正膠和生膠，是因為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的橡膠依賴進口，我們自己造的膠皮實際上由於原料少，工藝精度不夠，形成了一種雜質多、含膠量相對較少的混合橡膠，就是所謂的正膠。而當時主流的顆粒膠用的橡膠含膠量高，呈透明狀，也就是我們說的生膠。拿鞋底打個比方，我們自己生產的是解放鞋的底，硬一些，而別人用的則是“牛筋底”，軟一些。但就是因為這個硬的特性，我們的正膠膠粒控制和旋轉都比生膠強，能夠拉出小弧圈，像李赫男、馬金豹就是如此。第28屆世乒賽，李赫男正是憑藉正膠小弧圈，幫助中國隊贏了羅馬尼亞。
除了器材上的“與眾不同”外，我認為打法的百花齊放也要包括打球快慢節奏的變化。乒乓球就是這樣，儘管多數情況下都是快的贏慢的，但是有時候慢的也能贏快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快慢結合、節奏的調整也是一種特色。這一點在我們雙打組合中就很明顯，我們原來雙打併不好，韋晴光/陳龍燦第39屆世乒賽拿了冠軍，又在1988年奧運會拿了冠軍，呂林/王濤在1992年奧運會上奪冠，都是一快一慢，一個打速度一個打旋轉。後面的劉國樑/孔令輝是一快一轉，王勵勤/閻森則是一左一右，一個穩一個兇，這些在某種角度來說，也算是特殊打法。
我也差點成了“秘密武器”
我進少體校的時候打的是直拍進攻打法，那時候橫拍防守打法稀缺，我才改打橫拍的。1963年我獲得上海市第一名，也是上海歷史上第一個橫握球拍防守打法的運動員。1965年，我來北京集訓的時候，正手用的是膠粒較短的正膠膠皮，反手後來換上膠粒稍稍有點區別的膠皮，利用兩面膠皮微弱的差異，我正反手就可以倒板打削球，所以當時我也可以牽強附會地算一個特殊打法。
由於我用的球板是單膠皮，沒有海綿，所以在進攻上殺傷力就更大。只是我這種打法很費球，我記得曾經練一個小時打碎了6個新球。當年日本的長谷川信彥放高球很厲害，但他只要放高球起來，我一點也不怕，一板兩板準能打死。我在國家隊作為特殊打法的時間不長，後來由於全國政治運動，比賽停滯，我的運動生涯就沒能再進一步。
現在來看，我這種打法在當時也有侷限，第一，當時我的球拍兩面顏色有差異；第二，兩面膠皮的性能差距不大。再後來梁戈亮把正手膠皮改成反膠，反手換上長膠，這樣正反手的差別就大了，再加上倒板進攻，整體就更全面了。
特殊打法曾助中國乒乓渡過難關
在中國乒乓球的歷史上，特殊打法是有功的，當我們傳統快攻這種主流打法遇到問題的時候，是特殊打法幫助中國乒乓渡過了難關，特別是在團體比賽中。
第25屆世乒賽前後，中國乒乓界提出了百花齊放的觀點，因為看到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打法，中國也不能光有一種。我們當時的左推右攻是世界上最快的打法，第26屆世乒賽是中國快攻的全盛時期，男團靠三個快攻拿了冠軍。但是在那一屆單打比賽中，張燮林就冒了出來。第27屆世乒賽上，張燮林的削球建了奇功，把最主要的對手日本隊打得潰不成軍。後來我們在第28屆世乒賽女團決賽上用了林慧卿、鄭敏之，幫助中國隊第一次捧起了考比倫杯。再往後，第31屆世乒賽上了梁戈亮，第33屆上了陸元盛，第34屆上了王俊和黃亮，都是很成功的“秘密武器”。
蔡振華的特殊打法，給對手以信心上的打擊。
第36屆世乒賽，蔡振華用了顏色一樣但不同性能的兩面膠皮，從防守改為進攻，這在當時也是一種特殊打法。而且他的打法不光是贏分的問題，而是從信心上給對手打擊，別人遇到這種打法就發怵。此後三屆世乒賽，我們男團都拿了冠軍，但是這個時期除了陳新華之外，沒有好的削球手出現。中間用過樑戈亮，但是他打的時間太長，對手都習慣了，也就稱不上特殊打法了。
直到第43屆天津世乒賽，丁松出現了。丁松的特點在哪裡？記得金擇洙曾經說過，“丁松那叫守球嗎？那是攻球啊”！可作為一個削球手，丁松為什麼進攻那麼好？我曾經和丁鬆開玩笑說，這要拜抽菸這個壞毛病所賜。因為這個毛病，丁松兩次被國家隊調回上海。打削球的運動員都有一種心態，對手能拉能扣，我才有勁頭好好練；省市的隊員水平差，你都不會扣，我還跟你削什麼？乾脆練攻球。丁松在上海整天打攻球，訓練的內容變了，而且他離開遠臺了，動作舒展了，球全是拉到底線的，很難擋。天津世乒賽，如果卡爾松碰到的不是丁松，而是王濤或馬文革，結果可能就很難講。
特殊打法受到特殊保護的60年代
為什麼中國的特殊打法多？第一是因為我們的舉國體制，有教練指導，有人陪練。特殊打法要成才是很難的，比如拿著長膠打攻球，沒人陪練是打不出來的。另外一點，中國人對於制勝規律研究得很透徹，主動進攻可以得分，對方失誤我也可以得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特殊打法的目標就是讓對手失誤，甚至超過自己主動得分。
上世紀60年代，我們是非常看重削球的，一般男女各16名運動員去參加世界比賽，以第28屆為例，削球去了3個人，比弧圈球還多。在1963到1966年這段時間，中國乒協規定每個球隊必須有一名削球運動員。還記得1966年在上海舉辦的全國錦標賽上，浙江隊當時的削球手因為參加四清運動下農村了，無法參賽，隊伍緊急跑到少體校找了個剛學會削球的小朋友。那時候的浙江隊是很強的，有吳小明、周樹森、徐阿科3個國家隊隊員，但比賽要求削球手上場率達到百分之五十，結果這個“三老帶一新”的陣容毫無意外地輸得很慘，只得了第21名，上海二隊當時是第6名。
半年以後日本隊來訪，他們當時是世界亞軍，和上海隊打了個4比5。緊接著日本隊又到了浙江，本來以為打中國第6還有的打，打第21肯定沒問題，結果居然還是輸了，當時荻村差點昏過去。
2016年裡約奧運會，國際乒聯官員們與見證乒乓歷史的前輩姚振緒合影留念。
再談百花齊放必須強調創新
特殊打法和器材有關，和年代也有關，現在這個時代，信息渠道太多，少見也不再多怪，“秘密武器”也就不容易出現了。另外一點，特殊打法的訓練過程是很苦的，成材慢，現在是個講實惠的時代，沒有家長想讓孩子練特殊打法了。
但是我仍然認為百花齊放應該提倡，乒乓球本身是有這樣的特點的，即各種打法都有取勝的可能——快可以，慢也可以；低可以，高也可以；主動進攻是得分，抓住對方失誤也是得分。對有一些對手，可能進攻就不行，打守球就可以贏。上世紀70年代本格森訪問中國的時候，我看了一場他和郭仲恭的比賽，他打守球很差，那時候如果中國隊有一個好的守球就能贏。所以在我看來，百花齊放不但是取勝對手的需要，也是整個乒乓球界的需要。
在現在這個時代再提倡百花齊放，我認為有這樣兩方面要有所改變，一是訓練方法，二是思維模式。訓練方法上，量變才能有質變，作為特殊打法更要保證一定量的專項訓練。而這個專項訓練除了教練直接抓之外，還可以利用一系列高科技的機器，比如打削球用機器練是很好的方法，尤其是在一個新動作的動力定型階段，不但節省人力還可以穩定地完成訓練內容。訓練方法之外，思維模式的創新更為重要，如果想百花齊放，就要解放思想。以前我們提倡“快、準、狠、變”，後來弧圈球來了，我們加上了“轉”這個要素。接下來，在打球的思路上我們仍然要不斷拓展。現在人們經常會感嘆許昕的球怎麼可以這樣接，如果按照原來的思維模式，我們恨不得在運動員身後放個火爐，也不能讓直拍運動員退臺這麼多。但現在許昕就可以往後跑，而且跑得很快，這也是一種技術風格上的大膽嘗試。
2020年，人工智能乒乓球訓練機器人在中乒院訓練場上崗。
毛澤東曾說過，“人類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這個歷史永遠不會完結”，打球也一樣，以前不能這麼打的、不敢這麼打的，現在能做到了，就是好東西，多高的難度都有實現的可能，我們要懷著一顆不斷創新的心。
